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對知識分子的恨來自何處？

眾多學者們在研究毛澤東對待知識分子政策時，都注意到毛有「輕視、蔑視、甚至仇視知識分子」的情結。

查毛澤東自己也是知識分子啊！起碼也算是個中師啊！毛不也正是依靠了無數知識分子出身的「老革命家」們的幫襯才打了江山，坐了天下的嗎？可是毛為甚麼還會長期「輕視、蔑視、仇視」知識分子呢？而且情緒相當嚴重，情節相當惡劣，從反右到文革，屢教不改、屢錯屢犯，構陷了無數針對知識分子的冤假錯案。對於毛而言，「輕視、蔑視、仇視」知識分子成為他的一個弗洛伊德的「情結」。

以往的研究者們一般都歸結為：毛澤東早期在北大圖書館當臨時工時受了知識分子們的氣，精神上受了刺激，對知識分子的成見由此而始。

這幾乎成為學界研究之共識。

對此，筆者也能認同。

但筆者經發掘並閱讀一些舊資料後發現：所謂「受氣」之說也僅僅是毛單方面的主觀感受，客觀事實上當年北大的那些知識分子並沒有給毛氣受。當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即使有，也只是一點點，一小點點而已。遇上一個心胸較為寬闊的革命同志早就丟在腦後了。主要的原因還是毛自己將那「一小點點」放大了。

不僅如此，當年北大的那些知識分子中，尤其有幾個特別知名的大知識分子中都曾經給了毛很大的關注和幫助。

是毛自己的大腦細胞組成的接收器存在着嚴重的方向性問題。對於別人給予的幫助與恩惠太容易忽略了，或許他認為這些幫助小到可以忽略不計；有的則乾脆全忘了，忘得乾乾淨淨，徹徹底底；而對於那些睚眥之怨，無中生有的恩怨是非，卻一直刻在板油上。

莫謂此論為妄論，且聽老夫慢慢道來，自然會給你一個令人信服的有根有據。

毛在北大的感受

話說毛於1918年8月19日，第一次從湖南來到北京。他後來在與斯諾談話中談到了這一段經歷：

「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個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個人合住一個小房間，我們全體擠在坑上，連呼吸的地方都沒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預先警告身旁的人。」

「對於我，北平好像花費太大了，我是從朋友們借了錢來北平的，來了以後，馬上就必須尋找職業。楊昌濟—我從前在師範學校的倫理教員，這時是國立北京大學教授。我請他幫助我找尋一個職業，他就把我介紹給北大的圖書館主任。這主任就是李大釗，他不久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者，後來被張作霖槍殺了。李大釗給我找到工作，當圖書館的助理員，每月給我不算少的數目—8塊錢。」（筆者註：酸溜溜了。嫌錢少呀！這很正常。）

毛說8塊錢不算少，那是自我調侃。那時北大的名教授的工資高者有300多元。8塊錢，讓毛感到屈辱。

一個臨時工，圖書館助理員的崗位，8塊大洋的工資，這三項決定了當年毛在北大的地位。

毛對外國友人繼續回憶說：

「我的地位這樣的低下，以至於人們都躲避我。我擔任的工作是登記圖書館讀報紙的人們的名字，可是大多數人，都不把我當人類看待。在這些來看報的人們當中，我認識了許多有名的新文化的領袖們的名字。像傅斯年、羅家倫，和一些別的人，對於他們我是特別感興趣的。我打算去和他們開始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忙人。他們沒有時間去傾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土話。」（筆者註：酸溜溜的情緒比前又進一步了。）

筆者推測，當時發生在北大圖書館的實際情況與毛的自我描述多有吻合之處。無論是師生，大家都在為生活、學習忙碌，讀報是為了了解時勢，也許是緊張工作與學習生活中的一種調劑，當然不是為了來與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聊天的。即使毛主動搭訕了去，遭受冷遇也是必然的。雖然偶爾也會有人願意聊上三、兩句，但又不大聽得懂他的湖南土話，那就更不願意聊了。

這是一種世間常態，甚至也夠不上世態炎涼，擱誰也一樣。談不上是那些「有眼不識金鑲玉」的書呆子們故意給未來的「偉大領袖」氣受。

當然，也不能排除當年確有幾個大學生或教授們，雖然也能聽懂湖南話，雖然也有時間，卻不願意與他聊。不願意聊就不願意聊唄！親戚有遠近，朋友有厚薄，何況你與他們非親非故的，何況你也沒有形成「品牌效應」，這與「故意給氣受」沒任何關係。當然你如果霸王硬上弓，非要纏着與其聊，那就真要遭白眼了。這大概就是毛所謂的「受了氣」了。

當年，毛在北大圖書館的心理狀態其實與於連有幾分相似。他自卑的心態以為大家瞧他不起，其實大家並沒有瞧不起他，只是正常地將他當作一名普通的圖書管理員看待，沒有將其特殊化，更沒有將他當大人物般重視。

作為一個鄉下來的師範生，毛當然很羨慕那些大學生，更羨慕那些穿長袍或着西裝的教授們。毛又是一向自命不凡的人，他在湖南第一師範時早已經嶄露頭角了，一向都是師生們的聚焦中心。他又十分關心時政，所以希望廣交朋友，被人注意，聽他發表高見。然而，他受到了冷落。大家各忙各的，沒有人了解他的過去，更沒有人去預測他的將來，甚至也沒有人特別注意到他的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是一個普通人也會很自然地產生一種孤獨和寂寞之感，何況毛，淪落風塵，錐處囊中，一個自負、自傲、自大、敏感得遠遠超過常人，且也確有大才、大識、大志、大謀的非凡之人呢？於是毛感到了失落，進而就覺得受到了傷害。

這其中就有那個聲名顯赫的周作人教授，還有幾個很有名氣的大學生傅斯年、羅家倫和張國燾等。

當周教授的長衫出現在讀報室中，並在毛手上借報還報之時，毛是很注意的，多次趨前企圖與他攀談，他們也就算是認識了。但粗心而忙碌的周教授卻沒有給機會，甚至連多抬幾次頭多望他幾眼的眷顧都沒有。

毛又打算去和傅斯年、羅家倫這些有名的大學生去攀談，可是他們與周教授一樣沒有給機會。

毛在最初的努力失敗後，很快就轉化為對他們的鄙視。他在給朋友的信中這樣寫道：

「可是他們都是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話。」「那些留學生們，大學教授們，人事糾紛，複雜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說，目笑存之。」

毛寫的很生動！但心中酸，文字之間就已流露了憤怒。在毛自傲、自卑、敏感、多疑的心裡，凡是無暇或不願與他攀談的人，他都認為是看他不起。

這樣一來，就成了到處是看不起他的人，正像丟斧子的人的眼中到處都是偷斧子的人。毛每天都處在這樣一種自造的心態之中，他被激怒了，但又無奈，於是自卑情緒就發展了，反過來對他們充滿了輕視、蔑視與仇視。你看不起老子嗎？老子還看不起你呢！

據傅斯年的侄子傅樂成說：「毛在北大寫信給朋友，說他被孟真先生和羅家倫等人欺騙了，因為他們不像他在長沙耳聞的那麼優秀。」

聽聽！這叫甚麼邏輯？這裡有太多的混亂邏輯。

毛受到教授、學生們的冷遇（其實，也根本談不上是「冷遇」），卻產生了強烈的不平心與報復心。

其實，當年在北大，尤其是在北大圖書館裡，並沒有發生過甚麼了不得的對毛歧視、傷害的事情。除了周作人、傅斯年等人沒功夫搭理他；寫卡片因字跡潦草遭張申府批評；還有月工資只有8元錢這三件事外，幾乎沒有第四件了。

所以，毛所說的「受夠了洋教授窩囊氣」，完全是自身心態不正常的病態感受。與其說受氣，不如說是嫉妒。如果抱着劉備的「人各有事，豈可相強」的態度，甚麼事都沒有了。

英國大學者培根當年說過這樣一句話：「在人類的一切情慾中，嫉妒之情恐怕是最頑強、最持久的了。」

誠哉斯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