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間,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醫大二院)立下「院規」——病患必須先在該院做病毒檢測,而且必須是4件套後(核酸檢測、CT、抗體檢測,以及血常規檢測),才有資格獲得診治,否則無論情況多緊急,醫生絕不出手。就是這條規定,讓很多危重病人因錯失最佳治療時間而離世。在經歷了失去親人的痛苦後,一些家屬決定講出他們的遭遇,曝光這家醫院草菅人命的做法。
據大紀元報導,哈爾濱市民穆成林(化名)稱,2020年7月22日,他的父親做透析後出現心律失常,每分鐘心跳降到20下左右,被送進當地九六二醫院的ICU(重症加護病房)。
醫生診斷後表示,他父親要馬上安裝心臟起搏器,但是這家醫院沒有起搏器。於是,穆成林立馬撥打120聯繫救護車,要把父親轉到醫大二院,那是黑龍江省內最權威的心血管醫院,也是唯一一家有CCU(心臟重症監護病房)的醫院。
穆成林說:「轉院時,九六二醫院的醫生特別交代我,他說,『一定看好了,小伙子,一定讓你爸這個腎上腺素按照這個速度往下點。』當時我抬頭一看,那個腎上腺素的靜脈輸液速度特別快,大概是每滴不到一秒鐘,可想而知我爸情況十分危急。」
晚上9點50左右,穆成林帶着父親到達醫大二院,120的隨車醫護也向該院醫生交代了穆父的危重情況。
但是之後,「噩夢就開始了」。
由於當時哈爾濱有疫情,一個患者只允許有一個陪護,穆成林隻身陪父親進了醫大二院。他說,進去之後,「大夫就不慌不忙地告訴我去掛號。我說那可以,我去掛號,正常上急診咱們都掛號。然後我就拿着掛號的東西回來了,大夫是什麼概念呢?大夫說得做『四件套』。」
所謂「四件套」,是指核酸檢測、CT、抗體檢測,以及血常規檢測。
穆成林說,「我手裡有核酸(檢測證明),我當時手裡那個核酸(檢測的證明)拿着呢。他說不行,必須是本院(做的)核酸(檢測)。我說不能再等了,我爸都已經要不行了。他說不行,這是『本院的規定』,『本院核酸』,你們倆都得做。」
穆成林難過表示:「我都給他跪下了,我告訴他,這種情況得立馬送去安起搏器。他的意思是:不好使,而且要等本院核酸結果出來後才能給予搶救治療。出結果要等6個小時。」他說,「我沒有辦法,他把單子開出來,我又去交費。這個時候就腎上腺素(輸液),你想想一分鐘六十滴,那一袋很快就下去了。我說大夫,你這麼整的話容易出人命。他說這是本院的規定。」
據穆成林回憶,那時候他很絕望。他身邊沒有任何醫護人員的陪同,只能自己推着擔架上的父親,驚慌地奔波在各個檢測室之間。這些地方都在同一層樓,但有的門口設有門檻。他說:「本來我爸這心臟已經受不了了,那個門檻一顛⋯⋯我記得特別清,做核酸的時候,我說大夫你能不能出來啊,我爸要不行了,(進門)我還得抬(擔架),特別難。他說不行,必須得進來,這一點沒有人性。然後我就給他拽進去,當時我也是慌得不行了,我爸還顛了一下,我看着特別心疼。」
做完核酸,等待父子倆的,還有更難的CT檢測。
到CT室時,穆成林看到已經有不少人在排隊了,他乞求別人讓他父親先做,得到了同意。當時大概晚上10點10分,穆父還有意識。
穆成林說,「推着他進去,上CT機我爸一百多斤,我自己整不上去啊,而且他不受控制了,他在那躺着來回翻滾,因為他難受啊。然後我跪求患者的家屬跟我一起把他抬上去了,又求另一個人(幫着)抬下來。之後我就推着他回到急診。他(進院的)那時候就沒有那種來回左右(動),最起碼可以轉轉身,或者手來回地可以把着擔架床上。(從CT室)回來的時候他就不動,開始長喘氣了。」
穆成林發現,父親打着的腎上腺素吊針已經沒了。他說:「我又找到當時值班的醫生,我說你快把這個腎上腺素給弄上,然後他回過頭來跟我說一句話:『你爸不能再點腎上腺素了。』我就開始求他。」
值班醫生回覆說,穆父的情況,要等6個小時出核酸結果夠嗆,所以只要等CT片子出來就可以進行搶救。但是CT片子什麼時候能出呢?「得看CT室那邊幾點給你整。」
時間來到10點25分,穆成林看到父親「已經不行了,呼吸是有的,眼睛半睜不睜」。但緊接着,醫生做出了讓他覺得更匪夷所思的事情——10點38分,又開出一張CT單子。「我說為啥還要開一個CT呀,他說我懷疑你爸喉嚨里有異物。我說我們不是說來這兒急診看病的,我們是安起搏器的。他說你爸指定喉嚨中有異物,總得做個CT看看。我懷疑(他安排)這次CT(醫生)有提成。」穆成林說,「真的不想再提起了,特別特別難受,一提我現在這個心臟都在嗓子眼。」
做完第二次CT後,穆成林又推着父親回到急診大廳等出片子。期間,醫生問他,「普通病房沒有,有一間(價格)900(元)去不去?」他說去,雖然已經絕望了,「但是做兒女的,還是想最後搏一下,再搶救一下。」
11點18分,片子終於出來了,顯示穆父沒有感染新冠病毒,醫生也終於肯出手救治。但是,由於拖延和折騰,他的身體已無法直接安裝心臟起搏器。
穆成林說,「他錯過了最佳治療時間,直接就開始搶救了。就是(醫生稱,)『咱先不能說安起搏器了,安不上了,這種人安不上了,咱先給他搶救過來之後再說下一步了。』」
讓穆成林不能釋懷的另一點是,之前,值班醫生拒絕給他父親續腎上腺素吊針,但開始搶救後,醫生又給續上了。這期間的中斷,是否也造成嚴重影響?
搶救時,穆成林一直在旁邊看着。他說,「他們是先點腎上腺素等這些東西,先往裡輸液,後來他們感覺不行,完了大概是在12點多開始用強心劑,還有那種機器就是心肺復甦,人上去按一下子,按按按,又給吸氧。最後晚上一點的時候過不來了,他(醫生)說『你也別折騰他了。』」
穆成林稱他父親的死亡時間應該是「(凌晨)1點08分,7月23號。」
違反當局通知奪命「四件套」
距離父親去世有一年了,現在談起此事,穆成林仍然十分悲痛。他說,他一直無法理解一件事:為什麼在九六二醫院的時候,他出示另一家醫院的核酸證明就有效,而醫大二院卻堅持要「本院四件套」?
穆成林表示,曾經他也想過,「這個事情我認了」,「咱一個小老百姓告官的話,肯定是抗衡不了」。
直到有一天,穆成林看到一則通知,對他而言,就是一個晴天霹靂。
2020年7月13日,中共國家衛健委網站刊發《關於疫情常態化防控下規範醫療機構診療流程的通知》;同年7月20日,黑龍江省衛健委網站刊發「關於轉發《關於疫情常態化防控下規範醫療機構診療流程的通知》的通知」。
通知的第一條明確要求各地、各醫療機構:「要重點做好危重患者救治」,「對於心梗、卒中、急性創傷出血等可能致死或致殘的急危重症,必須在採集核酸檢測同時即予以搶救,嚴禁在核酸檢測結果回報前『只留觀、不救治』。」
通知還表示,「對以疫情防控或床位已滿為由延誤治療和推諉急危重症患者的,要進行嚴肅查處。」
穆成林父親到醫大二院求治,是2020年7月22日,黑龍江轉發中央通知之後。而且據他之後查證,當時,黑龍江當地官方媒體也已經報導該通知,稱「哈爾濱市各大醫院、黑龍江省醫院不再強制收取核酸四件套」。
但是,面對危重病人,醫大二院為什麼仍然堅持「四件套」這一「院規」?是為了錢麼?
穆成林替醫院算了一筆賬。他說:「就按一個月這麼收的吧,比如10個住院處,每個住院處有100個患者,一個患者的核酸加CT等,一共是523塊錢。他住院處核酸(收入)一天就是52萬。急診我們一天按100人算的話,就是5萬2,所以(兩處加一起)一天就是五十七萬。刨去周末,一個月他光這個收入就是1266.98萬元。」
算完賬之後,他說:「這個是屬於嚴重的發國難財行為,這屬於違法所得。他強制收老百姓的費用,這個叫醫療欺詐,這是一個大的事情。」
今年2月,穆成林找醫大二院醫務科,要求賠償73萬元。院方的工作人員稱,這個賠償有點高,讓他走法院和法律程序吧。之後穆成林又找當地南崗區衛健委,被拖了兩個半月。無奈之下,穆成林在網上實名舉報。
因為疫情措施 多少人冤死?
穆成林把父親經歷發到網上後,引發民眾激憤。他說,「這個是民生問題,不是我父親一條命了。以後我們的父母,還有我們子孫後代也要面臨着醫院,那難道還要這樣嗎?」
不少被醫大二院耽誤的病患或逝者家屬找到他,分享自己的遭遇,想要討回公道。
「有一個去年12月份,一個大慶的小伙,因為等待核酸延誤8個小時,最後整條腿給鋸掉。」穆成林說,「還有今年過完年,她(父親)是從阿城轉院過來的,⋯⋯轉院第二天死了,腦出血。」
穆成林提到的這位逝者的女兒劉媛(化名),也講述了他們的經歷。
劉媛稱,她父親今年65歲,四五年前腦出血,但恢復得很好,可以獨居生活。2021年1月22日,父親病情復發,感覺說話不是很利索,腦袋也不太舒服,被送往哈爾濱阿城區醫院。
到醫院後,他們被要求做「四件套」,做完醫生又說:「病情很嚴重,我們看不了。」
於是,他們趕緊轉院,在當天下午不到5點抵達醫大二院。
劉媛說,「我們去急診之後跟那個大夫說了,現在病人需要搶救,我們在阿城醫院都做了住院四項。大夫說你們這個不行,必須還得按照我們這個醫院重新做一套。」
重新做完後,他們被通知前往第九住院部。交完住院押金,護士告訴劉媛沒有普通病房了,只有700元一天的「緩衝病房」,但住進去得不到治療。劉媛拒絕了。她說,「我就要求看病,病人等不起。」
又過了一個小時左右,醫院通知他們前往第八住院處的腦卒中病房。劉媛說:「到了第八住院處,那門衛說啥就不讓我爸進去,就在那個門口大廳待着。8點20左右吧,我們就已經到了第八住院處的大廳,直到9點多。我說你別的醫院核酸不行,你醫大二院核酸還不行,我說你們認的是啥呀?病人不給救嗎?後來我發飆了,我爸等不起,他真等不起。我說如果是你們的爹媽,能不能讓一個老人在那待着?我不能看着我爸去死。」
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劉媛再次做出轉院決定。等120把她父親送到哈爾濱市第一醫院時,已經是晚上10點多。她說:「第一醫院一看二院的這些核酸報告,人家二話沒說,直接就給我爸治療了,什麼都沒耽誤,人家說你有核酸報告就行,我們就努力治。但是我爸錯過了最佳治療時間。」
1月24日晚上7點半,劉媛父親因為搶救無效病逝。
劉媛傷心地說:「家裡人最親最親的人莫過於父母。他有病了,我砸鍋賣鐵我救他,我沒欠你(醫院)一塊錢,你為什麼不救我?」
父親去世後,劉媛辭了工作專門處理這件事,要「去找個說法」。她表示,父親是腦出血,應該說在求醫的路上腦子裡不斷地出血。在醫大二院的四五個小時裡,醫生對他們不聞不問,卻收走「四件套」費用和住院押金。
劉媛質問,「你醫大二院為什麼見死不救?為什麼人家醫院二話沒說馬上就治療?我就想知道這個區別在哪兒。」
劉媛在網上曝光事件後,醫大二院急診和住院處的大夫曾通過電話和微信聯繫她,希望刪除視頻,並承認他們有錯,可以商量解決辦法。她說:「我說我什麼都不想解決。我就想把我爸病看好,讓我爸活過來,他還能給我做頓飯,我還能叫這聲爸。你今天來跟我說這個,22號你們都幹嘛去了呢?有一個人來問這事嗎?」
劉媛說,她已經向區健委和醫大二院遞交了投訴材料,下一步往省健委走,再下一步要上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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