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資訊發達,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遇刺事件頃刻傳遍全球。
發推文1附日本王戴兄:安倍令人尊敬,祈禱他跨過突如其來的生死大關,逢凶化吉遇難呈祥。
噩耗繼續傳來,安倍晉三傷重不治,不幸身亡。遂發推文2和日本友人高井保治先生:悲痛。安倍晉三君,當代偉大的日本政治家。
又見日本相林兄日文推文,拾人牙慧用以表哀思推文3:安倍先生,ご冥福をお祈りいたします。再求教用日語準確發音:あべせんせい、ごめいふくをおいのりいたします。遙向逝去的當代日本偉大的政治家安倍晉三先生反覆念誦。
安倍晉三任首相2799天,打破他叔外祖父佐藤榮作執政2798天的紀錄,成為日本史上執政最長的首相。在他的任期內,曾以他的安倍經濟學使日本經濟大振。面對北京對台灣的武力威脅構成東亞地區重大安全危險,安倍晉三曾言「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此言一出,四座皆驚。令北京深感震撼和不安,令台灣感受激勵和溫暖,也令白宮備受領導力測試的壓力。這與日本近年提升其遠東政治大國的不懈努力一併成為了安倍晉三的政治遺產。
而另一邊中國民間以慶賀反應安倍晉三的不幸遇刺,也著實詮釋了一句經典之語,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而可恨之人必有可悲之苦。中國古有「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之俗,而今在習共治下,已經蕩然無存。如今的中國已是一個煉獄,幾乎就是一個魔怪翩躚之地,鐵鏈女、唐山女和所有社會災難在這片赤縣神州遍地皆是。習共各級邪惡無比,底層無腦粉紅凶蠍,這樣國度中的惡人和蠢人,可憐可恨可悲,只能接受神咒和懲罰,被龐貝火山吞滅,大洪水時不入方舟。
前些天「七·七盧溝橋事變」紀念日,令筆者想起的不是從那一天開始八年浴血奮戰,最終在盟軍的強勢反攻下,中國幸運地贏得了對日戰爭的勝利,卻是引發盧溝橋事變的第一槍,這根本就是中共北方局一手導演、製造的「戰爭引信」https://cn.unionpeace.org/history/1521.html。中共無所不用其極,而蔣介石謀小智淺,一錯再錯。西安事變、對日方針、受制杜魯門馬歇爾的威逼而簽發一紙停戰令,導致了中華民國政府的可悲歷史結局和蔣介石個人歷史地位相同與宋襄公或楚霸王而遺恨終生,而且最終還被逼退到了台灣島上。若非韓戰爆發,中華民國早已不復存在,何以堅守國祚至今;而寶島雖美,卻也必定同大陸民眾一道享有中共專制的血腥和蹂躪。
1909年伊藤博文在哈爾濱被安重根刺殺,直接後果就是整個朝鮮半島次年被日本迅速併吞。這次安倍晉三被刺,其後果最大的可能將是激發日本民眾實現安倍的遺願,完成日本修憲,讓擺脫二戰留下的枷鎖成為一個正常國家,使得日本重新崛起。日本一旦成為正常國家,則在東亞成為維持地區和平的中流砥柱,可有效遏制北京的軍事擴張,更可切實保護台灣的安全。
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攜外務大臣大平正芳和官房長官二階堂進等前往中國的邦交正常化之旅,因此上海開辦廣播日語講座。因為對外語的興趣,通過電波,跛腳驢子跟馬跑,為時至今日尚能通過記憶每到日本時候總能說上幾句令日本人頗感驚奇發音純正的日本語奠定了基礎。
1986年末,得知日本向中國開放,接受中國人前往日本學習。則心動並且行動,欲效仿前人東渡。旋即得知澳洲教育輸出,也接受中國學生。文化傳統上,日本與中國相近,是一個古老的帝國,而且近代屢次侵略過中國。經過權衡,還是選擇了澳洲。
對於日本,總有一種難以言狀的特別情懷。開初的所謂中日邦交正常化,兩國之間總是為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濃重著墨,記得是外務大臣園田直代表日本與中國簽約。田中角榮以後的日本首相在腦海里留下比較深印象的是大平正芳、三木武夫、福田赳夫、鈴木善幸和中曾根康弘,尤其是在美國之音中如雷貫耳的Yasuhiro Nakasone康弘中曾根。1988年末去國以後對日本政壇的變化,首相的走馬燈替換就少有新聞追隨。
第一次踏上日本是1998年5月,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日本警察的禮貌和敬業。接機的朋友吃了一張罰款單,朋友的日語一流,自如地與警察進行爭執,要求免除罰款。警察非常禮貌謙恭,但是不撤回罰單。
十年以後再度前往日本,應「月刊中國」主持鳴霞女士之邀做一個演講,主題是「中國的政治和軍事對日本的影響」。在日本演講總是準備一段簡短的開場白,請日語比較好的民運朋友幫助譯成日語,用平假名注音,再教上一遍,自己練習幾遍,以這個開場白開始。總能讓在場的日本聽眾開懷一下,交口稱讚,自己則「沾沾自喜」一番。
那次在日本一周的逗留印象深刻,更是發人深省。日本人非常好客友善,尤其是筆者可以用敬語格式回復日本友人,令他們倍感興奮。一個名為「大和心」的會社上,他們引亢高歌的詞是滿洲里長白山,讓筆者感受到了他們對曾經的滿洲國還是那樣的緬懷和「覬覦」。一位名叫西村真悟眾議員認為中國民主化不可能,只有裂土才能民主。大阪府議員三宅博邀請與他們一起卡拉OK,記得是應邀吼唱了八十年代風靡中國的竹脅無我和新藤惠美主演的日本連續劇《姿三四郎》主題曲。
川端忠弘先生驅車攜筆者游賞姬路城,再請入家中午後茶,取出簫笛吹一曲。為報川端先生的好客熱情,回敬兩首著名的日本歌曲「櫻」和「四季歌」,也令川端夫婦欣喜萬分。回到澳洲後不久就收到了川端先生用「萬年筆」端正楷書字跡的信函,感念川端先生的鄭重,也將此信珍藏至今。
織田隆深是日本東京一家寺廟的住持,日本寺廟與中國的有所不同,中國稱之為和尚,而日本稱之為和上;日本和上可以娶妻生子。織田漢學功底很好,也會英語。恰好筆者會一些日語,英語也可以,漢語更是母語,因此彼此間談話三種語言混合使用。看到日本人很謙和,逢人彎腰鞠躬,彬彬有禮,就問從小抗日神劇里聽到的日本人叱喝人常用的「八格牙路」究竟何意。織田回答筆者日本語中這個詞組寫漢字「馬鹿野狼」,就是罵人言而無信,品行不端。日本人不用罵人話,這個「馬鹿野郎」算是很嚴重的斥責了。彼此對話用語言,還用紙和筆。看到了織田寫的漢字馬鹿,腦海中立刻反映出指鹿為馬這個典故,追問是否就是來自秦末趙高哄騙秦二世胡亥那個歷史事件。織田回答:正是。
那晚轉輾反側,也想通了一個問題。為何漢唐古風在日本得以完好保留,而中原大地卻蕩然無存。首先是五胡亂華帶來的衣冠南渡,以後有安史之亂,元蒙鐵蹄,滿清入關,最近七十餘年則共產馬列荼毒,中原的思想道德文化和精神的傳承屢遭摧殘甚至是毀滅,所以才有今日中國近乎魔鬼地獄景象。而東瀛日本則不同,它與大陸隔海相望,忽必烈兩次征戰都被「神風」擊潰,日本有守護者「神風」保佑,不戰而勝。神風敢死隊(Kamikaze)年輕戰士因此以必死之心拼死抵抗美軍航母,挽救日本敗亡的命運。
2017年夏再去日本,主持「2017年中、港、台政局演變與日本的中國政策」研討會,還是先去大阪,再去東京。只可惜大阪府議員三宅博和川端忠弘先生已經先後離世,不勝唏噓。此番再臨日本,希望日本朋友們與我們一起見證中國的歷史進程,更希望在我們當代中國民主革命的艱難道路上遇到孫文革命時候的宮崎滔天、平山周,乃至犬養毅。
附文兩篇:
中國的政治和軍事對日本的影響
中日關係的歷史、淵源和現狀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具有悠久的歷史。中國曾經有過輝煌,但是在近代卻嚴重的落伍了。目前中國在政治上實行一黨專制獨裁,經濟上近30年來有比較顯著的發展,已經被列為世界第4大經濟體。
日本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20世紀下半葉所取得的經濟奇蹟震驚了全世界。
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兩國之間的交往可以追溯將近兩千年。
日本人民是一個勤奮好學的民族,19世紀中被西方列強強行打開國門,不久就開始了脫胎換骨的革命,經過一場明治維新,很快就在東亞崛起。
中日兩國在近代史上,留下了難以磨滅的痛苦印記。中日之間爆發了兩次戰爭,19世紀末的日清戰爭,清朝戰敗,割地賠款。1931年始的中日戰爭,中國幾乎敗亡。由於美國被捲入戰爭,戰局發生根本性轉變。這場戰爭給中國帶來的災難是無窮的,難以彌補的;同時日本民眾也深受戰爭的痛苦,核武器對人類的直接生靈塗炭的苦果只有日本民眾飽嘗,兩顆原子彈在1945年的8月6日和9日分別投在了的廣島和長崎。
戰爭已經結束60餘年了,戰爭的創傷隨著時間的流逝在逐漸地平復。但是歷史地記錄不會消失。忘記歷史,歷史就會重演。記住歷史不是為了記住仇恨,記住歷史是為了汲取歷史的教訓。中日兩國人民都應該記住歷史,展望未來。
今天的中國和日本都是亞洲的重要國家。一個是人口最眾多 、經濟發展最快速、政治上最專制的國家;一個是經濟發達、社會穩定、政治民主的國家。兩個國家在整個世界的國際政治格局裡都擁有者舉足輕重的作用,在亞太地區毫無疑問擁有並駕齊驅的領袖地位。
但是兩個國家之間仍然存在在很大的不同和分歧,最明顯的不同是兩個國家的政治制度的不同,最明顯的分歧就是在眾多國際事務站在不同的國際陣營之中。舉個例子,在對待中東伊朗的核計劃發展的立場上,因為日本遭受過被核攻擊的痛苦而會支持美國的對伊朗經濟制裁的立場,甚至會對美國在國際壓力無效情況下先發制人採取軍事打擊破壞伊朗的核計劃採取默認的態度。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就會態度截然相反,中國會在聯合國安理會中與俄國聯手行使否決權,使得聯合國形不成對伊朗進行制裁的決議。
由於兩國的政治制度的巨大差異就使得兩國之間不可產生真實的互相信任,只能產生兩國之間在經濟關係上的互相利用。中國的政治制度的專制性,國家決策的非民主性、非程序性、非透明性,本國民眾飽受其苦,而中國軍力發展的非透明性更會造成與周邊國家之間的相互猜疑甚至敵視。
中國軍事力量的增長
中國的武裝力量稱之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世界上兵員最多的一支軍隊,是中國共產党進行絕對領導的黨軍。
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中國軍費開支不斷增加,中國軍事力量的急劇增長,引起了周邊國家的擔心和恐懼。印度知名國防戰略分析家2008年3 月6日表示,這與中國有意在今後五十年軍力達到美、俄水平的戰略思維有關,對中國今後在軍事與外交上可能對南亞地區構成的衝擊,不能不慎重以對。
中國軍費開支急劇增長,軍事力量急劇增長,若只限於常規武器,也許不至於引起世界第一軍事強國美國和遠東的另一個經濟大國日本的擔憂和恐慌。但是非常規武器的發展,尤其是具有極大攻擊性的中遠程導彈和可以攜帶核彈頭的導彈的軍事發展,的確令美、日擔心。根據日本的經濟實力和科學技術能力,成功研製核武器應該絲毫不成問題,但是日本的戰後軍事力量的國際定位使得日本不能突破框架自行研製核武器形成對可能構成威脅的對抗。
中國自從中共建政之初,就開始探索新興科技與新興軍事,並力爭將本國軍事實力提升到世界一流水平。1964年10月16日,中國在新疆羅布泊成功試爆了第一顆原子彈,這意味著中國已經一躍成為世界核武器大國。中國首枚原子彈試爆成功,使中國成為第五個核國家。中國的核武發展以提升國際地位和核反擊能力,中國核彈數字的推測可謂人言人殊,目前中國的核力量居全球第三位。
中國在核武器問題上的表述
中國在1995年4月5日正式宣布,做出5點承諾,第一條就是中國將任何時間任何場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進而中國還承諾不對無核國家無核區實行核攻擊。但是中國的官式聲明真得那麼可信嗎?中國在11年前1997年的時候就簽署了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一直到現在都沒有在所謂的最高權力機構」人大」上得到通過和批准,在現實中也一直沒有按照承諾去遵守。2005年7月14日中國中國國防大學防務學院院長朱成虎表示:」如果美國介入中共武力攻台,準備讓西安以東的所有城市被摧毀。當然,美國人將必須準備好數以百計,或兩百個,甚至更多的城市被中國人夷為平地」。雖然不代表中國官方正式對外發言,卻也反映了中國官方的心態和阻嚇戰略。所以對中國政府的聲明和承諾還是必須謹慎地留下一個問號。
中日軍事衝突可能性
中日兩國在軍事技術上對比,中國不見的有明顯的優勢。中國對日本存在軍事壓力是核威懾。中日之間無端產生軍事對抗和衝突的可能性不算高,可能的熱點主要是台灣海峽兩岸的兩個政體之間政治衝突引發的軍事衝突,進一步引起美國軍事干預。如果美國軍事力量的捲入,由於日美軍事聯盟關係,再進一步將日本捲入。戰端一旦開啟,中國在常規武器和軍力方面與美軍相比一定會處於下勢,那個時候,在中國內部」超限戰」叫囂者的鼓動下,中共領導人在政權存亡的緊急關頭必將放棄中國在1995年4月 5日正式宣布的」中國將任何時間任何場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諾,率先使用核武器對敵對軍事力量實行核打擊。受核打擊對象可以是美國的航空母艦,也可以是美國在日本的軍事基地。中日兩國在東海大陸架(日本稱之為中日中間線)和釣魚台島(日本稱之為尖閣群島)的主權爭議按目前中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尚不至於引發兩國之間的戰爭。
如果考察一下解放軍隊自從1949年內戰結束以後到目前的59年中的六次對外戰爭,就可以看到這支軍隊對周邊國家的作用力和影響力了。第一次對外戰爭是50年的時候毛澤東力排眾議強行出兵朝鮮,對手是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交戰三年,傷亡慘重。第二次對外戰爭是1962年中印邊境戰爭,第三次是越戰,第四次是1969年的中蘇邊境衝突,第五次是1974年的中越西沙海戰,第六次是1979年中越邊境戰爭。規模都有限,歷時也很短。
中國這支軍隊,其中包括武警部隊,在大部分時間裡面部主要的作用是對內而不對外,對付內部的非武裝人員。在中國的文革時候曾經參與武裝械鬥,在中國的內地鎮壓不同造反派系。1989年6月曾經在中國首都北京鎮壓非武裝的北京市民和爭取民主的學生,最近在西藏拉薩鎮壓藏人。所以這支軍隊總體是上用來鎮壓內部的政治反對力量和非漢民族的獨立傾向,保護中國共產黨政權的穩定,基本上不構成對周邊國家的軍事威脅。對印度和越南的邊境戰爭也只是對交戰國進行」教訓」,而非以占領對方國土或者與鄰國爭奪資源為目的。因此日本無需對這支軍隊表現出過度的恐慌。
可能引起遠東軍事衝突的區域主要是台灣。現在國民黨已經從民進黨手中奪回了政權,馬英九當選中華民國的總統。相信台灣新政府和新總統在今後與中國交往過程中會減少陳水扁民進黨執政時期的刺激性語言,今後海峽兩岸之間的軍事衝突的危險性也會因此降低。這樣的話,在台灣海峽問題上美中軍事衝突的機會大為降低,那麼同理,日本被捲入戰爭的幾率也降低。
中國民主化和東亞安全與穩定之展望
從最近幾年來中國政府對日本的外交策略來看,主要表現為:」不妥協、不對抗、不破裂」。若論中國對日本構成的潛在軍事威脅,單一地從軍事上進行對峙和抗衡不是好辦法,於事無補,解決不了實質性的問題,更大的可能是適得其反。實際上中國可以對周邊國家或者日本構成的威脅不在於它的軍力增長,因為實際的軍費開支絕對數字要低於美國、英國和日本。但為何英、日兩國的巨大軍費開支不引起美國的的恐慌呢?美、英、日三國的巨大軍費開支並沒有引起世界的恐慌呢?唯獨中國的軍費開支的增長會被視作為中國對周邊國家包括日本的軍事威脅,原因何在?其根本是這個軍事力量背後的政治力量或者是政治制度,中國的專制政治使得它的決策非民主、不透明,它的對外行動沒有規律可循,經常不按牌理出牌,這才是西方國家以及日本對中國軍力增強擔憂的原因。那麼中國叫喊著」和平崛起」為何不引起西方和日本的懷疑呢?一個和平崛起的國家如果是一個理性的民主國家,它就不會對世界的和平與穩定構成威脅,一個所謂和平崛起的國家如果是一個非理性的非民主國家,它就會對地區和世界的和平與穩定構成潛在的威脅。如果存在」中國威脅論」,中國對鄰國的威脅不在於它的軍事強大,而在於它的政治專制,解決這個問題才是一勞永逸的。
我們回顧一下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目前的六十多年裡,整個世界發生過許多次地區性的戰爭以及長達近半個世界的冷戰,但總體來說,基本上是一個和平的時期。在這個時期內的和平,美利堅合眾國對世界所起的安全穩定作用至關重要,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國家在世界格局和勢力範圍劃分上基本上不採取」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雖然美國在扮演世界警察這個角色的時候,會根據國家利益採取雙重標準對待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政治事件和軍事衝突。四年前澳洲就」二十一世紀是否是中國世紀專為專題」展開討論,我被邀請就這個專題發表評論。我認為中國不具備成為世界新超級大國取代美國的世界霸主地位的基礎,中國的要建立經濟高樓的基本地基沒有形成,這個地基就是使得中國得以經濟穩定發展、社會長治久安的民主憲政制度。美國為什麼能夠用兩百多年的時間從一個美洲殖民地一躍成為世界超級強國,根本原因是他的民主憲政體制。
但是世界是變化的,美國今年的經濟出現了衰退現象,美國對伊拉克用兵帶來的負面國際形象使得美國在相當程度上丟失了道義的制高點。任何事物都有盛衰的變化,歷史經歷過許許多多的帝國盛衰,美國也不可能永遠是單一超強,它有被取而代之的時候。不少經濟分析家認為中國將在2025年的時候可以成為世界第一經濟體,一旦經濟上進一步強盛,必然帶來的是軍事上強盛和更具有對外擴張性。如果那個時候中國依然是一個政治獨裁的國家,」和平崛起」歷史使命已經完成,那個時候的中國對周邊和世界的作用力將會是什麼呢?中國對周邊國家和世界的威脅應該在那個時候。如何消除中國對地區和世界的潛在威脅,中國古時候的軍事學家就提出過:」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今天在中國對面的日本若以發展軍事力量來抵抗未來中國的軍事威脅,那是攻城,那是兵戰,都是下策。面對中國逆歷史的政治專制施加政治影響力,用政治化解的方式改變中國現行的政治制度,那是攻心,那是心戰,都屬於上策。如果日本以亞洲成熟民主國家的姿態在中國政治變化過程中發揮巨大的作用和影響,使中國由專制變成民主,即使美國有所衰落,即使中國有一天成為世界第一強國,它也不會再對周邊國家尤其是日本運用以往的」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而發生災難。
日本是亞洲的一個成熟的民主國家,在亞洲應該起到當然的領導作用,在東亞應該與同為民主國家和政體的南韓以及中華民國結成政治聯盟,向中國施加政治影響力,迫使中國在世界民主的政治潮流下進行政治轉型。中國人民進行了近百年的努力,民主只是短暫地在中國停留了一下又匆匆離去,至今還是遲遲沒有到來。現在中國民主化的最大障礙是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制,而日本在近二十年來的中國經濟高速發展過程里,中日外交關係發展上日本對待中國的民主化推進的表現不算好。1989年中共政府用武力鎮壓了民主運動,中國與世界民主國家的關係全面倒退,但是日本的表現卻很不好,率先幫助中共從外交孤立中走了出來,進而又向中共提供經濟援助,經過近二十年的經濟發展,專制的中國比原先強大了,比原先更難對付了,現在日本感覺到了威脅,內心隱隱作痛,這是自食其果。
日本政界和民間應該能正視中國民主化的問題,幫助中國人民儘早完成政治制度民主化,使得整個東亞都由民主政體主導亞洲事務。這樣的話,國際間的爭端就可以通過民主協商解決,而無需通過軍事較量解決,中日之間的外交摩擦就容易解決,不至於兵戎相見。在太平洋西岸的中國建立起民主制度,就可以完全徹底地解除中國強大軍事力量對周邊國家的威脅。政治化解是上策,軍事對抗是下策。
2008年4月20日於日本大阪
中國政局變化與日本的關係
今天能有機會在大阪與在座的日本朋友們談談當今中國的民主化以及民主化中國與日本的關係,感到非常的榮幸,非常的興奮。因為我堅信,中國政治變化的任何風吹草動,都會影響日本。日本也一定高度關注中國的政治演變,因為兩國同處東北亞,有關乎自身的經濟發展和國際上的地位。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兩國之間的交往可以追溯將近兩千年。漢唐古風在當今的中國幾乎蕩然無存,據說古老的中原漢唐文化在日本卻得到了完好的保存,這次來日本首先是為了主辦7月23日-25日在日本東京舉行的「2017年中、港、台政局演變與日本的中國政策」研討會,其次是藉此機會也希望圓一下自己的中國尋古之夢,去京都和奈良地區親眼目睹一下在中國已經失傳漢唐古風。
中日兩個民族之間有巨大落差,固然有其重要的內部原因,我更想指出的是外部原因,就是各自的地理位置和環境。從漢唐以降受中國文化薰陶和影響而形成的日本文化卻長期不受外族入侵和破壞而得以自然形成、發展,而且在日本國民中蔚然成風。元蒙忽必烈兩次征伐日本,皆因冥冥之中神風相助日本,忽必烈敗師而還。反觀中原,與北方遊牧民族為鄰,萬里長城阻擋不住蒙古的鐵騎彎刀,滿清的剃髮留頭,中原數度亡國,原本的中國古時候優秀文化和精神傳承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嚴重破壞。到了近代更為悲催的是中共1949年從國民黨手中奪得江山,在中國實現了專制復辟,建立了蘇聯式專制與中國傳統專制混合政體,中國的文化和傳統從此遭受了前所未有摧殘。
1949年毛澤東共產黨在中國建立了前所未有的殘暴政權,首先得益於斯大林蘇聯的全方位支持;其次得益於美國杜魯門行政當局的愚昧,對南京政府實行武器禁運,聽任蔣介石南京政府被斯大林、毛澤東聯手擊敗;第三得益於中日之間8年全面戰爭,幾乎將蔣介石國民黨打殘。若非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參戰,我個人認為國民黨蔣介石被日本徹底打敗,而今天的中國成為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一部分是沒有很大懸念的。
中共政權建立以後承受最大苦難的是無助的中國人民。毛澤東死後,為數不多的中國人才開始從共產主義烏托邦夢幻中醒來。中國曾經是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衝擊下共產主義陣營中最早出現民主轉型歷史契機的國家,中國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政策起孕育了當代中國民主運動,其先聲就是1979年北京西單民主牆運動,但是很快就被鄧小平壓制了下去。雖然如此,在當時的中國,西方民主思想可以有限的傳播和流行,民主呼聲持續高漲,因為中共體制內有兩位思想前衛的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他們的10年主政期,是中共近70年的執政期中政治氣氛最為寬鬆的時期,從而也為1986年學潮和1989年的學運的爆發提供了良好的社會基礎。
1989年6月4日鄧小平中共的武力鎮壓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屠殺北京市民,使得這場近50天的民主運動嘎然而止,中國與這一波的民主化浪潮擦肩而過,卻為隨之而來的蘇聯東歐劇變做了鋪路石。因天安門事件逃亡西方民主國家尋求避難的學者在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發出了大聲的哀嘆:上帝對中國不公。
中共的倒行逆施遭致人神共憤,在國際上處於極其孤立的地位,聯合國曾考慮驅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席位,恢復中華民國代表中國。我現在作為主席的民主中國陣線,是天安門事件當事人流亡海外在法國巴黎成立的政治組織,當時在國際上獲得了很大的同情和支持,無論是我們民主中國陣線,還是西方社會,都有一個認識,就是中共的垮台將是幾年之內的事情。緊接著蘇聯東歐事件的發生,好像更加證實了中共即將垮台的可能性。
可是嚴酷的事實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在對待中共的政策上完全有別於前蘇聯,美國認定前蘇聯是一個「邪惡帝國」,基本策略是遏制(Containment)。而對於中共卻非常的溫馨,給予經濟的扶持,政治的理解,外交的承認。即使是光天化日全世界眾目睽睽之下的屠殺,當時的美國總統George Bush也表現了充分的理解,雖然公開地譴責了北京,卻私下派國家安全顧問Brent Scowcroft和副國務卿Lawrence Eagleburger前往北京進行安撫。美國認為繼續與中共的接觸可以引導中共按照國際規則遵守國際秩序,通過接觸(Engagement)來訓化中共走民主化的道路。很快,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外交策略奏效了,中共迅速走出了被孤立的困境,而中國的民主運動也迅速地被西方民主國家拋棄。我的印象中日本是最早解除對中國經濟制裁的西方民主國家,中國民運普遍對日本政府這一做法感到極其失望。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給了中共極大支持,在最惠國待遇問題上,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問題上,對於中共予取予求,總是漠然視之,聽任中共繼續發展壯大。首先是對中共的錯誤認知,看不清中共的本質;其次是自身的貪慾,希望獲得中國巨大的市場。現在中共的統治到了習近平時期變得前所未有的殘暴,由於國力的增強,開始有了更改現有國際秩序的企圖和舉動,在諸多國際事務中聯合俄羅斯普京與美國對抗。習近平的經濟上一帶一路和軍事上南中國海填海造島,不知道美國認識到了沒有過去幾十年對中國政策的錯誤已經讓中共可以挑戰二戰以後形成並且主導的世界格局和秩序,對已經動盪不安世界構成了新的潛在的威脅。
中國由專制轉向民主的和平政治轉型的歷史機會已經隨著天安門屠殺消失殆盡。經過1989年天安門事件以後近三十年的發展與變化,中國的政治和平轉型非但沒有如George Bush和Bill Clinton所想象的應該出現,反而是更加徹底地沒有了希望。習近平以他的鐵腕邪惡統治宣告了美國一廂情願的中國政策的徹底失敗。
這裡羅列幾件習近平執政以來的邪惡事件:
「709維權律師」事件,被收監的律師和維權人士,無一不遭受酷刑,並且被迫在電視上認罪。
香港銅鑼灣書店綁架行為,當事人被逼迫通過電視公開認罪,並且主動要求自己的國家和政府不得向中國進行交涉。
逃亡泰國申請政治庇護者被中共向泰國施壓由中共特工從拘留營押解回中國,在中國遭受酷刑。
著名異議人士彭明先生突然離奇死在監獄,死因不明,驗屍不准。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博士被迫罹患絕症死於拘押之中,這是一起公然的謀殺。
習近平中共如此之邪惡,西方民主國家都不作為,以沉默對待。西方如此綏靖,如此懦弱。
改革已死,革命當立。中國的經濟改革已經走到了頭,經濟改革的紅利完全讓中共權貴瓜分完畢,並且安全地轉移到了海外西方國家。1989年天安門的武力鎮壓具有兩個含義,不為外界所知。第一,「槍聲一響,改偷為搶」。如果說天安門事件以前,中共權貴通過手中權力斂財還是暗中進行有限度的,而天安門事件以後則是明目張胆的搶奪了。根據信息披露,中共上下一片邪惡黑暗,已經暴露於天下,整個中共官場已經找不到一個清廉的官員,整個中共體制就是一個巨大的黑社會集團。
中國政治改革的機遇早在天安門槍聲一響就徹底地消失了。鄧小平與陳雲有共識,將中共的江山傳給他們的下一代,只是陳雲拒絕了鄧小平的提議把陳雲的兒子推到國家領導人位置上去,鄧小平也就不好意思推自己的兒子鄧朴方了。今天習近平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是中共權力傳承的設計安排,所以外界的西方和中國民主派期盼中共接受普世價值走民主化道路就是緣木求魚與虎謀皮了。
既然中國改革之路被中共堵死,政治轉型的機會也沒有,要改變中國現有的政治體制,在中國內部只剩下民間自下而上的民主革命一條道,在中國外部也只有國際關係的變化,中共的外交和周邊地區發生衝突而引起事變。
在中國國際關係方面可能出現中共政權存亡絕續危機的有如下幾個點:(1)南中國海軍力擴張超越美國承受底線發生中美軍事衝突,(2)台灣蔡英文政府繼續的去中國化策略加劇兩岸緊張檫槍走火發生軍事衝突,(3)朝核問題無法解決而迫使川普行政當局鋌而走險援引中東薩達姆解決先例擒拿金正恩。中共一向喜歡以不戰而屈人之兵恫嚇菲律賓、台灣,結果表明是有效的。因為過去近三十年中共一直有良好的國際環境,美國蒙頭大睡毫無警覺而提供給了中共極大的方便。現在情況不同了,中共的邪惡已經讓國際社會有所了解,美國也可能意識到了過去的中國政策的無效。只要美國清醒了,中共在南中國海和台灣海峽的軍事恫嚇就會無效,中共自知實力有限而不敢輕舉妄動,因而在以上兩個地區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性不高。
金正恩朝核問題不在中共的影響和控制之下,中朝關係裂痕十分明顯。中國希望金正恩政權的繼續存在,可以成為中共與世界民主進步之間的一個緩衝。金正恩的繼續瘋狂和挑釁,完全可以引來川普行政當局的先發制人將其消滅。金正恩沒有了,那就真的唇亡齒寒了,很快就會波及中共政權的穩定。
西方民主國家與中共的親密扶持關係,是世界領袖目光短淺缺乏領導世界的能力的表現,美國最通常犯的錯誤就是姑息養奸。中國國共內戰的時候綁住了蔣介石手腳,聽任毛共席捲大陸,變相幫助毛共奪取江山,間接害了中國人民,讓全體中國人民淪陷在共產主義的紅色恐怖的水深火熱之中。1989年天安門事件以後不久,還是美國幫助中共走出國際孤立的困境,2001年又為了中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將唯一制約中共的人權條款與貿易脫鈎。因為政治短視,美國一次又一次幫助中共,傷害的卻是無助的中國民眾。現在習近平政權自認為實力足夠強大,無需繼續韜光養晦,可以挑戰二戰以後形成的世界格局和秩序了。希望美國從歷史上一次又一次的錯誤中醒悟過來,亡羊補牢為時未晚。
由於四十年冷戰的結束,美國取得了完勝,日本裔美國學者福山歡呼歷史的終結。實際歷史沒有終結,中共在美國和西方的警惕放鬆下悄然崛起。只有當中共邪惡專制主義結束了,這個世界才會平安一個時期。
簡短回顧一下中日關係的發展。1972年田中角榮總理大臣、外相大平正芳、官房長官二階堂進前往北京與毛澤東、周恩來建交,所謂邦交正常化,中日兩國世代友好。實際上中日兩國世代友好是一句漂亮的空話,實質是中日兩國政府之間的相互需要,與兩國人民沒有很大關係。中國普通民眾沒有自由表達自己思想的權利,他們只能根據中共政府的煽動去仇恨日本。中共建政幾十年來,民眾在政府的灌輸之下充滿了對日本的仇恨,隨時可以根據政府煽動宣洩對日本的仇恨。何時才有真實的中日兩國世代友好?只有當中共不在了,中國有自己民選的政府了,普通民眾有權利和自由選擇有關日本的真實信息的時候,中日兩國世代友好才是真實的。
日本是亞洲的一個成熟的民主國家,在亞洲應該起到當然的領導作用,在東亞應該與同為民主國家和政體的南韓以及中華民國結成政治聯盟,遏制中共的向外擴張。現在中國民主化的最大障礙是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制,而日本自1989年天安門事件以來對推進中國民主化乏善可陳。1989年中共政府用武力鎮壓了民主運動,中國與世界民主國家的關係全面倒退,但是日本的表現卻很不好,率先幫助中共從外交孤立中走了出來,進而又向中共提供經濟援助,養虎為患的惡果今天不明顯嗎?
是洞破先機看準中國的大變化,未雨綢繆提前預備,支持並且推動中國的政治變化,協助中國走進世界文明,還是繼續保持對沒落的中共專制的默許和縱容,何去何從,敬請日本自己選擇。我今天在這裡是希望日本能夠選擇對中國民主的支持和關注。我們民主中國陣線經過了28年艱苦卓絕的煎熬,依然弱小,但是我們代表著歷史的正確一邊,代表著中國未來的進步和文明。雖然我們被西方無情的拋棄,但是我們堅持至今。我們用歷史的時間換取不久將來在中國大地的巨大政治空間。
滿清遺老、滿洲國總理鄭孝胥生前曾有「三共論」,「大清亡於共和,民國亡於共產,共產亡於共管」,是一個非常經典的政治預言。「民國亡於共產」在他去世後11年實現了。歷史發展到了今天,就要進入「三共論」的最後一個階段,「共產亡於共管」。對此預言,我很以為然,中國的歷史進程正按照這個預言進行中。希望日本朋友們與我們一起見證這個歷史進程,更希望在我們中國民主革命的艱難道路上遇到孫文革命時候的宮崎滔天みやざきとうてん、平山周ひらやましゅう,乃至犬養毅いぬかいつよし。
2017年7月20日於日本大阪
(全文轉自《獨家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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