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甚麼要殺我？！」——紀念思想史上的失蹤者王申酉

每年的四月27日，是青年思想家王申酉的遇難紀念日。王申酉不是死於文革，而是四月文革後的華國鋒統治時期。王申酉的罹難提醒我們，共產專制的罪惡，絕不限於毛澤東，而是根植於毛澤東締造的這個反人類政權。

「為甚麼要殺我？！」——紀念思想史上的失蹤者王申酉

 一

 1977年4月27日，上海郊區的刑場上，一名年輕的文弱書生被執行槍決。

他名叫王申酉，當時默默無名；而今天，在十四億中國人當中，知道這個名字的人，也太少太少了。

王申酉生於一個工人家庭。1963年，十七歲的他就以優異的成績考入華東師範大學物理系。他學習勤奮，關心時事，立志當科學家報效國家。當時，「左」的思潮已很盛行，王申酉把他的不滿和思考，在日記中寫了出來（他有寫日記的習慣，從上初中到大學一直寫了許多年），結果給他帶來了悲慘的命運。

「文革」開始，他被抄了家，日記被拿來公開展覽批判，紅衛兵用皮鞭抽打他，隨後送他進監獄。他被關了兩年釋放出來，學校不給分配工作，留校（包括一段時間在「五七」幹校）監督勞動，當了十年「待分配學生」。他邊勞動邊讀書邊思考當代中國種種社會問題。1976年，他經人介紹認識了一位女朋友。他給女友寫了幾十封情書，文辭優美，思想深刻，有的縱談人生理想，有的抒發對音樂藝術感受，洋洋萬言。學校保衛科對他的戀愛卻橫加干涉，竟要姑娘與他斷交。王申酉悲憤極了，動手寫一封長信，全面介紹他自己的世界觀和政治觀點。後來，在監獄裡，審判員要他將被撕毀的這封信重寫出來。王申酉在六天內寫出，洋洋灑灑六萬字，內容包括：他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關於蘇聯歷史，關於中國歷史，關於「文革」，關於毛主席。

審判員從他的〈供詞〉得出結論：他惡毒攻擊「大躍進」、「人民公社」、「反右傾」運動，「惡毒攻擊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為彭德懷、鄧小平翻案。

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被粉碎了。王申酉獲悉這個大喜訊後，以為他的苦難生涯該中止了。他夢想出獄後從事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研究工作。然而，他萬萬沒想到，在「兩個凡是」（即指當時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提出和推行的錯誤方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指揮下的專政機器，還是在無情地運轉着。真是晴天霹靂！1977年春天，上海市革委會根據黨中央指示，決定在「五一」前公審並鎮壓一批反革命分子。這些領導在一天內聽取並同意了五十六個死刑判決案，平均每六分鐘通過一個。王申酉不幸名在其中。而當晚，他還在獄中苦讀恩格斯的《論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思考哲學問題並在書的扉頁上寫了一個摘要。

而第二天，1977年4月27日，在大雨如注中，王申酉被押赴上海盧灣區體育館。在參加公審大會的三萬人面前，他第一次聽到判決書，猛然聽到「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無情判決！他絕對想不到如此致命的判決，但來不及申辯一個字——根本不容他張口說話，便被立即押上囚車，押赴刑場槍決。

是年王申酉僅三十一歲!

 二

 王申酉後來獲得平反。之後，1980年秋天，《人民日報》記者金鳳一行，曾到上海參加王申酉案件的採訪。

金鳳他們來到「公審」王申酉的普陀區體育場，又從會場趕到刑場。路上只花了三十分鐘時間。這也就是王生前走過的最後一段路程的時間。陪同有當時執刑的刑警。他木然地指了王最後站立的地方，又取出行刑時用的手槍，還給金鳳他們看了王中彈後的照片。這是一幅慘不忍睹的景象。

金鳳他們訪問了法院和公安局的人。此時他們目光呆滯，面部毫無表情。他們對所有的問題都是一種回答——都聲稱是：「奉命拘捕」、「奉命審訊」、「奉命判決」、「奉命行刑」！金鳳說，確也如此，專政機器，向來是奉命行事，哪有甚麼司法獨立？原上海市法院院長也訪問到了。原本區法院對王申酉的判決是「死緩」，上海市法院亦已同意，但這個法院院長又改為「死刑，立即執行」。當然，這並非表現他的「司法獨立」性。他承認，由於他的私心雜念，害怕被看作「右傾」，便把對王申酉的判決「升級」了！金鳳他們看了法院卷宗，又看了當時的上海市革委會常委討論五十多個判決死刑案件的記錄。真是殺氣騰騰，平均六分鐘討論和決定一個案子，不住的「殺」、「殺」、「殺」！金鳳說，粉碎「四人幫」時，全國一片歡騰。可是人們高興得真是太早了。他們怎能想到，半年之後，中國還會發生這樣的悲劇！

金鳳他們來到當年關押過王申酉的牢房，這是一間關押十幾名犯人的不到十平方米的囚室。「四人幫」倒台後，王曾不止一次遙望鐵窗外的天空，以為苦難終於到了盡頭。他們來到王書寫〈供詞〉的地方。一張三屜桌靠窗放着，窗外是兩株榆樹和一叢月季。如今榆樹蒼翠欲滴，月季也嬌艷地盛開。金鳳感嘆地說，它們都是王申酉書寫〈供詞〉的見證！可惜它們現在生機勃勃，而這個人卻永遠離開人間！

金鳳以一個記者所應有的良心和正義感，作了以上周詳的採訪，並懷着激動的心情寫了初稿，發排成小樣，送中宣部審查。中宣部領導在中南海接見了金鳳。可是，令金鳳大大出乎意外的是，這個領導很客氣地說了文章寫得很好，有時代氣氛，有感情，有思想深度，文筆也很流暢諸如此類的客套話之後，卻口氣一轉：但是，因牽涉到中央領導同志(指華國鋒，是他當時主持中央，下令嚴厲處置所謂「惡毒攻擊罪」的)，上海市革委會主任蘇振華同志雖然已去世，還有一些同志仍在，也不好辦。總之，文章雖好，卻不能發表。他對金鳳客客氣氣地說：「不要公開發表了吧，藏之名山，傳之後世吧。哈哈！」（見金鳳，〈十年生死祭〉，香港《二十一世紀》擴增版第二期，2002年5月31日）一聲「哈哈」，金鳳寫的文章和王申酉一樣，也被判了「死刑」！

金鳳當然感到很遺憾。王申酉這個冤案雖平反，但是不能詳盡地公開見報。而王申酉生前在寫給女友的信中和在監獄裡寫的〈供詞〉中，很希望將他的悲慘經歷、心路歷程寫出來，傳給後人特別是青年朋友。金鳳說她手捧王申酉的〈供詞〉、日記、書信，仿佛捧着一顆滾燙的心。

又過了二十二年（好漫長的歲月啊），2002年，歷經周折，金鳳和學者丁東編的《王申酉文集》在香港出版了。但是，此書始終未能在大陸公開出版，令人不勝感慨！也許內中有一條似隱似現的邏輯。人們不禁回憶起：當年，「四人幫」以及其他一些文革新貴們倒台後，社會出現一股批判的洪流，而這股洪流首先就是挑戰已經去世的毛澤東。正是為了鎮壓這類挑戰，上海的執政者選擇了王申酉作為「活祭」！而後來，就是因為「活祭」這一點，上海市委常委們對王申酉的平反問題感到難辦。為研究這個平反問題，他們先後竟開了十九次會。有人算過，如果每次會算三小時，十九次會五十七小時，三千四百二十分鐘，是判王申酉死刑立即執行所用的六分鐘的五百七十倍!

 三

 人們會說，在王申酉這件事上，人間的荒唐莫過於此!但是，在當時一些當權者看來，他們絕非荒唐。雖然王申酉的觀點，不過是寫在日記中，寫在給女友的書信里，他沒有結社，更沒有把他的主張付諸政治活動，但是，王申酉追求思想自由，便是「罪大惡極」，必須處決。的確，在王申酉的自白〈供詞〉中，處處可以看到這樣的「罪行」：我這一充滿活動力的年青軀體……我渴望自由，特別是思想的自由。

世界上有甚麼比壓制思想還要痛苦的事呢？

人總是要認識的，無論外界採取甚麼最卑鄙無恥的壓制也好，用虛偽的事物堵塞真實事物也好，絕對也阻擋不住人的認識，真理總會被認識的﹗唉，困難啊，我們被剝奪了甚至獲得充分知識的自由。

我自信自己是追求超越個人範圍的人世間中像知識、真理、正義等一切美好事物自願作出犧牲的。

為甚麼青年時代的毛澤東曾那麼大力與禁錮着他精神發展的種種社會桎梏作鬥爭，但他走上統治舞台後，卻使我們這一代青年帶上更嚴厲的精神桎梏。

 王申酉在其自由思想指導下，充滿着強烈的批判意識。對某些人來說，單單這些批判意識，就絕對是「可怕」的。請看──1963年，王申酉指出，「在我們國家裡，還存在着『革命』功臣與廣大平民的不平等」。

他批判思想獨裁是1964年。在1964年9月19日的日記中，他寫道：「完全以毛澤東的理論獨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於億萬人的腦袋。這恐怕是空前絕後的。在六萬萬人的、占地球六分之一土地的陸地上以一個同類生物的思想作為神聖的意志來主宰一切。這一成功實在是難以想象的。」

1965年，他指出，「三面紅旗一出，三年困苦降臨到六億人頭上」。

1966年，他批評「在六萬萬人民中空前地培植起同封建時代類似的個人迷信、個人崇拜」。

在同年7月12日的日記中，他寫道：「我就是敢於追求真理！！！我只服從於真理！我寧死，寧放逐到最危險最邊遠的地方去做奴隸，也不願放棄真理。我敢於對現實懷疑。任何暴虐暴政我都不怕。」

同年8月9日，他在日記中寫道：「依我看，只有回覆到沒有奴隸主的奴隸社會，大批的人們去做最簡單而繁重、單調、效率極低的勞動，才是最符合他們的想象。他們的政策決定了將走向這個極端。」

再過十日，他寫道：「古今中外從來也沒有出現過如此瘋狂的大獨裁者，但越獨裁，越搞個人迷信，個人崇拜，最聽不見別人的話，也越受孤立，現在真是『眾叛親離』的時候。」

1967年，他指出,「毛在十年前劃了30萬右派分子，他們絕大多數是無權無勢的耿直志士。」

在寫於1976年11月18日到23日的〈供詞〉里，王申酉全面地反思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一系列極左思想的惡果，提出了尊重價值規律，打破閉關鎖國，實行對外開放等系統的改革主張……在專制極權者看來，王申酉這些觀點都是「十惡不赦」的。

「對於人類社會中最強暴野蠻的精神統制，我是一頭堅強為銅的雄獅」——王申酉曾極其堅強而自信地宣布。他對毛澤東極權主義體制進行質疑和批判真可謂出於一種思想的自覺。

 四

（2002年，金鳳和丁東編的《王申酉文集》在香港出版。序言之四為王申酉的弟弟王解平所寫，題為：<他的命運和民族的興衰聯在一起——追憶我的大哥王申酉>。）

王申酉終於死於專制極權。他是當代中國思想解放運動的一位先驅者，是一位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起就對毛澤東有深刻認識的先知先覺者。在那個全民族集體被催眠、集體陷入瘋狂的年代裡，他竟能夠一眼看穿毛澤東的專制本性和禍害，真可謂鳳毛麟角！如許多論者所指出，王申酉一些想法後來部分地見諸於鄧小平的施政思路，有一些直到今天還是言論禁區。雖然四十年過去了，對毛澤東及其思想體系的反思和批判，仍然是今天中國現實社會中一個越來越難於繞開但官方卻遲遲不敢觸動的嚴重問題。

馬克斯.韋伯在他的《中國的宗教》一書中，認為中國儒家教育的文化使命有二，其一是喚起「卡理斯瑪」（charisma）。所謂「卡理斯瑪」，是象徵的秩序中心，是信仰和價值的中心，它統治着社會，使它保持尊嚴和威望。美國著名學者余英時曾經分析說，毛澤東相信自己在思想上與馬克思主義合而為一，是後者的最新化身，因此他自己即是上帝。在現實世界中，他則與人民群眾合而為一。這兩重的「合一」使他成了「信仰的卡理斯瑪」。這種「信仰的卡理斯瑪」最能感召虔誠的信徒，但是最終卻最容易引起知識分子的懷疑。余教授認為，毛一貫反知識分子，其根源即在此。因為智性的懷疑足以動搖他的卡理斯瑪的信仰基礎。因此，像王申酉這樣敢於懷疑毛的知識分子，是不會被毛政權所容納的。他不得不死。

上海著名學者朱學勤說，王申酉被人們遺忘了二十多年，也是一位「思想史上的失蹤者」。如今，收錄了王申酉一些論文、交待材料和日記等文字的文集終於整理出版了。但是，這本文集依然只能在作為「海外」的香港出版，大部分中國大陸讀者依然沒有辦法接觸到這位先知灼熱的思想和高尚的人格。朱學勤感到非常遺憾和無奈。

被視為中共黨內開明人士的原中共中央宣傳部新聞局局長鍾沛璋先生在他的2002年文章〈我的期待〉（香港《二十一世紀》擴增版第一期，2002年4月30日）中說，雖然二十年前，他已早就聽說王申酉這個名字，但是在1999年春他第一次談到這份被稱為〈供詞〉的自白時，還是感到強烈的震撼和沉痛。

王申酉是一位多麼優秀的青年！鍾沛璋先生感嘆道：展望未來，面對全球化的知識經濟新世紀的到來，中國要想「為人類做出較大的貢獻」(毛澤東語)，就需要千千萬萬像王申酉這樣有獨立思想、獨立人格，不為個人，而「為窮人翻身」，甘願為追求知識、追求真理而獻身的人才。社會主義的現代化中國，知識分子要成為獨立的力量，「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王申酉的熱血〈供詞〉，是為了喚起現代的青年。這也是我的期待。

但願鍾沛璋先生的期待不至於付諸東流。

而人們心目中，將會長久地記得兩張照片。在上海法院卷宗中，保存着王申酉考入大學時的准考證，上面有他一張小小的照片。這是一個五官端正的年輕人，清秀的充滿稚氣的眼睛天真地看着看他的人。而另一張是王申酉被行刑後的照片。據金鳳看過後所寫，只見王申酉血肉模糊，圓睜着一雙憤怒的眼睛。他是在向天空、向大地、向生他養他的祖國和人間慘痛地不停地質問：為甚麼要殺我？為甚麼？為甚麼？為甚麼？……

今天，這麼多年過去了，這個慘烈的天問還在神州大地迴蕩着。

1977年4月27日——讓我們再一次記住王申酉被槍殺的日子吧，或者這有助於思考。這個日子居然是在據說文革所有罪惡幾乎都可歸罪的而且也是王申酉嚴辭批判視為死敵的「四人幫」倒台半年之後！

（後記：本文為筆者長文〈他們讓所有的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祭「文革」中慘遭殺害的思想者〉的一部分，初稿於2006年5月文革發動四十周年之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