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曉農：台灣為何被視為新的西柏林？

台灣是新的西柏林」，這是最近一位德國政治家的看法。如果不是美蘇冷戰時期在冷戰前線西柏林生活過的人，很難對他這句話的題中深意有比較準確的理解。柏林牆倒塌的1989年，我在西柏林的德國經濟研究所任訪問學者，目睹東西柏林合二為一、美蘇冷戰走向終結。現在我把當年在西柏林的觀感與台海危局作一對比，為讀者們理解中美冷戰提供一個歷史視角。 

一、「台灣是新的西柏林」 

德國之聲中文網1月21日報道，德國的基社盟（Christian Social Union，CSU）政治家、歐洲議會人民黨黨團領袖韋伯（Manfred Weber）接受了位於德國杜塞爾多夫市的《Handelsblatt（商報）》的採訪。《商報》1月20日發表的採訪中韋伯表示，「在制度之間的競爭中，台灣今天就像西柏林一樣：我們的民主社會模式在一個制度性對手直接鄰近的地區掙扎着求生存。我們必須支持那些堅持民主和法治的人。」 

今天中美冷戰在政治對抗層面，與美蘇冷戰開始時的局面十分相似，而這一點與美蘇冷戰時期的兩件事密切相關，一件是蘇聯在捷克斯洛伐克發動的政變，另一件是西柏林空運。講清了這兩件事，我們就能對韋伯上面所說的產生共鳴。韋伯雖然是個70後，畢業於慕尼黑高等技術學院，但他對德國現代史和美蘇冷戰史的理解相當精準。 

如果回顧一下美蘇冷戰的開端，有一個1948年的事件現在很少有人提了，但這個事件卻是美蘇冷戰政治對抗的重要開啟點之一。1948年初，二戰後在蘇聯駐軍範圍內的捷克斯洛伐克仍然保持着戰前的民主體制，而民選的貝奈斯政府在民意支持下，不願意屈從蘇聯的操控和指揮。於是這年2月蘇聯在捷克斯洛伐克發動了政變，推翻了民選政府，換上了親蘇的傀儡政府。 

這個事件充分展示了蘇聯擴大它的勢力範圍和與以美國為後盾的歐洲民主國家對抗的實質，即專制的紅色大國試圖不斷擴展其勢力範圍，用紅色傀儡政權代替它想推翻的民主政權。這次事件把美國國內親蘇的聲音和二戰後對蘇聯的綏靖主義主張壓了下去。從此，美蘇冷戰的政治對抗就全面展開了，其核心是，要守護民主國家，還是放任紅色專制威脅世界。 

中共今天在台灣所謀求的，與蘇聯當年在捷克斯洛伐克所實行的，沒什麼不同。兩者都是要用紅色傀儡政府替代不聽命於紅色大國的民主政府，在武力脅迫下實現「紅色政變」；然後在紅色大國駐軍的威懾下，讓傀儡政府為紅色大國充當炮灰。中共講的「愛共者治台」，就是用紅色傀儡勢力，在台灣實行中共的專制統治，它絕不允許民主制度和真正的民選政府在台灣存在。所以，中美冷戰的實質與美蘇冷戰一模一樣。 

二、蘇聯對西柏林實施經濟封鎖 

兩場冷戰都顯示雙方圍繞着剝奪還是保護冷戰陣營交界的邊緣地區居民的民主要求這個政治層面的對抗。蘇聯圍困西柏林，是美蘇冷戰正式爆發的標誌性事件。 

二戰後處於盟軍占領下的德國被美、英、法、蘇四國分別占領；德國首都柏林也分別被這四國分成四個占領區，但柏林市整體上被蘇占區包圍，四面八方都是蘇軍控制的地區，只能通過北、西、南三條公路和三條鐵路進入美、英、法占領的西德各州。 

二戰後，隨着美蘇冷戰的開始，美、英、法合作把各自的占領區合併，1948年5月23日在英美法三國代表的參加下，西德通過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基本法》，這一天西德成立，定都萊茵河畔的波恩市，阿登納組成了第一屆聯邦政府，由他擔任總理。而柏林市內的這三國占領地區也合併成西柏林市。 

當時西柏林市西南方的Zehlendorf一帶是比較好的住宅區，二戰時遭到的轟炸也比較少，許多信任美國的柏林人都住在西柏林，那裡也建有美軍軍營；而東柏林是東德的首都，許多住宅在東柏林地區的德國人仍然留在那裡。東西柏林之間雖然有關卡，但居民可以來回走動，有些人工作和居住的地點分別在東西柏林，每天要穿過關卡來回通勤。 

但是，由於西柏林的自由社會深深吸引着東柏林乃至東德其他地區的人，越來越多的東德人移居西柏林，特別是工程技術人員和科學家，讓東德當局產生了危機感，擔心東德會逐漸失去技術專家，因此請求蘇聯支援。這種情況下，蘇聯突然發起了對西柏林的經濟封鎖，想製造西柏林居民的生存危機，迫使他們接受蘇聯式專制制度。 

柏林封鎖（德語是Berlin-Blockade）發生在1948年6月24日到1949年5月12日，這是美蘇冷戰時期的第一次重大國際危機。蘇聯為了給居住在西柏林的德國人施加經濟壓力，從6月24日起全面切斷了西柏林與東柏林以及東德其他州的水陸交通及貨運，只剩下從西德飛往西柏林市內Tempelhof機場的3條空中走廊通道還能飛行。歷史上稱柏林封鎖為第一次柏林危機（後來修建柏林牆是第二次柏林危機），這第一次柏林危機形成了第一次美蘇冷戰高潮。 

蘇聯以為，西柏林被經濟上封鎖之後，西柏林人為了活下去，就會反對西方盟軍，從而達到把西方盟軍驅逐出西柏林的目的。但是，儘管當時西柏林的糧食供應中斷，燃料煤也庫存用盡，當地市民生活艱難，但西柏林居民堅決不向蘇聯屈服，寧肯忍受處於孤島狀態下的忍凍挨餓日子。 

三、美軍的「運糧行動」，實行緊急經濟救援 

面對西柏林居民信任民主制度、拒絕紅色統治的普遍立場，美國決定給西柏林居民實行高成本的物資空運計劃，於是美軍通過實施柏林空運，架起了西柏林的生命線。 

當時駐西德的美軍空軍司令李梅是二戰中曾指揮轟炸日本的空軍指揮官，他調集了自己所掌握的飛機，開始向柏林空運生活物資；同時還發急電，請美國政府從世界各地調更多的運輸機以供空運使用。1948年6月26日杜魯門總統命令美國駐歐空軍，將所有能用的飛機都投入柏林空運，代號為「運糧行動」的空運作業正式開始。世界航空史上罕見的特大規模的空中運輸──柏林空運拉開了帷幕。 

那時二戰才過去3年，德國經濟尚未復甦，孩子們的生活尤其艱苦。我在哥廷根大學經濟系一位教授的家裡聽他講過當時的苦日子，他過5歲生日的禮物就是一片黑麵包上撒上幾粒砂糖。西柏林的情況比鄉下更糟，因為戰時柏林是美軍戰略轟炸的重點地區，蘇軍攻克柏林時又發動大規模炮擊，整個城市滿目瘡痍，有人形容它像「一隻盛滿瓦礫的大碗」。那時的西柏林仍然帶着戰爭的創傷，疲憊、衰弱、生產力低下。 

西柏林市區有230萬居民，加上西方三國占領軍，共有250萬人，若沒有糧食和燃料，一天也不能維持；這座城市每天需要至少4,500噸物資才能維持基本生活，除了飲用水，其他的一切生活物資只能靠美軍空運。從6月29日起，美軍派出大批飛機，為西柏林的250萬居民大規模空運糧食及各種日用品，將近一年內飛行次數達277,728次，空運貨物211萬噸。這些貨物既包括各種食物和日用品，也包括燃料煤和車用汽油。 

從西德飛過蘇聯占領的東德、通往西柏林的空中走廊有3條，即北部、中央和南部走廊，每條空中走廊寬32公里，高度必須在3千米以下。由於空域和機場都很窄，飛機數量又多，空中走廊內的飛機密度非常大，空中交通管制很不容易。當時的安排是：美軍運輸機從柏林南部的法蘭克福和威斯巴登起飛，經南部空中走廊進入西柏林的Tempelhof機場，卸貨後飛機再起飛進入西北的中央空中走廊，飛越漢諾威，再繞道向南飛回裝貨機場。 

我到那個現在已廢棄、位於西柏林南部的Tempelhof機場看過，那裡仍然保留着當時在機場地區拍攝的照片。當時的空運基本上是24小時不停，平均每3分鐘起飛1架；空運密度最高的時候，機場上平均每1分鐘就有1架美軍運輸機降落。當時的飛機和機場都很原始簡陋，飛機上沒有儀表着陸系統，所有飛機必須人工操縱，嚴格按規定時間飛抵降落機場，時間必須控制在正負30秒之內。柏林空運歷時11個月，美軍參加空運的飛機是319架，總飛行時間60萬小時，英軍參加空運的飛機是140架，總飛行時間12萬小時。

四、「搖翅膀叔叔的糖果轟炸機」 

柏林空運期間發生了讓西柏林孩子們難忘的「搖翅膀叔叔的糖果轟炸機」的故事。 

當時有一位美軍飛行員哈沃森（Gail Halvorsen）中尉，他在機場的跑道終點，隔着鐵絲網看到一群德國小孩，其中一個十幾歲女孩的話讓美軍中尉十分驚訝，她說，「如果我們失去自由，就再也拿回不來了」。美軍飛行員被這個女孩深深感動，給了幾個孩子每人兩片口香糖。他決定要為這些孩子們做點什麼，就對這些小孩說，我下次回來時會搖擺機翼，然後把糖果包在小降落傘投下來給你們。雖然這樣做違反軍紀，但是他還是把自己每周定額配發的糖果空投給德國孩子們了。 

很快哈沃森的話就傳遍了機場附件的居民區，於是每天有幾千個孩子在機場附近等待着。而這位飛行員也收到了許多寄給「搖翅膀叔叔」和「巧克力轟炸機」的孩子來信。西柏林的報紙也報道了這個故事。隨後孩子們經常寫信給美國空軍，要求空投糖果的地點離他們的家近一點。 

「巧克力轟炸機」的故事傳回美國後，引起了強烈反響，糖果公司、民眾和學校學生紛紛捐出糖果和巧克力，其他飛行員也加入空投糖果的隊伍。第一位「搖翅膀叔叔」成了英雄，他的愛心像甜蜜的紐帶，把美軍飛行員和德國的年輕一代緊密地聯接在一起。 

1948年12月20日，為了讓西柏林兒童過上一個快樂的聖誕節，盟軍制定了一個特別空運任務，代號為「聖誕老人」，當天所有的運輸機都裝滿了募集自美國各地的糖果和玩具；飛臨西柏林機場上空時，所有運輸機全都搖晃飛機翅膀，那次特別空運任務一共給西柏林的孩子們送去了20多噸巧克力、口香糖和其他糖果。 

這11個月的空運和情誼，不但化解了美德之間「二戰」中血的仇恨，還建立了美德兩國民眾之間深厚的友誼。在那些日子裡，柏林人看到的是對比鮮明的圖景：蘇聯人從地面上把德國的機器設備一列車一列車地拉走，而英美則從空中用飛機把來自西方的生活用品源源不斷送進德國。一位叫做黑爾佳·斯特洛的西柏林女孩說：「我們非常感激美國人，他們幫助了我們。你必須記住，我們曾是美國的敵人，而且戰爭剛剛結束3年，美國人就來幫助我們活下去。」 

柏林空運60周年時，已經87歲的那位「搖翅膀叔叔」 哈沃森回憶道：「當時無論是西柏林人或德國人，早已不再是美國的敵人，新的敵人是斯大林。他企圖封鎖西柏林，將整個城市的人民活活餓死，而主要受害者是婦女和兒童。我第一次運載一批麵粉飛抵西柏林時，看到那裡的人民如此地高興，他們看到我就像看到天使。從那時起我們和德國人屬於一個團隊，我們成了朋友。」柏林空運使世界輿論轉而反對斯大林，阻止了斯大林西進的步伐。哈沃森說：「我們駕駛着『自由精神號』C-54型飛機，就是要提醒年長的人們不要忘記當年行動的意義，要教育美國的年輕人，自由對柏林的孩子們意味着什麼？」 

五、台灣為什麼象當年的西柏林？ 

美國強大的空中力量不僅成功挽救了西柏林這個東西方對抗的橋頭堡，並且震懾了蘇聯人。斯大林意識到，美國人不會再輕易放棄任何一塊陣地。柏林空運給後來的冷戰劃定了路線，蘇聯自那以後，再也沒得到一寸西歐的領土，也再沒試圖那樣做。 

當時空運必須經過東德的領空，可能遭到蘇聯空軍的攻擊，美國實際上要冒的是世界大戰的危險，西方各國也做了戰爭準備。但當時蘇聯只是空中騷擾，始終沒敢動手。因為斯大林看到，杜魯門已經下定決心，無論如何要頂住蘇聯的挑戰，決不放棄西柏林。當時蘇聯在東德的駐軍有40個師，而西方盟軍只有8個師，兵力對比懸殊；但那時蘇聯沒有原子彈，而美國是世界上唯一有原子彈的國家，所以蘇聯不敢攻擊美國。最後蘇聯在1949年5月12日撤消了柏林封鎖。 

另外，柏林封鎖與中國也有關係，這一點以前中國人從來沒聽說過。據蘇聯情報機構的將軍帕維爾·蘇杜普拉圖夫1994年出版的個人回憶錄《特殊使命》一書，蘇聯在1948年解放軍發動遼瀋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渡江戰役期間，特意引發「第一次柏林危機」，想以此轉移美國對國共內戰的戰略注意力，把美國的援助重心牽制在歐洲，從而減少美國對國軍的援助，間接地幫助共軍取得軍事勝利。 

英國的約翰·梅森在他的《冷戰 1945-1991》一書中曾經這樣分析：柏林衝突遠不是一場外交磨擦，它具有戰爭的一切特徵；然而，美國擁有原子彈，使這場衝突變得與眾不同。核武器的存在使經典的軍事戰略首次產生了革命性改變，它縮小了雙方的選擇餘地，任何一方都無法利用各自軍事力量的特長。柏林是核時代的第一次衝突，雙方都顯示出凍結地理現狀的明顯傾向。20世紀40年代後期發生在歐洲的一系列事件，最後以柏林封鎖而告終。 

在中美冷戰當中，軍事上台灣是中共軍隊突破第一島鏈，控制西太平洋地區的跳板；一旦中共占領台灣，它將把台灣作為進一步對外擴展，北威脅日本、南威脅澳大利亞的前進陣地，同時會試圖迫使美軍撤離沖繩等基地。而在政治上，台灣很象當年那個西柏林的德國女孩說得那樣，「如果失去自由，就再也拿回不來了」。 

當年蘇聯和東德的紅色政權想通過經濟封鎖，餓得西柏林人下跪，那時紅色政權講過「血濃於水」嗎？面對那些有親友在西柏林挨凍受餓的東德人，紅色政權「面有愧色」嗎？紅色政權為了自己的目標，從來是冷血的；過去在西柏林如此，如今在台海問題上依然如此。當中共想動手威脅台灣時，除了軍事恐嚇以外，經濟封鎖肯定是必然要採取的行動，它早已在台灣以往的選舉時期試過禁止進口台灣農產品這樣的招數。台灣問題如今不再是所謂的「統一」問題，而是專制與民主兩種制度的決戰。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