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錫堃和柯建銘院長選舉背後的課題

前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院長在位9個月就遭罷免，關鍵原因有二，一是他通過了避免政府停擺的臨時撥款法案；一是讓政府債務上限到期日（X-date）延長到2024年大選後。兩者都被指為是「共和黨議長麥卡錫」和「民主黨政府」協議所成。暫且不論法案內容對國政的實際影響，單就麥卡錫因此被同黨人士提交罷免成功，背後即另有值得思辨的課題──什麼是政治妥協。

在去年的罷免案中，我們可以看到，站在麥卡錫立場，他所採取的政治路徑，主要在表現一名政客的「談判雙贏協議能力」，而站在提出罷免他的同黨議員立場，則是標舉著「妥協是對自我原則的背叛」。今天之前，美國早有輿論特別針對政治妥協文化給予重新省視。

其中一個論點提到，政治上的妥協並非都是適宜的。例如1787年，美國南方與北方在美國制憲會議中，針對人口分配稅收時，彼此達成協議將當時的奴隸計算成「五分之三的人」（不被視為完整的一個人），這項建立在種族歧視上的妥協，儘管促成了政治上的進展，以今天眼光來看，卻十分令人作惡。因此，確實不是所有政治妥協都屬於良性。

另一方面，假設要將「妥協是對自我原則的背叛」當成不可牴觸的道理，回顧美國整體政治結構，卻又無可否認它本身就是一個基於妥協的產物。包括為平衡各州代表權、人口，而有了參眾兩院制的設計。美國政治上如此，經濟上亦然，過去在究竟是往工業國家發展還是農業國家發展上，也都找得到妥協的基因。

只是就趨勢來說，今天美國政壇「不妥協立場」確實有明顯蓋過「政治是妥協藝術」的跡象。2018年皮耶研究中心一份報告便呈現了背後驅力。根據報告顯示，「當下（2018年）有53%的美國選民，更傾向支持能堅持立場的政客」，前一年同一時期的調查結果則相反，那時有「58%的選民，表示自己更喜歡願意妥協的政客」。就連長期傾向採取妥協政治的民主黨，其支持者間也出現了喜好翻轉，2017年有69%民主黨選民青睞妥協型政客，到了2018年，持同樣立場者只剩下46%。

從幾個原因解釋了這樣的發展。一是政治競爭兩極化，在這種氣氛下，「妥協」很容易直接招致敵我不分的批評。二是新型態社群媒體愈顯活耀，任何風吹草動都足以成為對政客言行的某種檢驗，進而讓想要穩固支持的政客，對自己意識形態的純度遂變得非常敏感。

另外，當一名政客所標舉的信念、想法，比他本身促成什麼樣的政治成就或變革，要更容易吸引選民注意時，政治上採取妥協的空間自然相形縮小。當然，原本願意采妥協姿態的政客之所以也轉趨強化既定立場，一個重要催化劑，就是當你的對手一個個把自己當成戰士，關心的唯有勝利，且不再將妥協也視為邁向勝利的途徑之一，以妥協換取政治進展就愈像是緣木求魚。

如今，台灣政壇應該也不難看到美國這一政治文化演變的影子。新一屆立法院正副院長選舉即有些既視感。當游錫堃偕同蔡其昌前往僅8席區域立委的民眾黨黨團拜會，為正副院長選舉尋求支持，同時以個人身分發表「民眾黨版國會改革同意書」，所著眼的，正是在表現個人「談判雙贏協議能力」。至於柯建銘始終「堅壁清野」的發言，便符合了「妥協是對自我原則背叛」的詮釋。美、台國會情境雖有不同，關於政治妥協的敘述，倒是同樣都遠比它字面上的意義還要複雜許多。前懷俄明州參議員辛普森（Alan Simpson）曾經這麼說：「如果你無法學會在不與自己妥協的情況下在問題上妥協，那麼你就不應該進入國會、經商或結婚。」這句話很拗口，卻是美國歷經200餘年民主政治發展的貼切心得。

相較於國民黨立委間毫無懸念支持韓國瑜當院長，以及民眾黨繞了一大圈後轉而自推黃珊珊參選，以現實論，一邊是穩當選，一邊是穩不當選，國民黨只要不計韓國瑜形象，票就投得下去，黃珊珊大可再掛上一枚「雖敗猶榮」勳章。唯有民進黨陷入「奉送韓國瑜」還是勉為「屈就黃珊珊」的自我糾結。但後續或許將如本報「陳嘉宏專欄：立法院長沒有那麼重要」一文所示，「立法院長於整個政治進程其實沒那麼重要，且得失之間，禍福相倚。」

這一役，只有民進黨有機會，並有必要，且真的去思考應答游錫堃和柯建銘背後那道「To be, or not to be.」級數的政治課題，於是才導致內部出現激烈的思辨，但那不才是讓一個政黨不至走向疲軟衰弱的利基，就這點來說，「立法院長」果真就在其次了。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