民調有好的、壞的和醜陋的

2020美國總統大選讓不少民調專家嚇出一身冷汗，甚至有評論認為「民調機構已如一片廢墟，應該被炸毀」。用詞會這麼激動，正因為選前多份民調都沒有掌握川普的支持度居然和拜登拉得這麼近，明顯錯估拜登對川普的領先優勢。前《華郵》專欄作家還特別寫了篇文章，題為：「我們對這次選舉仍知之甚少——除了媒體和民調再次搞砸之外」，主要就是在批評選舉民調失准。

那段時間，美國老字號民調機構皮耶研究中心也做了檢討，對比了選前最後階段的民調和最後結果，落差最高者竟差了約8個百分點（選前民調──拜登勝川普12個百分點，選舉結果──拜登贏川普4個百分點）。這樣的差距，在美國民調圈來說，已到很難接受的地步，當然引來諸多對民調是否已很難反映實情的懷疑。

例如，雖然美國兩黨紅藍板塊仍舊非常明顯，但川普支持群眾多半被低估，原因之一在白人民主黨支持者的表態率一直都高於白人共和黨支持者，這已有可能讓民調形成誤判。另外，在現代選舉愈加複雜化和愈加極化下，一黨實際支持者人數、不同議題發聲權等等，也都會直接影響民調的準確性。

民調準確與否，牽涉到新的社會型態、調查模型、問卷設計和受訪媒介，但終究可以找到更適切表現民意的科學發法，「失准」至多是讓之前「好的民調」因為未能如實反映現實，而變成一個「壞的民調」，只要經過技術性修正調整，還是有可能重新成為具有一定參考價值的「好的民調」。

問題就在當下「好的民調」和「壞的民調」之外，其實還有「醜陋的民調」。這是之前《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迪翁（E.J. Dionne）所做的分類。其實不只迪翁，美國政媒圈早有發現，在過去選舉中，一些「民調」的存在，並不是為了反映民意，而是為了操縱民意，它們確實會刻意利用誘導式的問題，去獲得特定人想要得到的答案，當別有用心的利益集團委託民調公司，對受訪者發出誘導式問題，從而回收「科學證據」，以證明公眾意見和他們一致時，就是直接在貶損民調的公正信，進而在「好的民調」和「壞的民調」之外，又創造出「醜陋的民調」。

「醜陋的民調」最顯著表現，就是同時操縱調查的提問和結果，並以此呈現出一種並不存在的趨勢，好滿足特定人群的想法和需求。當政治問題一再被充滿誤導性的民調掩蓋真實公眾意見，民調公信力受損還在其次，直接遭到挫敗的就會是建設很困難，但卻很容易被破壞的民主審議。任何有心維護民主制度者，都會認為這種現象茲事體大。

過去，美國不乏倡議民調可信度的組織，不斷提醒民眾如何判斷民調的可信度，例如某機構公布某份民調，除了其結果，也應該要理解這個民調機構「怎麼問問題」（通常這是刻意誤導的第一步）？以及它的「抽樣方法」是什麼？民調「目標群」是誰？最後，就是「誰資助這份民調」，尤其當資助團體和競選活動相關人有利害關係，這樣的民調如何取信大眾？

台灣正值總統大選，各機構民調發布相當頻繁，近期則有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提出所謂「國民黨內參民調」，指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已經追上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緊追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然後，很快再有媒體人說亦有另一份「內參民調」，其中侯友宜和對手的差距原來非常大。若依照民調可信度判斷準則，則上述僅僅提供「說法」的民調，或已完全無參考價值。

另外就是「兩岸圓桌論壇」理事長張顯耀近日也發布總統大選民調，指柯文哲以34.4%支持率，贏過賴清德的27.2%和侯友宜的12.3%。在誰最有能力維持兩岸和平、避免戰爭提問中，柯文哲則以33.6%持續居冠，之後是賴清德23.2%、侯友宜19.1%。有媒體曾經報導，由「張顯耀創設的圓桌論壇協會，在北京舉辦首屆兩岸民間圓桌論壇（2018年），此平台得到（中國）國台辦大力支持，並與大陸商務部、發改委等多部門對接…」則無論張本人一路以來「顯耀的政治背景」和他所代表的「圓桌論壇協會」，皆具有高度特定政治色彩，這對民調可信度來說，難道不是一種雙重否定？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