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恐懼驅動的習近平極權

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在討論國際政治事件的起因時常用三個術語：恐懼、榮譽和利益，相對於榮譽或者利益，恐懼在修氏看來，常常是引發國際爭霸的首因。事實上，對於中國當下的政治，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用恐懼來解釋，習近平對政權安全和自身政治地位安全的擔憂和恐懼，驅使他在政治上採取越來越嚴厲的控制措施，打造人類歷史上少有的極權政權。

習近平從集權到極權

習近平成為中共核心，修改憲法廢除任期制，大搞個人崇拜，並最終在二十大三連任建立習家軍統治團隊，有多種解釋，一種流行的看法就認為，他要幹大事，時間短了不行，事情尚未做完，兩屆任期就結束，留下爛尾工程，所以不能有任期限制。習自己也常常要求領導幹部胸懷「國之大者」，好像的確幹大事的樣子。或許不排除他有這種想法，可以部分解釋他的集權。然而，愈到後來，這種解釋的說服力愈弱。如果說，集權是手段，幹大事是目的，那麼愈到後期，手段和目的就置換，手段本身也即集權成了目的。因為集權是個重新洗牌的過程，勢必會打碎原有的利益和權力結構，很多人尤其是高官和資本家會成為失敗者，在過去，失敗者往往人頭落地，現今畢竟披着一件現代文明的外衣，所以不至於被處死，但財產沒收，鋃鐺入獄是少不了的。

這些失敗的高官和資本家當然不會坐以待斃，會利用各種方式、手段和機會給習近平及其政權挖坑，製造難題，讓習防不勝防。這當然會讓習感到非常不安，非常恐懼，恐懼政權不穩，恐懼權力不安，甚至恐懼自己和家族的生命危險。這種恐懼感越強，就越要強化集權程度，把自己里三層外三層圍起來，確保絕對安全，從而導致集權變極權，手段異化成了目的，原有目的則虛化。

反腐永遠反不完

習用來確保自身政治生命和政權安全的手段和措施，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即反腐、以等級原則建立的政治規矩，以及對經濟和社會的泛安全化。反腐是習樹立個人政治權威的不二法門。由於中共的腐敗到胡錦濤統治晚期積重難返，不反腐有可能亡國，這就給了習反腐極大的正當性，不但會得到大眾力挺，在黨內也會得到黨員乃至一般官員的理解和支持，這可以解釋何以習舉起反腐大旗，腐敗高官一個個毫無還手之力，任憑發落。習借着反腐，大大擴充紀委權力，並在政府層面成立監察機構，將它們牢牢控制在手上，成為打擊政治異己的利器。反腐既然開了頭，就不可能有結尾，所以，習近平美其名曰「反腐永遠在路上」。

原因在於，以中共幹部隊伍的龐大，在過去幾十年裡，積累的腐敗是個天文數字，要在十年內不可能就徹底治癒，現在很多落馬的官員，都是倒查幾年、十幾年乃至二、三十年的；何況，中共的體制乃是一個製造腐敗的機器，老的腐敗去了，新的腐敗又來，永遠反不完。另外，習也有自己的私心，他要利用反腐不斷敲打官員隊伍，尤其是那些對他心裡不服，暗中有威脅的官員特別是政敵，要他們時刻牢記，他的政治權威和地位是不能挑戰的，必須服從他的指揮和領導，對他恭順忠誠，否則以腐敗論處。故而，這兩年被查處的高官數量非但未減少，還在增長，這說明，習是有意識地保持一種反腐張力，來震懾官員隊伍，清除有二心的高官。

政治規矩出自習一人意志

但是僅有反腐還不夠，雖然中共的幹部很難找出沒有腐敗嫌疑的，然而，總不能將所有有腐敗嫌疑的官員都拿下，這是不現實的。如何讓大多數官員都服膺他的領導權威，還得有另外的法子，習想到的是政治建設。本來共產黨的各種建設都帶有政治性，無需在思想、組織、制度、理論等建設上再特意加上政治建設，並且把它放在其他建設的首位。雖然這看似多此一舉，但絕不是無的放矢，而是有其目的。習的目的就是借政治建設在黨內建立一套帶有強烈等級特徵、完全體現其個人意志的政治規矩，以此約束全體黨員和全體官員。中國古人說，沒有規矩不成方圓，有人的地方就有規矩，要做事也須有規矩，但是，在一個政治體系中，規矩是集眾意所成，體現的是眾人意志，而非少數人更不是單個人的意志，它約束的對象是體系中的所有人，包括規矩制定者，才顯公平和公正。

然而，習的政治建設不是這樣，它不是出自眾意，是習一人意志的條文化、制度化、法律化和政治化。根據習的意志搞出的這套政治規矩，也約束上至總理，下至村長的所有大小官員，除習自己。他是高高在上的「皇帝」，是不受「規矩」監督和約束的。過去的中共政治局，總書記和政治局成員在黨規上的政治地位是平等的，總書記只是會議的召集人，好比是一個班幹部集體，總書記只是班長，他和其他班幹部不存在上下級關係，不能指揮指使他們。但習通過政治建設，改寫了這種關係和遊戲規則，他不再是班長而是班主任，有名正言順的權力去領導指揮和調度政治局的那幫班幹部。於是，人們看到，每到年末，政治局召開民主生活會，眾政治局委員要向習交一年的工作總結和學習心得，聽他點評，合格與否。這套政治規矩就變成一套套在官員頭上的政治緊箍咒，每個人都必須服從和遵守，不管願不願意，因為如果不服從，在現行體制下，勢必沒好果子吃，輕得穿小鞋，靠邊站，重則會有某種不可測的後果。在這種威脅面前，官員們當然「自覺」趨利避害，少有敢對習不敬的。

對經濟社會兩手抓

雖然制定了一套政治規矩，習仍覺得不夠安全，它只能管到官員和黨員，對廣大百姓和非黨人士約束的力道就不足。此外，個人政治地位和政治權威通過反腐和立規，是保住了，但還有一個政權安全的問題。政權安全如果出了大漏洞，政權保不住，作為中共政權總代表的習近平，其自身政治安全也難保，所以這兩者是聯動的。反腐和立規當然也助於政權安全，然而，要讓政權更安全，不出事，就需在政權安全上下功夫，也就是加強各種安全機構的權力，出台更多的安全制度和措施，採取更多的安全技術手段，來對付不安全的事和人，特別是在重新以發展經濟為黨的工作重心的當下。

習明白，中共政權的根本合法性，取決讓百姓過上好日子，過上好日子的前提是發展經濟，過去幾年的折騰和政治掛帥，讓經濟一落千丈，元氣至今未恢復，大大挫傷了民眾和市場的信心，不得已，要重新去拼經濟。但是，面對不友好的地緣政治環境，以及人心思變，不能因為要發展經濟就對安全馬虎，放鬆了政權安全這根弦，所以，外界就看到兩個互相矛盾的現象：一方面號令大力發展經濟；一方面安全這隻手也閒不住，全民抓間諜，蠢蠢在動。習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這就導致泛安全化，在很多方面和領域，對安全的重壓窒息了社會和經濟的活力。外資為什麼撤離中國，泛安全化是一重要因素。

以上三個方面都和習近平對自身政治安全和政權安全的恐懼有關，恐懼催生並加劇了他要用反腐、立政治規矩以及治理的泛安全化，為其政治權力和中共江山保駕護航，它的後果當然是導致他幾乎得罪了所有的精英階層，包括原本可以作為他統治支柱的紅二代，以及相當多的普羅大眾。和後者相比，精英是有雄厚的資源和手段來表達他們對習的不滿的。習害怕這種情況的出現，所以就更加強化安全保護，而這樣一來讓精英階層也更難受和不滿，又進一步使習恐懼不安，於是雙倍抓緊安全保護不放，以致形成惡性循環。習氏極權就是在他的一步一步的恐懼中建立起來的。

文章來源：美國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