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刀斷水

5月12日，國家移民管理局宣布，要嚴格執行從嚴從緊的出入境政策，從嚴限制中國公民非必要出境活動，嚴格出入境證件審批簽發。

從此前倡導「非緊急非必要不出境」，到「嚴格執行從嚴從緊政策」，政策措辭的這種變化，無疑是重要的信號，在春夏之交陰雨連綿時節傳來的這個消息，會讓整個社會感受到陣陣寒意。

這個政策首先存在語義問題，官方並沒有詳細說明政策具體措施以及執行標準，「嚴格從緊非必要」這類主管色彩濃重的措辭，意味着執行環節中很大的自由裁量權，會讓公民在應對時無所適從。

這個政策也存在邏輯問題。如果擔心入境帶來疫情傳播風險，而實施嚴格管控，那尚且可以說符合某種邏輯。事實上這種嚴格限制早就開始了，航班大量削減，嚴苛的防疫管控措施，都使得回國通道變成蜀道， 近三年時間中國公民回國的艱辛歷程，就是這種政策血淚代價的見證。

但為什麼在嚴格執行入境限制三年之後，要強調限制中國公民出境呢？有人會說，中國公民出境之後肯定會入境，因此為了減少入境壓力，不如同時限制出境，但這種理由是簡單粗暴的。公民出境目的包括求學、就醫、經商、旅行、探親訪友等等多種目的，各種目的的緊迫性和日期行程安排不同，出境人群並不會同等程度的在特定時間段內轉化為入境人群，卡住入境一道關口就足矣，為何要限制人員出境呢？再說，在目前這種入境措施之下，需要出境的人員肯定有其緊迫性目的。

此外，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以來，朝鮮立即關閉了國境，幾乎沒有任何人員出入，然而最近奧米克戎依然在朝鮮爆發，說明關閉國境並不能阻止疫情傳播。

當然，上述出入境政策的調整，最重要的問題是合理性和正當性問題。如前所述，公民選擇出境肯定有其緊迫性目的，不存在「非必要」的問題。再說，「必要不必要」從來都是自主判斷而不是他者判斷，是個體判斷而不是集體判斷，更不是官方判斷。這個判斷權利一旦讓渡出去，就是一條通往荒謬之路，上海封城期間一些小區團購活動，就出現了牛奶，可樂或咖啡是否必需品的爭論，個體選擇權都變成可有可無的奢侈品了。而按照官方「非必要不出境」的邏輯，層層加碼之下，衍生出了非必要不出省不出市不出縣不出村不出小區的種種神奇規定，最後足不出戶變成了必須遵守的義務。

遺憾的是，對政策合理性和正當性的追問，最後總是被埋在404的廢墟里。

不過，「非必要不出境」這個政策帶來的困惑和不安，總會讓人猜想，除了疫情防控目的，這個政策是否承載了其他意圖？

下列幾組數據或許可以提供某種啟發。

2019年中國服務貿易出口2795億美元，進口4941億美元，服務貿易逆差2146億美元，服務貿易和集成電路、石油進口並列中國三大貿易逆差項目。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多種因素影響，中國服務貿易逆差下降至950億美元左右，同比減少1200億美元。

2021年受新冠疫情影響等多種因素影響，中國服務貿易逆差為6430億元人民幣，相當於900億美元左右。

旅行服務是中國服務貿易最大逆差領域，新冠疫情以來出國旅行大幅度減少，2019年中國出境旅遊人次是1.68億， 2020年出境人次是2033萬人次，同比下降87%， 而2021年出境人數估計是2500萬人次，出境人數的大幅度下降導致中國服務貿易逆差大幅度下降，對比2019年的高峰，下降了1200億美元。

在中國對外負債率不斷攀升，淨外匯儲備額不斷下降情況下，疊加美聯儲政策轉向帶來的資本外流和人民幣貶值壓力（感興趣的朋友可以參閱筆者相關論述），中國國際收支的穩定性和安全性正受到衝擊，在這種背景下，通過嚴格控制出境人數，減少資本外流，每年節省大概1200億美元的外匯，自然成為充滿誘惑力的政策選擇。

不過毫無疑問，這種政策動機是短視的。公民正常出入境是確保經貿商務往來的重要一環，限制公民出境，會嚴重折損中國企業正常開展國際經貿的能力，進而影響中國的外匯創收，即使從功利主義角度來看，限制公民出境也是完全得不償失的。

此外，這種政策效果最終可能適得其反，當人們感受到國門可能關閉的風險之際，肯定會有更強動力來對沖化解這種風險，無論是金融脫媒還是資產離岸，各種避險風潮會更加洶湧澎湃。而即使在嚴格的資本管制條件下，資本外流的通道其實依然很多，對於真正有能力和有需求的人，目前的資本管制措施是攔不住他們的。

其實，信心和安全感才是留住人和資本最重要的因素，以疫情防控名義限制人員和資本跨境流動，是典型的抽刀斷水。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稻草和飛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