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城裡的心理教師,和學生一樣在崩潰邊緣

這兩年,青少年心理健康引發的問題越來越多地浮出水面。

去年發布的《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21~2022)》顯示,10-16歲的未成年中小學生中,約有14.8%存在抑鬱風險,相當於7人中就有一人。在西部、農村地區的青少年,心理健康風險更高。

心理老師的存在變得急迫且必要。2021年教育部下發通知,要求「每所中小學至少配備一名專職心理健康教育教師」。正是這一年,26歲的文莉入職縣中,成為這所中學有史以來第一位心理老師。

這裡的學生很需要文莉。在嚴格遵循軍事化管理的縣中,他們背負着更大的升學壓力,得到的卻是更稀缺的資源、更少家庭的支持和關注。甚至抑鬱症去污名化尚還是件難事,因為生病無法繼續學習的孩子會被指責,「你是不是就想偷懶?」。

只是文莉剛想開展一番事業,就被狠狠潑了盆冷水。她入校的第一天,被「發配」去當主科老師和班主任,身兼數職。高強度的工作加上不合理的評價體系,她比學生產生了更多困惑。

社會學家涂爾幹在《自殺論》中所寫,或許正是文莉的心聲,「教育只是社會的映像和反映。……老師們同樣生活在整體的社會道德環境中,本身也會受到影響,他們又如何教給學生與眾不同的思想呢?」

以下根據文莉的講述整理:

沒有成績,你什麼都不是

我大學讀的是應用心理學專業,2017年本科畢業,我沒有像班上大多數同學一樣轉行,而是去了某偏遠地鄉鎮學校,考上了特崗心理教師職位。

我喜歡與人交流,也喜歡當老師的感覺。在鄉鎮工作滿三年時,我看到縣城的初中在招聘心理教師,想着有編制、專業對口,縣城中學應該會有更大的施展空間,於是果斷報名。

那時我以為,心理老師就是單純地負責心理方面的工作。沒想到我一進校,就被要求擔任班主任和兩個班的主科教師。

事實上,我從沒接觸過主科教學,學校也不在乎我有沒有相關資質。因為語數外三大主科的教學任務更重:課程多、批改量大、還需早起看早讀,資歷老的老師只要有機會轉崗去教小科目,就不願意教主科。主科老師的缺口很大。

我每周的課時量達到30節以上,是正常課時量的二到三倍。光教學已經很忙了,入職第二年,我還成了校行政人員,需要額外承擔校里的行政工作。

每個月,縣裡都會下達任務——3月學雷鋒,4月緬懷先烈,5月青年節……從前期策劃、中期執行到後期宣傳,都由我一個人負責。最頭疼的是,學生實際上沒有課餘時間開展活動,是「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

我的一天通常這樣度過:早上六點多起床,六點五十就必須出現在教室,上完晚自習下班已經十點。上課、守自習、改作業、做材料……事情一件接着一件,經常整個半天都來不及去喝口水、上個廁所。

大小病不斷,卻沒時間看病,都是自己買藥,對着說明書服用。有時候,連去藥店的時間都沒有,儘管藥店就在學校門口不到200米的地方。一般是美團買藥送到校門口,隔了很久我才有空去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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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冒藥、頭痛藥、喉嚨藥、退燒藥……我的辦公桌上什麼藥都有在這樣高強度的工作壓力下,我根本沒有時間精力開展心理健康的工作。

我曾經找領導協商,我理解學校不容易,可以先帶別的科目,希望等有老師了,能允許我全身心投入熱愛的心理工作。可是一直等到第二年,情況還是沒有改變。有一次,有個領導同意給我調去教政治,開會時都說好了,第二天公布新一學期的教學安排,發現還是讓我繼續教語文。

而我提出的許多設想,也沒有落地的可能。過去我在辦公室、操場或者食堂遇到領導,就和他們說自己的規劃:能上心理課是最好的,不能也要定期做篩查、開活動。

這是寫在心理教育教科書上的話,也是我大學一直在學的東西。一個完整的校園心理健康支持系統,首先要有穩定、持續的心理課程,最少也要兩周一次。其次要有定期的大型活動,比如講座、團輔、遊園。還要有篩查測評,最少一年篩查一次,對有問題的學生不斷地跟蹤和反饋。最後,還要開展個體諮詢作為輔助。

而以上這些「應有」的環節,這裡一個都沒有。

領導總是打個哈哈敷衍過去,後來學校的中層直接告訴我,不會給我開心理課的,「十年後估計也開不起來」。

只有當上級需要完成的某項檢查里有涉及到心理健康的部分——比如校園安全工作、德育工作等等,才會要求我提供一些我從來沒有機會真正講授的課件和教案。

和縣裡其他學校的心理老師交流過後,我發現我並非個例。縣裡只有一所高中有專職心理老師,其他中小學的心理老師要麼由教其他學科的非專業教師掛名,要麼像我一樣雖然是學心理出身,實際上身兼數職,沒有接觸心理工作的機會。

後來我才知道,因為這兩年國家重視,對心理老師的師生配比有要求,加上學校年年都有跳樓未遂的學生,所以我入職那年,上級給了學校一個心理教師的編制。

可是進學校之後,我就完全歸學校管理了。縣教體局的人知道新招的心理老師在教語文,他們沒有插手。

對於心理老師的考核,從沒有一個合理的標準。縣裡那位唯一的專職心理老師,因為不帶班,沒有成績,所以考核被領導隨意打分,打了全校最低分,很傷自尊。因為各種阻力,她也沒有在校園裡開成心理課。

其實國家是有規定的,心理老師享受跟班主任同等待遇,但幾乎沒有地方能落實。我與副校長爭辯,他顯得很無所謂:「那是國家的規定,我們縣是縣說了算,甚至是學校說了算,我們學校就是拿成績說話的。沒有成績,什麼都不算,你什麼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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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時間唯一的慰藉,是抬頭看看美麗的天空

有段時間,我每天一睜開眼睛就會感到痛苦,只能靠意志逼自己起床上班。騎車去學校的路上,我經常會生出一種陌生感,不知道自己是誰。一路上,我無意識地不斷問自己,我要去哪裡,我要幹什麼,這些問題我答不出來,但是腳會不自覺地騎車往學校的方向走。

有幾次,我會莫名幻想突然出現一輛大車把自己撞飛的畫面。走進學校的那一刻,我又全身心投入工作,完全忘了所有的痛苦。

現在回想起來,或許那時我已經是抑鬱的狀態了,可當時的我並沒有太多時間和心情關心自己的情況。

教育機器

這是縣裡規模最大的初中,每個年級有十幾個班。人很多,但學校不大,兩排教學樓、四排宿舍樓,和一個由簡易遮雨棚充當的食堂,構成了兩千多個孩子全部的世界。

這也是全縣升學率最高的初中,把縣裡其他初中遠遠甩在後面。即使是全年級成績最差的班,也有2/3左右的學生能考上高中。

和許許多多縣中一樣,作為「全縣的希望」,它肩負着巨大的考核壓力,只能靠高強度的學習和軍事化的管理苦幹出成績——這是心理教育無法開展的原因之一,但同時也是滋生心理問題的溫床。

每個建築從二樓起都被金屬質地的防盜網封得嚴嚴實實——我到學校的第二年,一名男生險些在校園內跳樓自殺,那之後沒多久,學校就裝上了這些防盜網,從物理上切斷了類似的事情再次發生的可能性,但其他方面一切照舊。

從此之後,這裡就更像一個監獄,從內到外都密不透風,讓人感到壓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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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樓里的走廊,也安上了鐵欄杆

每個人的時間都是定死的,像機器一樣不停運轉。從6:50上早讀,從直到22:30寢室熄燈,學生們沒有半刻喘息,去哪裡都要用跑的。

中午12:05下課,12:15去食堂已經幾乎沒有飯了,12:20要進宿舍,12:30值日老師開始查寢。

飯點的時候,食堂座位不夠坐,端着碗的孩子坐滿了教學樓一樓的階梯。更多的學生為了節約時間坐也不坐,打飯的地方到洗碗的地方不到一百米,他們打完飯,乾脆邊走邊吃,走到洗碗池,飯也剛好吃完。

課間只有八分鐘休息時間,有的課間才三分鐘。已經如此短暫,學生們還只能在班級前後門之間的區域活動。這是一個不成文的規定,每個課間都有值日老師檢查。如果有學生竄到別的班門口,就會挨批評。

我們班初二那年搬到了二樓,背後就是一個花園,我經常把他們「攆」出去,讓他們去花園裡面玩玩。我說你們可以去踢球,去看花,去捉鳥捉蟲。但是他們已經麻木習慣了,很少有人下去。偶爾有學生玩鬧一會兒,踩着鈴聲進來,就會有老師和我「告狀」,他們覺得孩子跑得大汗淋漓的,上課就沒精神了。

可是十多歲的孩子,正是愛玩愛動的年紀,保證充足的運動量才會更有活力。長時間關在狹小的屋子裡面,非常影響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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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樓背後的小花園

我時常覺得這裡像一個龐大的教育機器。每一個老師都是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負責把學生加工成符合標準的合格產品。學生們被剝奪了自主的時間和空間,也不允許有不同的想法。

縣中評價人的方式是如此單一,只有成績。除了成績,沒有任何可以給到孩子支持的東西,孩子有特長、優勢,也不被認可,不被尊重。學校沒有任何課外活動,唯一一次破天荒地開了「興趣課」,還是為了應付檢查,抽出一個年級上,後來檢查不嚴了,「興趣課」再也沒開過。

有一種說法是,「心理學面對的已經是最末端的問題了。」無法改變現實,才只好訴諸心理,這樣高壓的環境得不到改善,我一個成年人都覺得壓抑,要這些孩子怎麼不抑鬱呢?

「抑鬱就是矯情」

和城市裡的孩子相比,縣城的孩子很難意識到自己的心理問題。哪怕生病了,他也不知道他病了,更不知道要和誰說,沒有任何能夠求助的資源。

我過去接觸過城市裡的學生,他們會看書,會查閱資料後主動詢問我:我有這些症狀,是不是生病了?我是不是抑鬱了?我怎麼辦?

但是縣裡面的孩子是沒有這種自我覺察性的。哪怕我做了一些科普,他們仍舊覺得「心理疾病離我好遠」。當疾病真正發生,他們格外手足無措。

孩子對心理疾病的覺察和周圍人的觀念有很大關係。這個環境不允許學生有心理問題。

在縣城,對抑鬱症等心理疾病最常見的錯誤認知,不是將其妖魔化,而是將其普遍化、平常化。校領導不止一次公開說心理學是假的,「信不信把學生送去州醫院、市醫院,全部都會診斷成抑鬱症」。他們向學生傳輸的也是這種觀念,「你不要覺得自己有病,你沒有病」或者「我們任何人都是有病的」。

有一次開全校學生大會,一位中層領導問台下的同學們:「你們誰敢說自己最健康、最沒病?敢的人舉手!」底下有同學舉起手,他接着說:「等下我帶着你去醫院,一診斷,就是個重度抑鬱。」舉手的同學又默默把手放下。

當學生出現心理問題,學校的第一反應是認為他是「裝的」,是為不想讀書找的藉口。即使有學生已經去縣醫院得到抑鬱症的診斷結果,他們也覺得醫院的診斷是「騙人的」。甚至一些班主任也這樣認為,每天說說笑笑的人怎麼可能抑鬱呢?哪怕相關的科普已經非常多,在網絡上幾乎是個常識了。

而學生因為擔心被老師貼上「矯情」、「懶」、「不想學習」的標籤,不敢發現自己的問題,更不敢向外界求助。結果就是越來越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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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老師都要在校園的不同地方「站崗」,這是我值周時負責守的花園,晚上下自習也要來守,學校怕學生躲在這裡談戀愛

我剛去的第一個月,一個星期天的下午,副校長突然給我打電話,讓我趕緊去一條公路,幫他勸一個學生回校上學。這個學生在媽媽送他上學的路上,突然說,要是再逼他去讀書,他現在就從這個大橋跳下去,或者撞車撞死掉。

我當時人不在縣裡,沒法馬上趕到,就在電話里多問了幾句學生的情況,才知道他已經被診斷為重度抑鬱症。我很震驚,告訴副校長,孩子這種情況已經明確地在實施自殺行為,要引起關注,趕緊就醫,今天不要再去刺激他,更不要想着讓他回學校了。

可是無論我說什麼,副校長依然堅持讓我把學生「勸回學校」。我不同意,最後,他失去耐心,憤怒地掛了我的電話。

後來這個學生怎麼樣了我不知道——這是我工作的常態。雖然是名義上的心理老師,但我幾乎沒有機會完整地跟蹤一個案例。學校只在危急情況時把我拉過去,讓我和學生聊幾句,沒頭沒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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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辦公桌上,總有一沓待批改的作業

有心理問題的學生不僅得不到學校的信任和支持,也很難得到來自家庭的幫助和關懷。

縣城地處流域的一處乾熱河谷,是全省聞名的農業大縣,支柱產業是蔬菜水果種植和銷售。在我們學校,只有極少數學生的父母是公務員或做小生意,這些學生集中在最好的幾個班。其他學生的父母基本都是農民,對心理疾病聞所未聞。

我接觸過一個女生,通過量表和結構化提問判斷她確實有一些心理問題。和學生說了之後,她告訴我,「沒關係的,我還能再撐一下」。我想聯繫家長,幫她尋求更多幫助,她只說,「老師你不要說了,說了家長也不會信,只會覺得我矯情,他們不會支持我的。」

還有一個尖子班的學生,最初班主任覺得不對勁,是因為他頻繁地跟課任老師發生衝突。老師只是正常地說話,他會突然瞬間情緒爆發,站起來破口大罵,仿佛產生了一些妄想。

進一步觀察後發現,他常用小刀劃自己的胳膊,胳膊上深一道淺一道排滿了暗紅色的刀痕。在寢室,他會毫無徵兆地將頭狠狠地撞向床架。班主任怕出事,就來諮詢我。我們都很擔心他的情況,把他的家長叫到學校面談,想讓家長帶他去醫院做進一步的診斷治療。

沒想到,媽媽來了之後對孩子的自殘行為並不在意,她反覆說,她和孩子爸爸平時都很忙,孩子是因為離家遠,覺得父母不夠關心他,所以要裝病,以此來獲得父母的關注。在我的強硬要求下,這位媽媽才答應帶孩子住院治療。

和一些學生聊下來我發現,他們的癥結其實是在家庭。我在學校給他們做好了心理疏導,但是很難說服家長改變相處方式,學生一回到家,面對糟糕的家庭關係,很快又會重新陷入抑鬱。

我班上的一個學生,父母會在他面前罵人、打架,說話也很難聽,對他動輒打罵,但孩子從來不敢對家長說,這些行為對他造成了多麼大的傷害。我把家長喊來溝通,他們滿口答應,但後來問孩子,還是沒有什麼改變。

更何況,很多時候,孩子心理上出了問題,並不比孩子成績下降更能引起家長的重視。

一則免責聲明

疫情之後,整個社會對心理問題都越來越關注了。縣裡先後發生了兩起中小學生自殺事件,之後,全縣範圍內的學校都加強了對學生的心理問題的重視。

這看起來是件好事,但我總覺得,我們離正確的路還有很遠。

有學生自殺後,縣教體局要求各個學校上報名單,排查「問題學生」。所謂「排查」,其實就是讓班主任把單親重組家庭學生、貧困生、殘疾學生還有「刺頭」都統計出來,選出他們眼中疑似抑鬱症的學生,匯成一個六七十人的名單,讓我給這些的學生開場講座。

我聽到這個消息啼笑皆非。且不說這種「排查」方式根本不科學,抑鬱症很複雜,不是開個講座,說兩句話就可以好的。要一個個單獨地做輔導,才能評估到底是什麼原因,對症下藥。該就醫要就醫。

學校想的很簡單,講一場講座就可以讓他們舒緩情緒、不自殺了。他們不專業的做法完全不起作用,甚至會帶來更多不可想象的問題。

他們選出的人未必是抑鬱症,卻讓我針對抑鬱症講,相當於給別人貼標籤。裡面有真實抑鬱的人,一看這種專題講座,就會立馬對標自己,也會有病恥感。一群同樣抑鬱的人在一起,如果中重度的互相認識,某種因素催化下甚至可能會相約「集體自殺」。

我不願意成為二次傷害學生的那個人,因此我拒絕了。他們又去找了大學的一個心理學教授,人家當然也沒答應。後來這件事不了了之。

我猜測,也許學校也知道這樣沒什麼效果,他們只是把這些行動看作一則免責聲明,一種出事之後可以為學校開脫的理由——「我們給他們做過心理輔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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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年的夏天,去一個經常生病的孩子家家訪,她們村有一棵酸角樹

22年下半年,疫情捲土重來,學校三天兩頭封校。原本學生周末兩天還能回家休息,現在只能呆在學校上課和自習。什麼時候能放假,都是未知的。晚上查寢走過女生宿舍,經常聽到陣陣哭聲。

那段時間,很多學生因為心理問題住院,光我們年級就有七八個。副校長對抑鬱症的態度出現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從毫不在意變成了嚴防死守。

他不再嚷嚷着「抑鬱症不是病」,聽說哪個學生得了抑鬱症,也不管是不是真的,就如臨大敵,讓他們都去住院或者由家長領回家,「反正不能在學校」。

有個孩子住院後覺得自己恢復得差不多了,沒上報就回學校上課。副校長發現後非常生氣,當着全辦公室老師的面質問班主任:「你們班主任是怎麼防的?怎麼會讓這種學生進來?趕緊讓家長領回家去!」

從專業的角度看,評估學生能否復學需要很多流程。醫生出具建議書後,心理老師要對學生進行訪談,觀察他的語言和認知,做一些小的測評。還要收集他周邊人的反饋,看他的狀態是否穩定。

只不過,學校也並不遵循這一套,全憑副校長自己判斷,標準是成績。如果住院的學生成績很好,他會希望學生儘快返校;如果學生成績較差,他就會讓學生趕緊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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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校的日子裡,學生們說學校小賣鋪的紙太粗糙且貴,讓我幫忙「代購」

去年上半年,我和另外兩位不同學校的心理老師,被縣裡組成群訪工作組,為各學校排查出的問題學生做心理諮詢。

其實在我們看來,充其量只能算是訪談。心理諮詢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但我們只能和每位學生進行一個小時左右的交流,建立信任都很難,更不用說幫助他們解決什麼實際問題。

我們都覺得,拉我們去只是走個過場,假裝全縣很重視這個事情。

即便知道成效微乎其微,但我能感覺到其他兩位老師和我一樣,還是想努力做點什麼,可能學心理的人多少都有點理想主義情懷。每個孩子有什麼問題,需要校方、家長注意什麼,我們還是會整理成文字交給他們的班主任。

群訪結束時,我們寫了一份非常詳細的報告提交給教育局,列出了一系列問題,以及對部門和學校的建議。報告交上去,沒有任何回應。但我們也只能做到這一步了。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看客in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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