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難中最先餓死的，都是那些順從的愚民」

宋熙錫（Song Hee-suk）是朝鮮的模範市民。「我只為金正日元帥和祖國活着」，她不久前說。「我從無他念。」她對政權的熱愛讓她看上去像是宣傳影片的女主角，她也確實有點像。她面相飽滿，讓人看不出營養不良；嘴巴微弓，使人讀不出內心憂鬱。 

宋夫人有4個孩子，在咸鏡北道省的一家朝鮮服裝廠的托兒所中工作，每周工作6天，每次輪班10小時。北朝鮮大約20%的男子在武裝部隊服役，女人負責維持工廠運作。宋夫人經常背着一個小孩，身邊還帶着一兩個孩子上工。孩子們白天在托兒所度過。下班後，宋夫人還必須到工廠禮堂參加數小時的政治學習。周五晚，她要做很長時間的自我批評。這個環節中，單位的工人輪流站起來，向同事坦白自己做過的錯事。宋夫人經常說，她害怕工作的不夠努力。宋夫人是她所在的居委會的主任，在工廠工作以外，她還要負責安排公共事務，以及匯報違反官方政策的非法活動。 

我在2004年第一次遇見宋夫人（她在這裡改名換姓）。那時她59歲，已經定居韓國首爾2年。她的大女兒玉熙（Oak-hee）把她帶出了朝鮮，玉熙女士多年來一直公開表示對朝鮮政權的厭惡，2002年3月，她設法叛逃到韓國。宋夫人告訴我，她離開朝鮮只是為了她女兒，直至她離開那天，她還是個真正的信徒。甚至她的三個家庭成員——她的丈夫、婆婆和25歲的兒子一一餓死後，宋夫人還是堅信朝鮮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我當時只是想，是我的錯，我不能為他們做出貢獻，」她說。「我從來沒想過這是政府的錯。」直到後來她才認識到，「最先死去的就是那些順從聽話，善良老實的人。」 

宋夫人過去每月去兩次公寓附近的食品分發中心。她提着兩個塑料購物袋，排隊站在不起眼的商店前台外面，等待早上10點金屬大門搖開。每個人都安排了固定的日期——宋夫人是每月第三天和第十八天—— 但通常要徒勞等上幾個小時門才會開。門裡面是一所沒有供熱的小屋，屋裡是白色的混凝土牆，一位神情不快的婦女坐在一張布滿賬本的桌子後面。宋夫人會遞上她的糧票，一小疊鈔票和服裝廠開給她的證明她完成了工作任務的小票。營業員會計算她的糧食定量——她和她丈夫每天七百克，她丈夫長博(Chang-bo) ，是咸鏡北道省廣播站的記者；她婆婆每天三百克（退休人員得到的更少）；住家的學齡兒童每人每天四百克。如果家裡有人離開，宋夫人要告訴營業員，相應的糧票會被扣除。然後營業員把三份收據蓋章，其中一份交給宋夫人。倉庫後面儲藏的桶，裝滿了大米，玉米，大麥和麵粉，另一個營業員稱足了口糧，然後放入宋夫人的塑料袋中。 

製作朝鮮泡菜的洋白菜在秋季出產。泡菜用辣椒醃製白菜而成，是朝鮮人的民族食品，可以吃整個冬季。宋夫人說每家中每個大人得到70公斤白菜，小孩每人50公斤，對於他們家來說總共可以得到410公斤。她要用一周的時間準備泡菜。白菜用鹽醃製，加入紅辣椒，有時也加入豆醬或者小蝦，然後儲藏在高高的泥罐里。長博協助她把泥罐放入公寓樓邊上倉庫的地下室里，那裡每家每戶都有一個儲藏柜子。傳統的做法是把泡菜埋在花園裡，這樣它們既能冷藏又不會結凍。但是在倉庫地下室，宋夫人和她的丈夫只是簡單地把一些泥土裹着泥罐，然後放入儲物櫃，然後鎖上。偷泡菜的人在清津很常見。

宋夫人有三個女兒，她經常吹噓她做的泡菜是周圍鄰居中最好的。她喜歡烹飪，而丈夫喜歡品美食，他們兩個幻想自己就是美食家。她的水平自然是有限的——朝鮮人沒嘗過外國菜——但是朝鮮廚師頗有創意。新鮮季節性的東西，用大米、玉米和大麥混合，用紅豆醬或辣椒粉拌上。招牌菜是冷麵，這道菜的製法是把蕎麥麵放入肉湯中，然後不同地區的人還會加點水煮蛋、黃瓜或者梨。如果太忙，宋夫人就從商店裡買麵條，如果不忙她就自己做麵條。節日期間，利用從公共分發系統買來的有限的原料，她會做炸菜(twigim)，這是一種輕脆的油炸蔬菜。她丈夫生日的時候，她用大米做香甜的糯米糕（deok）。她也做玉米酒。 

多年後回顧那些日子時，宋夫人不能精確的記起她的票薄是什麼時候消失的——1989，1990還是1991。她開始更早地去排隊，凌晨1點就去了。當營業員把購物袋交給她的時候，她不需要往裡面看看就心生失望，因為東西比過去輕了。首先消失的是大米。油以前一直是零星供應，但是自那以後就永遠不會出現在袋子中。國家供應的大白菜也不再有了，因為沒有燃油開動卡車。宋夫人不得不步行到附近的農村，挑選白菜，然後用手推車推回家。她沒有怨言。「如果我大驚小怪，他們早就來把我抓走了，」她後來跟我說。 

糧食補貼曾被認為是朝鮮制度的最高成就。仿佛是回應赫伯特·胡佛1928年總統競選中提出的口號「家家有雞吃」（共和黨的夢魘），朝鮮的創始人金日成承諾，要讓朝鮮人吃上大米，他1950年代創造了一個口號「大米就是社會主義」。稻米，特別是白米，一直來都是朝鮮人喜愛的食物，但是朝鮮氣候太冷、山地太多，不能出產足夠的大米供養人民，因此大米在朝鮮是奢侈品。然而，1945年，朝鮮半島分裂後共產主義朝鮮引入公共分發系統，確實供應了穀類食品，其數量多少根據官階和工分詳細規定。在國家假日，比如金家生日時候，可能還供應豬肉或者魚乾。 

1980年代金日成逐步把權力轉交給兒子金正日，兩人都採用「臨場指導」處理國家問題。父子二人是從地理到農業各方面的全能專家。某天，金正日決定，將土豆取代大米作為國家的主食（「我們應該開始將土豆革命視為意識形態革命，」官方《勞動新聞》報道）；隔日，他會決定國家應建鴕鳥農場。 

朝鮮的自給自足名不副實，有賴於鄰國的慷慨援助。共產主義國家集團把物品以優惠價賣給朝鮮。朝鮮獲得廉價的燃油、大米、肥料、藥品、工業設備、卡車和轎車。醫療設備來自捷克斯洛伐克；地鐵車廂來自東德。金日成嫻熟地挑撥中蘇關係，利用兩國對立獲取儘可能多的援助。就像古代帝王一樣，他從鄰國獲得進貢：斯大林給他送來裝甲豪華轎車，毛澤東送來鐵路車廂。 

到了1990年代初期，朝鮮無法給俄羅斯支付高達約100億美元的債務。後者對此失去了耐性，遂決定，朝鮮必須以世界通行價格而不再是以「友情」價格購買蘇聯出口物資。最後，供應朝鮮四分之三進口燃油和三分之二進口食品的中國人，也要求朝鮮預先支付現金，雖然中國人一向認為兩國「唇亡齒寒」。 

很快，朝鮮陷入生產力下降的惡性循環。沒有廉價燃油和原材料，朝鮮無法讓工廠保持正常運轉，這意味着沒有貨物可供出口。沒有出口，就沒有硬通貨，然後燃油進口會更少，電力供應也會下降。由於需要電泵抽水，煤礦也無法運作。煤炭短缺更加惡化了電力短缺的狀況。 

朝鮮是地球上最後一個在集體農莊裡種植所有副食品的地區。國家徵收所有的農業產出，然後把一部分返還給農民。但是，對於朝鮮這樣土壤貧瘠的地區，要供養多達2400萬的人口實屬不易。為了提高效率而採用的農業技術需要電動灌溉系統，和工廠生產的化肥和殺蟲劑，而這些系統和工廠現在都因為缺乏燃料和原料而關閉了。朝鮮的食物開始消耗完，人們因挨餓而無力工作。 

1990年代早期，隨着農業收成縮小，飢餓的農民開始秘藏一些穀物。還流傳過這類故事：農村秘藏穀物壓垮屋檐導致屋頂倒塌，農民們也不願理會集體農地，而重視屬於自己的「廚房花園」，那是一些屋子旁邊或者在山坡上開荒出的小塊田地。驅車通過朝鮮農村，你可以清晰地看到私有花園和緊鄰的集體農地的差別，前者種滿了蔬菜——朝天豎起的豆杆和南瓜爬藤，而後者則是由所謂的「志願者」種植的歪斜無序的發育不良的玉米。 

忍飢挨餓成為一個人愛國義務的一部分。在首都平壤的宣傳牌，貼出標語，「讓我們每天吃兩頓飯。」朝鮮政府給出了各式各樣的解釋。國家宣稱，政府正在儲存糧食以便在神聖的統一日供應給飢餓的韓國群眾；或者宣稱朝鮮遭受美國封鎖。朝鮮電視播放了一部紀錄片，一個男人因為吃太多大米，胃爆掉了。農業幹部引述報紙報道，宣稱無論如何，食物短缺都是暫時的，下一季大米會有豐收。 

1990年早期，外國新聞開始報道朝鮮的糧食短缺，1992年國家通訊社發布了憤怒的答覆：我國人民衣食無憂，幸福安康。國家以幾乎是白送的價格供應糧食，人民都無需知道糧食成本。這就是朝鮮的現實。 

據說在共產主義國家成長的人們無法自己謀生，因為他們期待政府無微不至的照顧。對於朝鮮許多饑民來說這不是真的。當公共分發系統停止供應糧食，人們為了生存想盡了一切辦法。他們用桶和細繩設置陷阱來捕捉野外的小動物，在陽台上放置網兜抓麻雀。他們自己摸索植物的營養特性。 

婦女們交流菜譜心得：製作玉米面時，不要丟掉玉米的殼、芯子、葉子和根莖——把這些都扔到磨里。即便這些東西沒有營養，也可以填飽肚子。麵條至少煮上一個小時，這樣看上去會更大些。找一些草葉放進湯里，以便看上去好像有蔬菜漂在裡面。婦女們把松樹樹皮裡面甜的部分撕成條，然後磨成粉，這些可以替代麵粉 。 

朝鮮人還收集牲畜排泄物中未消化的玉米粒。而船廠的工人發明了新技術，他們刮儲存過食物的貨船船艙底部，把散發惡臭的一堆黏糊糊的東西放在屋頂上晾乾，然後從中收集沒煮過的米粒和其他可食用的東西。 

收集和生產食物是所有單位的重中之重。每天早上醒來要找早飯，吃完早飯，你就要想晚飯怎麼辦。由於筋疲力盡，午餐時間睡覺就可以飽。 

1990年之前，宋夫人的服裝廠用完了布料。工人們開始每日做些清潔、參加報告會或者加入他們經理稱為「特別項目」的事務。有時候，他們去鐵軌邊收集狗的排泄物用作肥料；有時候，他們走到臨近一家鋼鐵廠的岸邊，尋找廢金屬碎片。最後，經理召回了一些屬下。 

朝鮮語裡稱呼中年已婚婦女為「阿瑪」，她說，「你們這些阿瑪要想其它辦法為家裡找吃的。」 

宋夫人不太像個商人。她45歲，除了用算盤算賬，她沒有其他技能。她家人叫她在廚房裡做點小生意，說最好的商品是豆腐，困難時期可不易找到其他蛋白質食品。豆腐在韓國食譜中用處很廣，可以用來做湯、燜煮、油炸或者發酵。為了存錢在市場上買大豆，家庭開始變賣他們的財產。第一件賣掉的日本電視機——那是長博的父親在韓戰期間做情報工作而獲得的獎勵。 

如果勞力多，製作豆腐相對簡單。先把大豆磨碎，然後煮一下，好了放入凝固劑。然後，就像奶酪一樣，把混合物用一塊布擠一下。之後，就剩下一些稀的豆奶和大豆殼。宋夫人想了個好主意，她計劃用製作豆腐剩下的豆渣養豬，作為副業。而公寓樓後面剛好有一排用來儲物的棚。宋夫人在市場上買了些小豬，然後把它們安置在其中一個棚里，用掛鎖鎖好門。 

幾個月下來，這門生意成功了。宋夫人把她家小小的廚房變成豆腐工場 ，把盛滿大豆的大桶放在爐子上煮。按照朝鮮的傳統風格，爐子是修在門裡面的。她在附近的市場銷售豆腐。宋夫人除了用豆殼、豆漿，每天早晨還起來割草餵豬，豬都長的肥肥的。但是要得到木頭和煤炭燒爐越來越難了。每周只來電幾個小時，在這種情況下，也只能使用一個60瓦的燈泡、一台電視機或者一個收音機。沒有燃料煮大豆，宋夫人就沒辦法製作豆腐。沒有豆腐，她也沒法養豬。為了給豬餵飽，宋夫人每天要花幾小時割草。 

「看來，我們自己可能也要吃草了，」她對長博打趣道。然後接着說，「如果毒不死豬，也毒不死我們。」最後，他們吃掉了所有的豬，宋夫人也放棄了她的小生意。 

家庭開始了嚴峻的新時期。宋夫人每天都要從城市中心往東面和西面徒步走出很遠，身上帶一把菜刀，和一隻籃子，沿路收割可以食用的野草。如果走入山中，還可以找到即便在好日子人們也食用的蒲公英和其他野草。有時，宋夫人也收集農民丟掉的腐爛的捲心菜葉子。她把白天撿到的東西拿回家，然後和她用錢買到的任何食物混合在一起。通常，就是些磨碎的玉米面——這種很便宜，用玉米殼和玉米芯製成的。如果她連這個都買不起，她會買些松樹樹皮粉，時而夾雜着木屑。 

她把野草和樹皮切碎搗爛，弄成漿狀，軟軟的可以吞咽。這樣的糊糊裡面東西不多，不能做成麵條或者蛋糕。她能做的就是弄成沒有材質的粥。僅有的調料是鹽。一點大蒜或者紅辣椒也許就能壓住可怕的味道，但是那些調料都太貴。1990年代中期，有錢都買不到油了，沒油很難做菜。有一次，宋夫人去親戚家吃午飯，吃到的是豆稈和玉米芯做成的粥。雖然那時很餓，她也咽不下去。又苦又乾的豆稈卡住她的喉嚨，就像吞下了鳥窩的樹枝。 

一年中宋夫人吃下的唯一的肉食就是青蛙。她的兄弟在農村抓了些。宋夫人的嫂子先把青蛙切成碎片，然後用醬油爆炒，炒好後放在麵條上面。青蛙並不是朝韓的典型菜餚，宋夫人之前也從未嘗過。據她說味道很鮮美。但是之後她只有很少的機會才再次吃到蛙肉。不久，青蛙的數量因為過度捕殺大量減少。 

1995年中，宋夫人和她丈夫已經賣掉了家裡大多數值錢的東西換取食物。電視賣掉後，他們主要的交通工具日本產自行車也賣掉了，接着是宋夫人做衣服用的縫紉機。他們賣掉了大多數衣服和放衣服用的木質衣櫃。後來兩居室的公寓都空了，除了永遠掛在牆上的金日成和金正日的畫像。現在剩下能賣的就是公寓了。朝鮮人沒有他們自己家房子的產權，他們只是被授予居住那裡的權利。但是隨着人們收買官員走後門暗地裡交換住所，非法的房地產市場也已經出現了。公寓售價是1萬朝鮮元（黑市價等於100美元）。宋夫人、她丈夫和她婆婆搬到附近的一座一居室。（三個女兒都嫁人了，兒子們也搬走了。）宋夫人決定用家裡的錢啟動另外一項生意：做大米買賣。 

大米是朝鮮人首選的主食。1995年後，清津人只能用現金從黑市購買大米，價格非常昂貴——每公斤大約50朝鮮元，這個價格是以前從公共分發系統中購買大米成本的600倍。幾乎所有在城市中消費的大米都是用鐵路和卡車運來的，這進一步提升了價格，因為公路和鐵路都年久失修。宋夫人估摸着從海邊收購價格較低的大米，然後用火車運回來。交易大米或其它主食都是非法的，但是大家都這樣做，宋夫人下定決心冒險。這樣做她不僅能賺點錢，還能給家裡留點大米。1994年以來，他們家還沒吃過一整碗米飯呢。 

宋夫人回憶道，1995年11月，她把1萬朝鮮元藏在內衣里，外面穿幾身冬裝蓋住，然後就出發了。她坐火車來到南平壤省，買了200公斤大米。她把大米放入四個大背包中，請了腳夫幫她搬到火車上，堆放在她的座位下面。11月25日早晨，她開始了不到一天的旅程。長博利用記者的身份給她弄到火車三等車廂的臥鋪票——一、二等車廂是給勞動黨幹部和軍官乘坐的。火車很長，每 次走弧形軌道時，就能看到後面車廂，宋夫人看到人們都站在裡面。還有更多的人坐在車頂上。整個夜裡火車都走走停停，火車開動的時候，宋夫人早晨從夢中驚醒，車身劇動以至於宋夫人都吃不了早飯。忽然，一陣顛簸把宋夫人震離了座位。說時遲，那時快，她側身摔倒，左臉頰緊緊壓在金屬窗戶上。車廂倒在一邊。 

火車脫軌了，擁擠的後車廂幾乎完全毀壞。大多數乘客都死了。前頭的車廂不知怎的就倖免於難。宋夫人聽說，事故的死亡人數數以百計，不過正如朝鮮的其他災難一樣，該起事故沒有得到報道。 

宋夫人從車廂殘骸中爬了出來，臉頰劃了一道傷口，右腿扯下一塊皮，背部也扭傷了。走廊和臥鋪間的木板壓在她身上。她在事故附近的急救診所呆了3天後，得以重回清津。她痛得厲害，只能從火車上抬下來；然而看到站台上來接站的長博，她覺得自己還是幸運的。 

事故之後，宋夫人再也不能遠足到山中去尋覓食物了，她把住所附近什麼野草都摘來，放入最便宜的穀物做成的粥中。對於老人來說，下咽非常困難。1996年5月，她婆婆發痢疾，幾天後就死掉了。 

長博的健康也在惡化。身體好的時候，他在朝鮮人中屬於巨型身材，體重接近200磅（約90公斤）。他太胖了，在1980年早期醫生曾建議他吸煙減肥。但現在，他曾經引以為豪的大肚子—— 在朝鮮肥胖是地位的象徵——成了空心袋子。皮膚成魚鱗狀，貌似得了濕疹。下頜下陷，說話含糊不清。1995年他得了輕度中風；到1997年，他的身體非常虛弱，無法工作，經常臥床不起。兩條腿像氣球一樣腫了起來，宋夫人知道這是浮腫的症狀——因為飢餓導致的水腫。他常常說起食物。說起童年時候母親給他做的豆腐湯，新婚時候宋夫人給他做的新鮮魚片粥。 

1997年一天早晨，他叫他夫人，「來，親愛的。我們下館子點個好菜吧。」他們已經3天沒吃飯了。 

宋夫人全不顧背部的傷痛，跑到市場上。她看到她姐姐在市場上賣麵條。她姐姐的皮膚也是魚鱗狀，跟缺乏營養的長博一樣。宋夫人從未懇求過她的幫助，但這次她無路可走了。 

「我會還給你的，」宋夫人承諾，帶着一碗麵條跑回了家。 

長博在毯子下面蜷縮成一團。宋夫人叫他的名字。他沒出聲，她就把他翻了過來——因為長期挨餓他的體重下降得很厲害，所以不費事就翻過來了。但是他的腿和手臂都僵硬了。宋夫人捶打他的胸口，大聲呼救，但她知道太晚了。 

死於那場饑荒的朝鮮人的數目在60萬到250萬之間——大概是總人口的10%。在清津，食品供應消失得比朝鮮其他地區更早也更突然，死亡率可能更高。因為朝鮮醫院禁止報告因飢餓導致的死亡，所以無法統計準確的死亡數字。 

1994年，在金日成死後，金正日繼承了權力，他對個體戶採取了比他父親更為強硬的政策。「在社會主義國家，甚至是糧食問題也應該用社會主義方式解決，」1996年12月一次演講中他說道，這也是他為數甚少的承認糧食危機的講話之一。「告訴人民依靠自己解決糧食問題……自力更生。」任何私下努力都可能被定位為「經濟犯罪」，相應的懲罰包括流放到勞改營，如果被指證腐敗，甚至可能被處決。但是如果不為自己着想，死亡是板上釘釘的。 

大多數商品交易在老的農民市場上進行。甚至在共產主義的黃金時期，金日成也勉為其難地默許某些市場存在，但只限於他們出售在廚房花園中種植的副食品。幾乎所有的商人都是婦女。1990年代也是如此。從朝鮮北平壤省叛逃的朱成夏，現在是首爾的記者，他告訴我，他相信金日成心照不宣地同意婦女做私活，是為了減輕家庭壓力。「如果不准阿瑪去工作，可能會發生革命，」他說。一些阿瑪會私下傳言，「男人還不如看家的狗值錢。」 

在這個時期，甚至是在清津饑荒惡化時期，市場上出現了更多的食品。白菜，蘿蔔，生菜，西紅柿，韭菜，馬鈴薯都能在市場上買到。忽然也有了白大米，40公斤分裝在粗麻布袋子裡，外面印着聯合國的聯鎖橄欖枝標誌或者美國的國旗，每個朝鮮人都從宣傳牌上認識了這些標識，在宣傳牌上這些標識通常滴着血或者被刺刀刺穿。 

有一天，宋夫人看到從港口開來的一隊卡車車隊，車子裡面都裝着這樣的粗麻布袋子。雖然這些卡車都是民用車牌，但是她辨認出它們都屬於軍隊——至少她知道沒人有汽油——這是軍隊中的人把人道物資拿到市場上銷售牟利。不管它來自哪裡，清津人看到大米都非常高興，很多年沒有從公共分發系統中買到大米了，雖然很少人能買得起這些大米。 

每次去市場，宋夫人都能看到讓她震驚的東西：桃子、葡萄、香蕉。她記不得最後一次見到香蕉是什麼時候了——也許是20年前，長博買了一些帶回家給孩子們吃。有一天，她還看到橙子。宋夫人從未嘗過橙子，只從畫片上見過。還有一天，她看到了一種帶着斑點的黃棕色水果，頂上還長着些綠色的刺。幾年後，當她來到首爾，再次見到了這種水果，這時她才知道這叫菠蘿。 

長博死後，宋夫人決定靠餅乾營生。製作4-5批餅乾只需要用十分鐘烤爐，用的木炭也是最少的，雖然現在木炭更難找到了。它們比麵包要容易烤，對於出門做事的人來說這是一種肚子餓的時候可以享用的便餐。 

宋夫人加入了她的小女兒容熙（Yong -hee）的餅乾生意，容熙時年29歲。容熙借了400朝鮮元買了些廢金屬，然後在當地鋼鐵廠找到了一隻沒人用的焊機，做了只烤爐。烤爐成方形，分成兩層，下層放木炭，上層放要烤的餅乾。還做了個餅乾架子。許多婦女想的都一樣，宋夫人和其中一人一起干，邊看邊學。她從其他商人買了些成品品嘗比較，找到了一種她喜歡的，然後用麵粉、糖、水和酵母複製了配方。 

第一批實驗品還不能拿到市場上銷售。宋夫人和她女兒把失敗的試驗品都吃掉了，而不是白白浪費寶貴的餅乾原料。最後，宋夫人發現她必須加入更多的糖和酵母。她在配方中加入牛奶，然後把生麵團刻成不同的形狀。 

宋夫人每天早上5點起來烤餅乾。競爭很激烈，她必須賣新鮮的餅乾。她沒有售貨用的手推車甚至也沒有木條箱，故而她把餅乾都打包放在盆里，然後放入家裡自己做的背包里，運到市場邊的主要街道上，那裡行人多競爭對手少。背痛時，她就雙腿交叉着坐在地上，把餅乾盆放在膝蓋上。

宋夫人每天賣1000隻餅乾給沒時間或者沒錢吃正餐的人。每天14小時工作後，她口袋裡有大約100朝鮮元，和幾袋其他物品，有時是紅辣椒或者一些煤炭塊，這些是她用餅乾交換的。這些錢只夠她吃晚餐和購買下一批餅乾所需的原料。 

宋夫人經常能看到死去和垂死的人。有一天下午很晚了，在從市場回家的路上，她繞道到鐵路站，希望賣掉剩下的餅乾。工人正在清掃站台。許多人拉着一隻沉重的木拖車走過，裡面堆滿了屍體，都是在鐵路站夜裡死掉的人。一顆頭顱垂了下來，觸及路面。這是顆40來歲男人的頭顱。他依稀還在眨眼。還沒完全死去，但是差不多可以用車拖走了。 

從外面看，清津一點都沒改變。擁有雷同的灰色外牆的斯大林式辦公樓樹立在空無一人的瀝青道路邊。道路上裝裱着褪色了的頌揚政權成就的紅色宣傳標識。這裡的情景就仿佛世界歷史停止在1970年。但是宋夫人知道她還生活在這個糟糕的世界裡。男人們被束縛在沒有酬勞的國家工作上，靠女人賺錢。市場上充斥了食品——食品的數量之多是大多數朝鮮人一輩子中未曾見識過的——但人民還在飢餓中死亡。勞動黨黨員也餓死了，賺錢的都是那些對祖國毫不在乎的人。未來屬於那些打破規則的人。 

我們第一次會面後每隔六個月左右，宋夫人和我都會聚一下，在首爾吃頓飯。她喜歡出去吃。雖然她從未培養出吃披薩和漢堡的胃口，但她喜歡上了韓國風味的桌上燒烤牛肉和豬肉。無論我什麼見到她，她總是穿着新套裝。從她衣着的輕快色彩和她做得完美的頭髮，可以看出這是位生活順心如意的女人。 

宋夫人很快就適應了韓國的生活。她找了份保姆的工作，平日節儉用來旅遊。她參加了老年婦女組的旅行團遊覽韓國。她甚至沉迷於整容，做了雙眼皮——這是流行的做法。在為他人犧牲了這麼多年後，她開始為自己着想。她也長出了肚子，這讓她大吃一驚，這麼多年貧困還能長胖——她開始注意體重。 

宋夫人不可能是朝鮮政權的辯護者。「那幫腐敗的混蛋！」她有一次提到金正日做如是說，這也是我唯一一次從她嘴裡聽到褻瀆的字眼。但是她和我遇到的大多數叛逃者不一樣，她甚至懷念那些理想，那些促使她過去每天早起給金日成畫像彈灰的東西。 

有天晚上，我們圍坐在一台熱氣翻騰的涮鍋邊，在肉湯里涮切成細條的牛肉，蘸着芝麻醬吃。「當我看到這麼好的飯菜，我哭了，」宋夫人說道，她用一塊手絹抹了抹眼睛。「我不禁想起了長博的遺言，我們下館子點個好菜吧。」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仝麟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