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沒想過這種事會發生在美國

正如我希望我的聽眾和讀者能夠證實的那樣，我一生都在努力理解人性和人類行為。我很遺憾地告訴大家，在過去幾年裡，特別是在2020年，我學到的東西比任何時期都要多。

最大的啟示之一涉及到一個一直困擾著我的問題：如何理解《德國好人》（根據約瑟夫-卡農的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

這個術語用於描述一個普通的、應該還算不錯的德國人，他既沒有傷害過猶太人，也沒有幫助過他們，也沒有破壞過納粹政權。同樣的問題也可以問維希時代的普通法國人，還有列寧、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及其繼任者統治下的普通俄羅斯人，以及數百萬在獨裁統治下沒有幫助過同胞的其他人。

近幾年來，我學會了不要那麼快就判斷安靜的德國人、俄羅斯人等等。當然，我仍然要對那些幫助過納粹的德國人以及以任何方式傷害過猶太人的德國人作出評價。但是如何評價那些甚麼都沒做的德國人呢？還不能急於評價。

我改變了想法，因為我看到了在美國（還有加拿大、澳大利亞和其他地方）正在發生的事情。

數以千萬計的美國人很輕鬆地接受了對他們的自由，甚至包括謀生的自由，做出的非理性的、違憲的、前所未有的警察國家式的限制。

大多數美國人也以同樣的方式接受了推特和所有其他主要社交媒體平台的猖狂審查。

例如，即使是醫生和其他科學家，如果為羥氯奎和鋅在早期治療COVID-19提供科學支持，他們也會被剝奪言論自由。協會認證醫生弗拉基米爾．澤連科曾將數百名COVID-19患者從痛苦和死亡中拯救出來，但是卻被禁止在推特上發布他的救命藥物羥氯奎和鋅的使用方案。

有一半的美國人，也就是非左派的那一半，害怕在所有大學、電影製片廠、大公司，甚至在每一個工作場所說出自己的想法。教授們一旦說話冒犯了左派，有終身教職的會擔心被排斥，沒有的會擔心被解僱。人們因為與「黑命貴」（BLM）的觀點不同而被社會排斥，被公開羞辱，或者被開除，因為這個群體歷來仇恨美國、仇恨白人，但是很少有美國人會仗義執言。

相反，當BLM的抗議者要求餐館外的用餐者舉起拳頭表示對BLM的支持時，幾乎每個用餐者都會這樣做。

美國人面對的是左翼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但不是左翼的秘密警察或再教育營。（至少目前還沒有。如果他們有這個能力，我毫不懷疑左派會把直言不諱的保守派送進再教育營。）

我開始理解生活在納粹主義制度下的普通德國人和生活在蘇聯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普通俄羅斯人，他們還有另一個原因：媒體洗腦的力量。

作為一個研究獨裁統治的學生，從我在哥倫比亞大學國際事務學院俄羅斯研究所（當時的名字）讀研究生開始，我就一直認為只有在獨裁統治下，一個社會才會被洗腦。我錯了。

我現在明白，大規模洗腦可以發生在一個名義上自由的社會。

持續不斷的左翼鼓聲來自《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幾乎所有其他主要報紙，加上《大西洋月刊》、《紐約客》、CNN、ABC、CBS、NBC、PBS、NPR，以及好萊塢的全部，幾乎每一所學校，從幼兒園到研究生院，都像德國、蘇聯等國家一樣，有效地洗腦了至少一半的美國人。成千上萬的學校將要傳授《紐約時報》的「1619項目」中的謊言，而這只是無數例子之一。

在封鎖之前的那一年，我幾乎每周都坐飛機，所以經常會有認識我的人來找我。我越來越注意到，人們會環顧四周，看看是否有人在聽得到的範圍內，然後近乎耳語地告訴我說：「我支持川普」或者「我是保守派。」最後一次人們環顧四周對我竊竊私語，是在我經常去蘇聯的時候。

上周末，在魁北克省，大家可以在一段瘋傳的視頻中看到，有一家人被罰款，被逮捕，因為六個人聚在一起慶祝新年。一名鄰居告發了他們，慶祝者隨即被逮捕。魁北克政府讚揚了告密者，並要求公眾更多的「合作」。

在美國的一些民主黨執政的州和城市，告密者同樣受到讚揚和鼓勵（洛杉磯市長埃里克-加希提三月份說「告密者有獎賞」），在澳大利亞則受到左翼政府的鼓勵。許多美國人、加拿大人和澳大利亞人都很樂意告發那些拒絕把自己的生活封鎖起來的人。

這一切都是在沒有集中營、沒有蓋世太保、沒有克格勃、沒有再教育營的情況下發生的。

這就是為甚麼我不再像以前那樣輕易地判斷普通德國人了。面對暴政時的冷漠並非德國人或俄國人的特點。我從沒想過這種事會發生在美國。

（來源：經濟學黑板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