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後哭了」：人如何不變成機器

昨天上海一小區，本來已經解封了，可以自由出入，居民回來還是被一個志願者「大白」攔了下來，要求必須出示健康碼和行程碼，才能進入。

居民不同意，發生了爭執，大白堅持不放行。最終居民只好報警，警察來了，告訴「大白」解封了居民可以進去，他還是不同意，堅持「要等上面的通知，才能放行」。最終在警察和業主的反覆勸說下，他才答應放行。

他工作非常認真，但是卻沒有任何感動人的地方，視頻發到網上，引來很多嘲諷。還有人指出，這很像二戰後很多年還在東南亞山地里堅持的日本兵，因為「上級」沒說可以投降。

幾天前，北京也發生過一件類似的、可能更極端的事。有小區要求居民必須持「48小時以內核酸陰性證明」，才可以進入。一位業主的核酸是「24小時以內陰性」，被保安拒絕了。

業主跟他解釋，「既然48小時以內可以進，我這24小時以內的，不更可以進了嗎？」保安死活不同意，說48小時就得48小時。怎麼解釋也不行，最後業主只好報警，警察來了，做了工作，保安才同意進去。

這個保安的表現，看起來像是智商出了問題，無法理解「48小時以內」本身就包含了「24小時以內」。但是，如果換一個情景，比如關乎到自己的工資和福利，他還是應該能夠計算清楚。

保安可能出現了某種應激性認知障礙，這是一種「執行力」到了極致的後果。上海那位「大白」也一樣，他只牢記自己的使命，把自己的工作簡化為機械式的執行。在不斷重複中，他們最終只記得了簡化的指令，「只有……才」，「嚴禁」……「一律」……。

兩個糾紛中，警察來了都得到了解決。警察向他們宣講了政策，他們就認可了。這並不是說警察有更好的邏輯，講的話更有說服力，而是對他們來說，警察代表了權力，警察無論如何是不可能錯的。聽警察的，即便是錯了，自己也沒有責任。

這樣看來，這種所謂的認知障礙，其實也是一種權力帶來的後遺症。在不斷的服從中，一個人最終喪失了作為人的「感受力」和「判斷力」。在執行自己任務的過程中，他們沒有一點自我意識，最終也把自己變成了機器。

不想嘲笑他們，更不想譴責他們，他們也是受疫情影響的千千萬萬人之一。疫情對人的影響巨大，遠不止感染者或者被拉進方艙的人，也不只在經濟上遭遇損失——它可能會重塑我們的心理和行為方式。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防疫中摧毀人的正常情感。恐嚇和製造恐懼是其中的核心，不管是施加者還是承受者，都會受到影響。在尊嚴不斷喪失的過程中，人會「與鄰為敵」，也會「交出自我」。

昨晚看到一段感人的視頻。上海一個家政公司看庫房的大姐，疫情中看到有女性無家可歸，就「擅作主張」把她們放進公司大廳安頓下來。視頻中有十幾位無家可歸的女性，都是這位大姐救助的對象。現在有關部門讓她做出決定，把那些人趕走，否則「有可能坐牢」。她發視頻，就是在進行求助。

這事感動我的地方有兩個。第一，最初觸動這位大姐的，是她看到無家可歸者的艱難。她說：「我流淚了」。這讓她做出決定，冒着風險把看到的無家可歸的姐妹們都營救到公司——她從自己的眼淚中感受到人之為人的尊嚴，也獲得了力量。

第二，面對有關部門的警告，她打電話給自己的老闆。家政公司老闆也是一位女性，她支持了自己的員工，「你做得對。我們這個公司，本來不就是為了幫扶女人嗎？」這位老闆，沒有因為被有關部門警告，而忘記自己最初創業時的想法。

當下的防疫已經和疾病、醫學和公共衛生學關係不大。它是一項「社會治理」，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會被裹挾其中。它最終考驗每個人的人性，每個人都面臨一個機會：做出怎樣的行動，成為一個怎樣的人？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城市的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