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痛66歲：當一位農村女性遭受三次性侵

66歲的丁紅玲識字不多，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

第二次報案時需要簽字，派出所民警把她的名字寫在一張紙上，特意寫得很大，讓她一筆一畫照着抄。丁紅玲實在寫不下去，兒子李駿就代替她簽了幾個名。

在跟律師陳述案情時，她弄不清一些基本信息。案發地點的小區名字是楓雅名苑，她念錯了好幾次，她也不知道自己當保安的公司，全稱是「長沙育天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直到報警前，她甚至都不知道性侵她的保安隊長全名叫於某延，「只曉得他的外號是於矮子，平時還會叫他於隊長。」

來長沙之前，丁紅玲幾乎從未長時間遠離自己的村子。她只掌握農村方言，普通話不會說，也基本聽不懂。

乳房在她的語言中被稱為「 jì jì 」，乳房被抓傷了，就是「jì jì 被抓傷了」。她也不會使用「陰道」這樣準確的器官名詞，只會說「下身尿尿的地方」。

無法順利溝通，成為報案過程的最大障礙。警方錄口供時，家人不能在場翻譯，女兒李蓉只能事先提醒民警，請講慢一點。

差一點連報警這一步，丁紅玲都沒能走到。2月25日凌晨，侵犯發生後，丁紅玲坐在宿舍的地板上哭，她的第一反應是，「死了算了」，但緊接着她又想到家人，想到如果自己死了，兒女過來看，誰能知道她是怎麼死的？

最後她沒有自殺。

即使在同事的幫助下，丁紅玲第一次走入派出所，她也沒能把「強姦」二字說出口，甚至報警後近一個月，她都沒有告知兒女更早的兩次侵害。

從始至終，丁紅玲都被強烈的恥感包裹住，她總重複，「很醜，孫子都有了，孫子都好高了，真的很丟臉很醜。」

李蓉做物業管理的學校，每年開學，都有未成年人防性侵教育，她經常提醒母親，帶小孩出去時，不管男孩女孩，都不要讓陌生人抱他們。

但關於老年人被性侵的公共討論很少，李蓉幾乎接觸不到，因此也沒提醒過母親，要保護好自己。母女倆過往的交流中，甚至從未出現過「性」。

報警、證據、維權……傷害真正襲來之前，那些先進的概念、文明的語言、法律的條款，也從未出現在丁紅玲的世界裡。

阻礙她發出聲音的，不僅是某個精於算計的加害者，還有女性的恥感枷鎖，時代對女性受教育權的剝奪，以及社會語境對老年性侵議題的忽視。

黑暗水泵房

長沙楓雅名苑小區的業主們，時常會從地下車庫的電梯直達所在樓層。他們不會想到，地面之下，四棟二單元和三單元之間的水泵房區域，會成為犯罪現場。

那裡有兩個水泵房，離電梯較遠的一間，正上方有一盞忽明忽滅的白熾燈，來人需要拼命跺腳，它才能亮起。

近處的水泵房正上方無燈，幾乎是一片全黑的區域，只有借着周圍微弱的光，鏽跡斑斑的鐵門才能顯現出來，紅色油漆寫成的八個大字橫亘在門中央——「機房重地 嚴禁入內」。

普通保安隊員平時進不去這裡，只有保安隊長於某延有專用的鑰匙。一名保安曾跟着工程師進過一次水泵房，記得裡面的電流聲、水流聲混雜在一起，非常刺耳。4月中旬，這間水泵房的大門上了鎖，裡面傳來轟隆的設備聲響，外面則是不間斷的車喇叭聲，噪音很大。

即使裡面有人喊叫，外面的人也不會聽到。一個絕佳的作案環境。

就在這扇灰色鐵門後，丁紅玲被於某延暴力性侵。

危機到來前，丁紅玲正在樓上貼消防標識，這原本不是她的工作，她是在東門崗亭看大門的。但入職沒幾天，於隊長讓她跟着自己，給小區各處的消防栓貼消防標識，包括樓道和地下車庫。

李蓉去看望母親，看到房間有幾個大袋子，裝着消防封條和設備檢查記錄表，貼出去之前，丁紅玲需要在表格上打對鈎和簽名。她不會寫字，女兒就幫她簽，有一次，於某延不敲門就進來，對李蓉說，「怎麼好麻煩你親自寫。」

丁紅玲每次先上到頂層18樓，再往下一層一層地貼，她貼得很仔細，一棟樓要花費近兩個小時，小區一共有四棟樓。

有一次於隊長訓斥她，「速度太慢了，下次這樣就要開除你，讓你工作不保。」當天於隊長只給丁紅玲15分鐘吃飯時間，並命令她，吃完飯立刻去接班車道崗。他說方言，且語速很快。丁紅玲沒太聽懂，以為讓她繼續貼標識，就照做了。

車道崗的保安因為遲遲沒人來接班，錯過了吃飯時間，「就罵了於某延的娘」。於隊長回頭就痛斥了丁紅玲，「樣子像是要吃人」。

一個很兇的上級，是丁紅玲對他的最初印象。李蓉也有同感，她幫父母搬進宿舍時，這位陌生的保安隊長忽然一腳踹開了門，大喊，「吵什麼吵，動靜怎麼這麼大？」

在小區工作了兩年的一位保安告訴《鳳凰周刊》記者，貼消防標識原本應該是巡邏的男保安的工作，不應該由崗亭保安來負責。但在丁紅玲之前，於隊長也曾帶着一個60歲左右的女保安去貼消防標識，那是2022年的夏天。

初來乍到的丁紅玲不了解這些信息，她只知道上級安排了，就要努力去完成。

1月13日上午10點左右，於隊長突然通知她，立刻下到地下車庫，丁紅玲以為是工作需要，就服從了安排。於隊長把她帶到水泵房，用鑰匙打開了大門，命令說，裡面也要貼。

烏漆嘛黑的，丁紅玲不想進。

於隊長強行抓住她的手腕，把她推了進去。黑暗中，他一下撲倒了丁紅玲，丁紅玲聞到他身上有很重的酒味。他力氣很大，在丁紅玲的手腕上留下了紅印，長指甲也把她的胸部抓傷了，同時還威脅道，「大喊就把你掐死，說出去也會掐死你。」

丁紅玲本能地大喊「救命」，但沒有人出現。

這次侵犯發生後，丁紅玲到監控室找到於某延，口頭警告他：「你不要再騷擾我，不然我就去告你。」

她記得於某延毫不在乎，說了一句，「這有什麼可說的，這是我們的私人關係。」

性侵重演

警告失效了。僅一周後，她再次被侵犯。

1月20日的白天，是老伴兒李建國值班的時間，丁紅玲是晚班，上午就在宿舍休息。有了上次噩夢般的經歷，丁紅玲心裡發毛，叮囑老伴走前把門鎖好，還將一把女兒送來切水果的菜刀悄悄放到了床頭。

睡夢之中，門鎖突然轉動，於某延先用鑰匙開了門，隨後撲到了丁紅玲的床上。丁紅玲下意識想拿刀「剁死他」，但手被於某延鉗制住，無法反抗。和第一次一樣，性侵同樣伴隨「說出去就掐死你」的威脅。等到丁紅玲掙紮起來抓到菜刀時，於某延已經跑了，她沒有追上。

當時丁紅玲沒注意到，從入職那天起，於某延給夫妻倆安排的值班時間一直是錯開的，一個是白班，另一個就一定是晚班。

接下來的一個多月，風平浪靜，相安無事，這讓丁紅玲產生了一種錯覺——於隊長已經適可而止了。她完全想不到，還有第三次。

2月23日下午，休完假的丁紅玲和李建國從老家回到長沙女兒家。傍晚，李建國就接到姐夫去世的電話，「屁股還沒坐熱」，一家五口打算一起回去奔喪。

老兩口先回宿舍取了衣服鞋子，跟項目經理張力請了假。李建國又給於某延打了好幾個電話，對方才接，背景音里傳來打牌的聲音。

電話里，於某延表示，兩個人只能請一個，理由是最近人手不夠。最後，李建國一個人坐上了回村的車。

2月24日元宵節，丁紅玲在女兒家休息，她原本是第二天的白班，但這天下午16:12、17:55，於某延連續撥了兩個電話，要求她必須今晚回小區。丁紅玲耐不住催促，聽從了安排。吃完晚飯後，女婿把丁紅玲送回了保安宿舍，當時外面已經天黑。

睡覺前，丁紅玲做了一系列的防範工作——把門反鎖，用一把黃棕色的木質椅子抵住門，還將一把剪刀放到了枕頭邊。23:24，於某延又給丁紅玲撥了一個電話，響鈴6秒後，沒被接聽。

25日凌晨兩三點左右，於某延又一次拿鑰匙開門，闖入丁紅玲宿舍，還打開了燈。丁紅玲從睡夢中驚醒，來不及摸剪刀，就被於某延控制住了雙手。這次侵犯中，丁紅玲的胸口和下體都被抓傷。

事後，保安方宇宙回想當晚的事情，懷疑於某延蓄謀已久。

一個疑點是鑰匙。24日晚上接近十點，於某延忽然進監控室，命令他不要待在那兒，方宇宙不願意，給項目經理張力打電話，得到答覆，不要理他。於某延離開時，拿走了一大串鑰匙，上面有小區大門的鑰匙、保安宿舍的鑰匙。

後來一個業主找到保安馬銘，說想把家具拉進小區，但消防通道大門鎖着，車進不來。馬銘到監控室取鑰匙，沒找到，方宇宙打電話問於某延鑰匙去處。於某延說，他把鑰匙放到了東門崗亭。方宇宙覺得奇怪，按照慣例，鑰匙一般都要放回監控室。

另一個疑點是作案時間。方宇宙當晚在小區內每兩個小時巡邏一次，一直持續到凌晨兩點，才回去睡覺。這是值班保安的工作要求，於某延非常清楚。而侵犯就剛好發生在巡邏結束後的兩三點左右。

保安王彬的宿舍就在丁紅玲宿舍的對面，間隔不過兩米左右，中間夾着於某延的宿舍。方宇宙後來問王彬，「是否知道25日凌晨丁紅玲宿舍發生的事情？」

王彬說他不知道，只記得跟於某延打牌打到凌晨一點左右，於某延輸了四百塊錢。因為第二天要上白班，王彬回去之後就洗漱睡了。

「雙面」保安隊長

1月6日，丁紅玲和老伴兒李建國入職於某延手下，丁紅玲成為保安隊唯一的女保安。

沒過多久，丁紅玲就感覺到這位53歲的於隊長「不是很正經」。有一回在食堂吃飯，大伙兒都在排隊打飯菜，丁紅玲親眼看到於隊長上手摸了一位女保潔的屁股。

後來，於隊長還經常給丁紅玲私發一些黃色照片，在保安群聊里也發，「一些很醜的照片，看都看不得。」因為小孫子經常擺弄丁紅玲的手機，她擔心孩子看到，就把這些照片都刪了。

於隊長的形象，出現在今年除夕一張保安隊的合照中，他身高一米五左右，穿着黑色羽絨服、一條西褲、黑色皮鞋，羽絨服裡面是一件畫滿龍圖案的襯衫，手裡拿着一根煙，指甲泛黃、很長。丁紅玲的兒子李駿第一次見到他時，特地觀察到，他兩個肩膀落滿了泛着油脂的頭皮屑。

保安宿舍的生活環境並不好，丁紅玲的宿舍內有簡易的上下鋪金屬床，幾張糊上的報紙遮擋了窗戶的一半，來代替窗簾。這裡陰暗潮濕，牆皮脫落，洗襪子得在水桶里，洗淨的衣服就晾在窗外。雖然有員工食堂，但伙食很差，公共空間也沒有空調和熱水器，只有一台小冰箱。

但就在這「一畝三分地」的小空間內，於某延是最高掌權者。

他平時手下有6到8個保安隊員，隊員們的排班、批假、工作內容分配都由他決定，他還自由擁有宿舍所有房間的鑰匙。他的工資每月2700元，跟公司簽訂的是勞動合同，有正規社保，而普通保安是2300元，簽的則是隨時可以解約的勞務合同，沒有五險一金。

一個保安提到，於某延愛吹噓：「他講起自己有錢啊。他說他的權比別人的大些，他喊抓就抓，不抓就不抓。」

父母入職沒幾天，李蓉就聽父親提起，於某延經常堵在宿舍，跟隊員們「要錢要煙要好處」。下面的人送什麼他都收——雞蛋、毛巾、牙膏，十幾塊錢一包的白沙煙……不送東西他就會給你「穿小鞋」，比如坐在崗亭里值班，他就把空調遙控器收起來不讓用，洗衣服也不讓用熱水。

保安方宇宙的女兒在長沙讀書，放學需要接送，他偶爾需要請假。如果給於某延轉5元、10元的紅包，或者買兩包煙，批假就會容易一些，不送東西批假就很艱難，也有保安給於某延發過100元的紅包。

一位已經離職的保安周莉莉曾跟方宇宙聊起過，於某延非常貪，有人送肉、送魚，還有幾十斤的米，一袋子一袋子送，「你拿東西給他吃，他笑眯了滴，你不拿點東西給他吃撒，他就那樣子（為難別人）咯。」

她還說到一個細節，上夜班的保安，每月有90元補助，於某延按天發。但丁紅玲和李建國一直沒收到過加班費，周莉莉猜測，「他（於某延）都放在自己手裡了。」

方宇宙看不慣於某延的行事作風，經常跟他吵架、對着幹。保安馬銘跟方宇宙同住一個宿舍，如果於某延欺負對方，他們就合起伙來反抗。李建國也跟於某延吵過，於某延還私下提醒丁紅玲，「你老伴嘴巴特別多，讓他嘴巴少一點。」

在保安宿舍內「隻手遮天」，出了自己的領地，於某延就仿佛換了一副面孔。

巡邏時，他見到業主會微笑着打招呼——這裡的居住者大多為教育系統職工和附近長郡中學的老師。一位80多歲的老人提到，於某延平時語氣很溫和，沒見過他發脾氣或表現出暴躁。

另一位業主，是首批入住小區的人，在他眼中，駐紮小區10年的保安隊長於某延，是值得信賴的老朋友。業主需要幫忙都願意求助於他，誰家出了事、受了傷，於某延還會去探望。

在小區開棋牌室的一位中年女性，對於某延的印象也是「老實本分，為人處世不讓人討厭，跟我們很合得來」。她提到於某延偶爾來打牌，牌技一般。之前，於某延的妻子也經常來看望他，夫妻二人看起來感情很和睦。

但在小區內，業主和保安都聽過「於某延背後有關係」的傳聞。

通常被拿來舉例的事情是，大約半年前，於某延和妻子曾跟員工食堂的另一對夫妻打架，進了派出所。員工食堂的夫妻被開除，於某延的妻子也搬離了宿舍，但事發後不久，於某延又回來繼續擔任保安隊長。

「不是你的錯」

第三次被侵犯後的凌晨，丁紅玲「魂都丟了」，沒有再入睡。她的開口求助，只是一次偶然。

2月25日，她去上白班。上午10:46，於某延給她發了一個紅包，她直到紅包過期都沒有領取。傍晚6點左右，保安馬銘拿着舉報於某延惡行的聯名信去東門崗亭，讓丁紅玲代表他們兩口子簽字。

丁紅玲不識字，但她聽懂了大概意思，這是用來「搞於某延的」。她忽然鼓起勇氣，「有個事情怕丑不敢給別人說，老馬，你為人正直給你說一下。」她接着說，前一天夜裡，自己宿舍進了賊，是於矮子撬開了房門。丁紅玲把椅子抵着門的照片和於某延發的紅包給馬銘看，馬銘理解了，「你別怕，我會給你伸張正義的。」

馬銘立刻給保安方宇宙打電話，「舉報信不用寫了，發生了件大事」，在監控室附近的籃球場，方宇宙從馬銘口中得知，於某延強姦了丁紅玲。隨後，方宇宙和馬銘帶着丁紅玲，在小區門口打了輛出租車，晚上7點多到達離小區最近的派出所。

方宇宙記得，在派出所內，丁紅玲一直渾身顫抖。問話的是一個年輕男警官，在他面前，丁紅玲只說了零散的信息，於隊長扯掉了她的褲子，把她按在床上，還把她全身上下都抓傷了。但到了最關鍵的信息，丁紅玲就說不下去了，方宇宙在一旁很着急。

據丁紅玲回憶，警方沒有驗傷，提出要拍個照，她不好意思地拒絕了。她提到於某延被警方叫到派出所，剛開始辯解、不承認，後來下跪了兩次，第一次他對丁紅玲說，「你對我有意見不要這樣說我」，第二次他說，「丁姐，求你別說了」。

在後來律師的問詢中，丁紅玲說，於某延當時要賠償1500元，她不同意，一位男警察告訴她，「也沒發生其他的事，收了1500塊就可以了。」於是，警察拿着她的手機操作，收取了於某延1500元。最後警方要求籤字時，丁紅玲第一次學會了「畫」自己的名字，但簽的是什麼，她完全沒有概念。

當晚，於某延的妻子也到了派出所，罵丁紅玲不要臉，說她年紀這麼大還勾引別人老公，上手要打她，揚言要把她打死，丁紅玲嚇壞了。後來四個民警一起，才把於某延的妻子拖了出去。出於安全考慮，警方讓丁紅玲從派出所後門離開。調解結束後，於某延也被釋放了。

方宇宙帶着丁紅玲去報警前，告知了項目經理張力，張力又向育天公司副總經理謝偉匯報，但公司知曉後並沒有通知丁紅玲的家屬。

直到晚上10點10分左右，丁紅玲報警結束，給農村奔喪的兒子李駿打了電話，先是叫了兒子的小名，然後情緒激動地說，「於某延這個畜生進了我的房間……」

「媽，你先別着急……」李駿安撫了母親。掛了電話後，他把妹妹李蓉從靈堂里叫出來，轉述了母親的話，兩個人都想到了最壞的情況。

丁紅玲走出派出所後門，找不到回去的路，給女兒拍了一張周圍的環境照。剛來長沙時，女兒特地提醒過她，字不認識沒關係，一定要學會拍照，如果迷路了，就拍照發給她。

外面下着凍雨，丁紅玲躲在派出所門口的橋洞下，全身濕透了，方宇宙和馬銘找到了她，把她帶回小區大門，女婿又開車把丁紅玲帶回了家。

農村的路上結了厚厚一層冰，開車回去很危險，李駿和李蓉放棄了當晚趕回長沙。兩人守靈一晚沒睡，第二天一早先去火葬場，然後「把姑父送上了山」，接着馬不停蹄地驅車往長沙趕。

三個兒女打算避開父親處理此事。

他們一致認為，首要的是跟母親問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此前，這個家庭的談話中從未出現過「性」，更不用提性侵，大家都難以啟齒。難題最後落到小女兒李蓉的身上，同為女性，再加上她跟母親一直關係親近，或許更容易讓母親開口。

兩個半小時左右的車程，父親李建國也在，大家不約而同地保持着沉默。李蓉的腦海卻翻天覆地——該怎麼措辭？用什麼樣的提問方式？怎麼說才能讓母親理解？母親有沒有認識到這個事情的嚴重性？

26日下午1點前，一行人到達長沙，丁紅玲在東門崗亭值班。李駿先把父親帶回宿舍，李蓉在崗亭問母親，有沒有受傷？母親否認了。李蓉又把母親帶到了車上，再次詢問，他有沒有打你？母親也沒說實話——當時她的胸口和下身都有傷口。

李駿向熟悉司法流程的朋友打聽得知，按照法律程序，無論是猥褻還是性侵，都不在民事調解的範圍之內。兄妹倆後來去派出所了解情況，得知結案的口供不能再查看，只能重新立案。

兩天的時間裡，李蓉一直在想辦法讓母親開口。

「我是你女兒，你有什麼事情可以跟我講。」

「媽媽沒關係，你勇敢一點，是怎麼樣就怎麼樣。」

「好醜的好丟人。」母親重複着。

女兒安撫她：「你別害怕，沒關係，你是受害者，不是你的錯。」

李蓉又講了很多道理：「我們整個家族女孩子占了絕大部分，萬一你的身邊孫女也好，女兒也好，媳婦也好，受到這種傷害，你說會怎麼樣？」

她還試着從社會意義上勸說母親，「小區里還有那麼多小孩子，就這樣把他放出來了，可想而知會發生什麼。如果不讓這種人為他的言行舉止付出代價的話，那危害的是社會，如果社會上的小女孩遇到這種情況，該怎麼辦？」

還有一點，是法律層面，「媽媽，你本身是個受害者，如果你不講實話讓他去坐牢，他可能會說你誣告，你就會去坐牢。」

以上都說完了之後，李蓉用自己思考很久的、母親或許能理解的方式，最後向母親確認，「他有沒有對你做過跟爸爸一樣的事情？」

丁紅玲點了點頭。

「你有沒有受傷？」李蓉再次追問。

「上廁所時下身會刺痛。」丁紅玲回答。

2月27日上午，李蓉和李駿帶母親去派出所重新報案。下午兩點多，在楓雅名苑附近的公交站，警方帶走了於某延。4月3日，作為犯罪嫌疑人的於某延，被決定逮捕。截至發稿前，案件仍在偵查階段。

被忽視的求助

丁紅玲被性侵三次的重要事實，是在報警近一個月後，才浮現出來。

3月19日，丁紅玲接受代理律師朱丹的案情詢問。她穿着黃黑色衛衣，外面套了一件淺粉色棉馬甲，坐在辦公室的黑色皮椅上，李蓉舉起手機對準母親，記錄下案情陳述的全過程。

鏡頭裡，丁紅玲表情嚴肅，臉上有很深的皺紋，身體僵直，時不時搓着大拇指和食指。這場詢問中，她的身體瑟瑟發抖，默默流了很多眼淚。

李蓉別過頭去，避開母親的目光，整個人往後傾，她很難形容當時的矛盾心情，「我傷心難過是因為知道真相，我開心也是因為知道真相。」

律師在詢問第一次報警的具體過程時，丁紅玲坦言，自己沒說實話。後來，她向女兒吐露原因，「當時你們都沒在身邊，而且問話的是一個男警察。」在同事和兒女協助丁紅玲兩次報警的過程中，沒有女警察參與到案件的問詢中。

《關於辦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見》中規定，詢問女性未成年被害人應當由女性工作人員進行。但在成年人和老年人的性侵案上，目前並沒有強制規定辦案人員的性別。律師朱丹認為，這是老年女性受害者在尋求司法途徑時，會遇到的諸多難點之一。

後來，李蓉從自己的視角，反覆回溯三次侵害前後的蛛絲馬跡。

第一次侵害發生當天，李蓉沒有收到母親的任何消息。第二天22:49，母親發來了小孫子唱歌的視頻，是母親幫自己帶孩子時拍攝的。四天後的凌晨2:15，李蓉又收到了母親發來的四條消息，都是孩子的日常視頻。

這些視頻丁紅玲經常會翻看，李蓉沒覺得有任何異樣。回看聊天記錄時，李蓉才明白，母親受侵害後一直想的都是孩子。

讓李蓉和李駿都很自責的是，第一次侵害前到第二次侵害之間，母親有過微弱的求助，但被他們忽視了。

1月11日前，丁紅玲曾給李蓉發消息，說別人可以隨意進出宿舍，不太方便，想安裝一個門搭子掛鎖。李蓉沒有多想，以為節省的父母丟了錢。

老兩口不知道小區附近哪裡有五金店，李蓉就送去了兩個門搭子和一把鎖，他們用大小粗細不同的螺絲各試了一遍，發現適配的螺絲只夠安裝一個，就把門搭子裝在了外面。

李蓉和李建國都認為問題得到了解決，但丁紅玲不滿意，她想在裡面再裝一個門搭子。念叨了很多次之後，李建國不耐煩了，「你怎麼搞這麼多名堂出來，裝一個就可以了，出去時關上門，別人也進不來。」

兩個老人甚至因為這件事吵了幾句嘴。接下來的日子裡，丁紅玲的求助沒有停止，她很迫切，打了很多電話，跟兒子說，跟女兒說，但都沒有說明真正的原因。

侵害發生的兩個月內，丁紅玲和李蓉也很少能有單獨說話的空間，母親每次到女兒家，女婿也在，孫子也在。而女兒去宿舍探望母親時，幾乎每次進門沒幾分鐘，於某延就像掌握了她行蹤一樣，直接推門而入，從來不敲門。

那段時間湖南下凍雨，學校里的樹被颳倒，李蓉帶工作人員在學校清理冰雪，每天6點多起，晚上12點左右才回家。李駿新店剛開業，生意也忙不過來。

他們顧不上母親的需求，下意識覺得是母親要求太多，這件事就被略過去了。

事發後，李駿才明白過來，母親當時想表達的是，裡面的門搭子比外面的更重要。

沒有先例可循

第一次報警以調解結束後，於某延沒過多久就回到小區。

丁紅玲記得，於某延在保安宿舍內大喊，「我胡漢三又回來了，在育天沒人能拿我怎麼樣，我後台硬得很。」

這些話把丁紅玲「嚇怕了」。

李蓉也在育天公司工作，擔任學校物業項目的經理。副總經理謝偉曾跟李蓉說，他跟公司反映過保安隊長於某延「很討嫌」。後來項目經理張力也告訴李蓉，他把保安隊員的聯名舉報信遞交給了上級。

2月20日，謝偉找李蓉當面溝通，想把她調崗到楓雅名苑做項目經理。李蓉說，當時她問謝偉，為何於某延還不調走？對方笑了，答覆是，「你不要想，所有人都可以動，但是他動不了。」

案發兩個多月來，丁紅玲的兒女，對育天公司頗有不滿。李蓉在農村奔喪時得知母親出事，立刻給謝偉打電話，謝偉回復，「這是個人行為，與公司無關。」

李蓉和李駿覺得，公司在第一時間試圖撇清責任。後來，謝偉在常務副總經理易大舟的要求下向他們道了歉。

3月1日，丁紅玲的兒女和公司溝通時，李駿質疑，為什麼母親去報警前，公司知情卻不通知家屬？於某延在公司是否有「後台」？易大舟都沒有正面回復。

這次溝通中，李蓉被獲准1個月的假，用於「安撫好母親」。但接下來的大半個月，育天公司的態度卻完全變了。

先是3月6日上午11:18，丁紅玲的老伴兒李建國突然接到短信，「由於公司優化人員，現對你做辭退處理，特此通知。」此後，李建國沒有再收到工資。

公司承諾李蓉的假期也沒能兌現，反而讓她丟了工作。

3月13日，在沒有任何協商的情況下，公司突然要求李蓉在兩日內，調崗至一個新項目，李蓉需要乘坐1小時40分鐘的公共交通才能到達。她提出異議，當天社保即被停繳。第二天，她又收到文件，「如不按時到崗視為主動離職」。3月19日，公司通知她，「《勞動合同》終止」。

三天後，易大舟又給李蓉發了一份工作聯繫函，指控李蓉涉嫌職務侵占罪。律師朱丹後來證實，這是一份誣告。李蓉在回復函中寫道，「不要指望通過給我施加壓力，來迫使我母親和家人放棄自己的正當權益。」

進入4月中旬，李蓉發現自己和母親的工資「一分錢也沒發」。

公開信息顯示，長沙育天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系國資企業，在當地有40多個物業服務項目。公司的一系列舉動，讓李蓉和家人都感到憤怒和寒心。李蓉委託律師朱丹後續對公司進行起訴，追究公司在母親性侵案中的責任。

根據新修訂的《婦女權益保障法》第25條和《湖南省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第16條，用人單位應當採取措施，來預防和制止對女職工的性騷擾。

「公司的不作為釀成了一系列悲劇，它不是主謀，也一定是幫凶。」朱丹表示。

朱丹也觀察到，司法實踐和公共討論中，關於大齡女性被職場性侵後的艱難處境，幾乎沒有。朱丹從業16年，代理過近700件勞動爭議案，這是他代理的第一起老年女性體力勞動者被性侵的案件。他預計之後的起訴，也會是國內第一起被性侵的老年女性體力勞動者，追究公司責任的案件。

在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育天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長黃長回應說，「根本不存在辭退，因為超過60歲法定年齡了，不是正常用工，只是臨時工，簽訂的都是勞務合同。這種臨時過來干一個月、半年就走的情況，是行業業態、普遍現象。」

在朱丹看來，這恰恰是受害老年女性最大的維權困境——公司的經營策略就是只建立勞務關係，不給繳五險一金，「沒有把這些底層年長勞動者當人看，也沒有當正兒八經的職員來看待，只把他們當一個消耗品來利用，一出事就撇清關係。」

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關於長沙育天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的勞動糾紛案有6起，橫跨2016至2022年。案件原告方多為保安、保潔、項目經理，事由涉及拖欠工資、未及時繳納保險金、工傷認定等。

李蓉做項目經理時，手下的一個保潔阿姨在工作期間，腳被砸傷致粉碎性骨折，她住進醫院後，育天公司不同意賠償，把她辭退了。李蓉向公司申請，才給她多發了一個月工資。

4月14日下午，《鳳凰周刊》記者採訪一名小區保潔的過程中，一位新調來的保安隊長上前阻止談話，他警告保潔，「這個事情不要跟外人說。」保安方宇宙告訴記者，他們當天下午剛開了會，公司領導告訴大家要平息此事，不能再對外透露信息。

4月16日下午，記者前往長沙育天物業管理有限公司所屬的湖南教建集團，辦公室門口的一名工作人員稱，經過公司內部討論，不會再對此事接受採訪。

5月5日下午，長沙育天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常務副總經理易大舟，在電話中回復《鳳凰周刊》，此事正在協商中，其餘信息不方便透露。

隱痛

過去，湖南農村的苧麻地里，每逢夏秋兩季，高高的綠色植物就會淹沒女性忙碌的身影。

苧麻長滿倒刺，被女性黝黑的手攔腰折斷，露出白而光滑的麻骨，最後留下乾淨的麻纖維。纖維放入水缸里浸泡，再晾曬，搓一搓，一綹綹麻繩就出現了。一斤麻繩背到集市上，能換十來塊錢。

鋒利的植物枝葉有時會把雙手割傷，手常年泡到水裡又腫又脹又疼。丁紅玲人生最好的時光，就是在重複這些動作中度過的。

沒讀過書，一直是丁紅玲的遺憾。家裡8個兄弟姐妹，她排行最小，最大的姐姐跟她相差20多歲。二姐姐生了三四個孩子，養不過來，丁紅玲經常一去學堂就被叫回來，幫姐姐帶孩子，後來她再也沒去過學堂。那個年代的思想是，女孩子不用讀太多書，反正要嫁人。

婚後生活和村里其他女人沒什麼兩樣。妻子丁紅玲扯苧麻，丈夫李建國種水稻，還會去建築工地給地基打樁掙錢。1996年、1998年，湖南接連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災，農田被衝垮，夫妻倆損失慘重。

2006年取消「農業稅」前，一年到頭，一家人的收入不過三四千，兒女們總能聽到父母念叨，一輩子吃這樣的苦就是因為沒讀過書。有了孩子後，丁紅玲和李建國唯一的執念是，要把他們供上大學。

後來，三個兒女都被托舉成功了。兒子李駿和女兒李蓉大學畢業後，有了穩定工作，定居長沙，結了婚生了崽，生活一步步向上，越來越有盼頭。丁紅玲和李建國卻年紀大了，身體越來越差，不能再做繁重的農活，但他們沒有退休工資，不工作就幾乎沒有收入。

把父母接到長沙長住，是兒女的反哺，帶有一家人團聚的期盼。沒有人會想到，短短兩個月內，巨大的傷害就毫無徵兆地降臨到母親身上，也擊碎了全家人的美好生活。

報警後的那幾天，丁紅玲不吃、不喝、不睡。李蓉看到母親一下就佝僂起來，原本染黑的頭髮里，冒出一絲一絲的白髮。跟家裡人說話時，丁紅玲的眼神也總是迴避，不敢直視。她不想聽到於某延的名字，一聽到就露出反感的表情，「對他恨之入骨」。李蓉後來把於某延被逮捕的消息念給母親聽，丁紅玲也沒有喜悅，淡淡地說了一句，「那就好」。

但為了把真相公之於眾，丁紅玲需要一遍遍地回憶和講述被侵害的過程，念出加害者的名字，跟警方說，跟律師說，跟記者說。律師必須驗證細節——怎麼認出他的？有沒有燈光？有沒有反抗？回憶喚起了創傷，丁紅玲突然情緒激動，哭了出來，罵他「是個畜生」。

第二次報警沒幾天，育天公司有同事帶着八卦口吻來詢問李蓉，「你媽媽的事情是什麼情況？」這讓她心裡很不舒服。

而在社會關係更緊密封閉的農村熟人社會，輿論壓力更大，一家人要儘量「藏着掖着」，避免成為茶餘飯後的談資。律師朱丹建議，不能讓丁紅玲立刻回農村，「舌頭底下壓死人，哪怕是不當她面說，那種異樣的目光，她也會感受到的。」

回到家庭內部，全家人試圖迴避的人，是父親。

事發後，李蓉和李駿會避開父親在的場合，私下商量，父親也從來沒跟兒女交流過具體情況。李駿擔心父親留在長沙會聽到一些風言風語，就把他打發回了鄉下。李蓉每天通過家裡的監控看看父親，確認他安全，就放心了。

兒女猜測，在父親獲得的有限信息里，事情應該沒有那麼嚴重，只停留在「調戲、動手動腳、肢體接觸」。警方後來想找李建國去錄口供，李蓉很無奈，「說白了，這是把我們家往死路上逼。」

李蓉知道，父親是做事不計後果的人。

母親懷上自己時，家裡即將迎來第三個孩子。當時計劃生育政策還沒結束，村支書把母親拖去引產。但村支書家裡也是三個孩子，父親覺得不公，為什麼你能生我不能？一怒之下，父親把村支書的三個孩子拉到河邊，威脅對方，「晚上幾點鐘之前，不把我老婆送回來，我一命抵三命。」

在法制尚不健全的環境裡，父親不得不用「以暴制暴」的方式來保護家裡人，這也是他習以為常的生存之道。因此，當李建國得知於某延在凌晨進到了老伴房間，他的第一反應是要打死對方，「絕對不能輕饒了他。」李蓉勸父親，你一大把年紀了，這事你不用管，交給你兒子去處理吧。

丁紅玲更加不知道如何面對老伴。

3月初的一天，全家人一起吃早飯。李建國坐在沙發上，丁紅玲在廚房做早餐，她炒了一碗蛋炒飯，然後恭恭敬敬地端到李建國面前，「我現在又不是動不了」，李建國開玩笑說。

兒女們都很意外，父母四十多年的婚姻生活中，很少這樣刻意客氣過，給父親端飯倒茶一般都是他們的任務。女兒看出了母親的內疚，兒子也看出了母親的唯唯諾諾。

李蓉心裡很酸，她以批評父親的口吻勸母親，「媽媽，沒必要，爸爸又不是沒手沒腳，你幹嗎要給他端過來。」

丁紅玲沒說什麼，轉身回了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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