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錢還是主權：中國讓我們別無選擇

俄羅斯共產黨的創始人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有句名言：「資本家賣給我們扣在他們脖子上的繩索」。若放在今天的澳大利亞，中共可能會說：「資本家將把我們控制的鐵礦石出售給我們」。 

如今，澳大利亞已經到了關鍵時刻，必須在主權和金錢之間作出明確選擇。本周，中共公開用抵制貿易來威脅澳大利亞要求國際對疫情調查的提議。 

北京常常宣稱相互尊重與互不干涉，同時卻在威脅着別國。華盛頓美國企業研究所的扎克·庫珀（Zack Cooper）觀察到：「對比中國在東南亞和歐洲的所作所為，其經濟強迫手段看起來已經相當標準化了。」 

依照最新消息，迄今為止，北京一直在私下裡凌霸澳大利亞的官員和部長。現在它拋棄了自稱為「雙贏」外交辭令，而是鮮明公開地作生死對抗。 

莫里森政府提出，要求對疫情的起因和傳播情況進行獨立國際調查，但中國駐澳大利亞大使成競業表示，這樣的建議是「危險的」。到目前為止，已經有超過300萬人感染了該大流行病，近25萬人因感染而死亡，世界因此陷入經濟蕭條，這數據顯然驚心動魄。但要深究？太危險了！ 

北京的主張很簡單：如果您的處事原則是按照自己國家的利益，而不是我們制定的政策，那我們將削減您的收入。具體來說，中國駐澳大利亞的官方代表揚言要抵制澳大利亞四個對華貿易行業：葡萄酒，牛肉，旅遊和教育行業。 

總而言之，主權或金錢，澳大利亞的選擇是甚麼？ 

這取決於你問誰。鐵礦石億萬富翁安德魯·福雷斯特（Andrew「 Twiggy」 Forrest）希望澳大利亞選擇拿錢。本周他成為列寧心目中的資本家典型，北京希望他能在澳大利亞的辯論中占上風。 

福雷斯特享有極大的言論自由權利，儘管這種權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早已被禁止，但仍然可以在澳大利亞使用。他有權發表自己的觀點，他也有權受到尊重。他是澳大利亞最成功的企業家之一，也許還是澳大利亞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慈善家。 

而在這一點上，福雷斯特選擇介入外國政治勢力的操作，他要求澳大利亞投降。他說：應該擱置有關對COVID-19的爆發及傳播的任何詢問，留待11月美國大選之後。為甚麼呢？他的邏輯是：「白宮裡有一個傢伙真的很想留在那裡，他為了一己之私，盡一切可能地責備他人。我認為他不應該出於政治目的。」 

這看似妥協，事實是屈服的公式。首先，北京不會在今年，明年或下個世紀的任何時候同意進行獨立調查，今天的推遲將意味着永久的否決。 

其次，福雷斯特暗示莫里森政府只是川普的傀儡。這是抹黑莫里森和整個調查研究的理智方法。其實這也是北京的指責之一，那就是，澳大利亞跟隨者美國「聞雞起舞」。 

實際上該提案來自堪培拉，是莫里森本人通過內閣國家安全委員會制定的，此後它得到了美國國務卿邁克·蓬佩奧（Mike Pompeo）和歐盟27個國家的認可，難道歐盟是川普的另一個傀儡？ 

第三，福雷斯特說澳大利亞的建議是政治動機，而中國的策略不是政治動機，這當然是荒謬的。中共各項政策的最終目的都是進一步鞏固中共政權。知道這是誰說的嗎？該黨在2017年第19屆全國黨代表大會上表示：「黨，政府，軍事，文職和學術界；東，西，南，北，中，一切均由黨來領導。」 

而福雷斯特還更快一步。他在墨爾本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伏擊了澳大利亞衛生部長格雷格·亨特（Greg Hunt），他擅自帶來了一名中國官員，並請他上講台。在那裡，福雷斯特具有這樣的權利，是因為他正努力有效地幫助澳大利亞政府採購必要的醫療設備用以應對這種大流行疫情。 

新聞發布會目的是宣布福雷斯特利用他在中國的關係為澳洲購買了1,000萬套病毒檢測試劑盒。福雷斯特對此支付了3.2億澳元，當然澳大利亞納稅人會為他報銷。對於福雷斯特計劃將中國總領事帶到維州新聞發布會上來做演講，亨特事前完全不知道。面對基本禮節，這位澳大利亞部長只能保持鎮定，但這也再次突出了福雷斯特的利益取向。 

不僅僅是福雷斯特的Fortescue Metals集團將中國視為最大客戶，另一個依賴中國大陸的西澳大利亞億萬富翁，七個西方媒體董事長凱里·斯托克斯（Kerry Stokes）立馬採取了類似立場，他呼籲澳大利亞妥協。而澳中貿易委員會全國主席戴維·奧爾森（David Olsson）也是這樣，他的日常工作是為澳大利亞公司進入中國市場提供諮詢服務。 

這些商人把這種對抗視之為「責備遊戲」或「針鋒相對」，這是為了讓北京在道德地位上與澳大利亞保持一致。 

您可以決定道德的平衡：一個使得大流行病毒席捲了全球；另一個則希望進行獨立的國際調查。難道這是「責備遊戲」嗎？ 

一方正在以非法的經濟威脅脅迫另一方；另一方堅守立場，其總理拒絕批評北京，並表示中國的立場「是中國的事」。這是「針鋒相對」嗎？ 

所有這些都與之前分析完全一樣。前總理譚寶（Malcolm Turnbull）在他的新回憶錄《更大的畫面》中寫道：「澳大利亞總理一旦與中國發生衝突時，不能指望澳大利亞工商界會給予任何支持或聲援。」「絕大多數情況下，他們的站位完全取決於經濟利益關係。」 

幸運的是，這些笨拙的人物並無權決定國家政策，他們寧願更多的風險也不能放棄金錢。澳大利亞在與中國打交道時要保護三大利益。首先就是主權。 

如果澳大利亞屈服，「北京將會看到它可以利用經濟威脅來達到目的並繼續使用它們，如果有用的話，它可能會加快其對澳大利亞使用這種方式的意願。」扎克·庫珀表示。投降是澳大利亞通往附庸的道路，（中共的）索求永遠不會結束。 

第二是社會和諧。澳大利亞的華人小區擁有120萬人，其中絕大多數是國家的資源，而不是累贅。澳洲必須保護他們免受中共控制，並作為澳大利亞力量的來源加以培育。李逸仙說：「如果我們開始不信任自己的公民，那對澳大利亞民主所造成的傷害將超過中共所為。」 

第三是經濟。最好不要通過放棄國家主權來保護經濟，這是一個錯誤的權衡。一旦主權喪失，澳大利亞對其經濟和商業決策的控制權也將很快喪失。 

實際上，主權與經濟是相輔相成的，澳大利亞只能通過保持強大的國家獨立性來保護其經濟利益，這也是捍衛社會和諧的最佳途徑。面對北京，我們放棄的主權越多，那要求澳大利亞華裔忠誠澳洲就越加顯得荒唐。 

主權，社會和諧與經濟這三個核心利益是相互關聯的利益，而主權是最大的，是將這三者合在一起為澳大利亞謀取利益的關鍵。 

不僅政府了解這一點，聯邦反對派工黨也了解，這是澳大利亞的一大幸運，在與北京的對抗中，Albanese為首的反對派工黨與政府站在一起。因此對大流行病進行調查的要求，不僅僅是政府的立場，也是全國性的聲音，這種兩黨關係是國家實力的重要來源。只要這種情況仍然存在，就不會允許澳大利亞資本家為追求私人利益而出賣國家利益。 

關於列寧所說的資本家向共產黨人出售繩索的比喻還有待考證。根據《牛津政治語錄詞典》的說法，那種論調是虛構的。列寧實際上寫道：資本家會以這樣的方式幫助共產主義者，「他們將為自己的自殺做準備」。說得再明白不過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