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國經濟困境 胡之過？或習之過？

今年中國經濟的多項指標都嚴重下滑。雖然中國官方始終堅持穩中向好的論調，但民間輿論哀嘆、恐慌的聲音不絕於耳，國際社會也對沒有出現期待中的復甦屢屢表達失望。中國經濟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在1978年打開國門四十五年後，中國如何才能繼續改革開放？

日本福島核處理水上周開始排海，在一些中國漁民的帶貨直播間，不少網友也開始抵制他們的產品，有漁民情緒崩潰，慘痛地呼喊到，「15年的努力，什麼都沒了」。有網友在轉發這類視頻時感嘆說，這是覺得經濟還不夠差嗎？

經濟還不夠差嗎？

「經濟還不夠差嗎？」這句話放在改革開放四十五年後的中國，大概是迴響聲最大的問句之一。人們眼目所見，到處是經濟蕭條的徵兆。

房市從去年就開始垮塌了，今年上海的豪宅掛上市半年都無人問津。大企業債務接連暴雷了，這邊碧桂園剛被披露交不出土地出讓金，沒過幾天恆大就在美國申請破產保護了。

剛剛畢業的年輕人找不到工作，國家統計局乾脆從7月份開始不再發布青年人失業率的統計。

中國頭七個月的進出口在中國的官方數據中，按人民幣計價是略微增長，但據美國《華爾街日報》報道，按美元計價，實際是進出口雙降。

經濟下行的局面雖說千頭萬緒，但挑出其中任何一項，似乎都能觸摸到經濟困局的實質。華盛頓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中國經濟專家史劍道（Derek Scissors）分析說，進口下降可能說明中國經濟出現了某些轉變，比如從進口原材料轉向進口消費品，這並不是新聞，真正值得關注的是出口的下降，「現在看來中國出口削弱是早於世界經濟的疲軟。過去我們看到過的是，當世界經濟疲軟的時候，中國出口狀況卻很好。所以，這是中國出口表現的一個轉變。這是很重要的，因為這暗示的可能是中國的競爭力下降了。」

當史劍道提及中國競爭力下降時，他認為，這可以從工業生產率上去找原因。

癥結是工業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劉俏8月初在第一財經網上透露，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頭三十年，工業化迅猛發展，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速一直保持在4%左右，這為同期的GDP增長貢獻了近40%；但從2010年至2019年，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速僅為1.8%，還不到此前的一半。

生產率的降低對於工業化國家並不罕見。西方發達國家在完成了工業化之後，也都無法保持2.5%以上的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速，這對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率都構成了挑戰。中國在這方面似乎並不例外。在生產率增速降低到2%以下後，在整個2010年代，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率也從前三十年的兩位數下降到個位數，並且延續至今。

但與較低生產率相應的是，中國經濟的創新能力也明顯偏低。據中國社科院經濟所發表的首份《中國經濟報告(2020)》，在各項創新指標中，中國的國際專利數量、科技論文發表數量和市場規模雖然都處於國際最前沿（前1%），但互聯網普及度、貨物市場效率、勞動力市場效率、金融市場發展、技術成熟度和附加值率相對滯後，處於全球後50%行列；尤其研發強度與世界最前沿國家的差距是57%。

對於中國較低的工業生產率，史劍道認為原因主要有兩方面，包括資金的投入和勞動力供給，「在資金方面，越來越多的錢用於償債，這意味着，新的工業生產能獲得的資金就存在問題。」

據美國投行摩根大通多年的跟蹤數據，中國總體債務多年來一直在迅速上升，2022年比前一年增長了11%，債務總額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達到創紀錄的285%；他們估計這個比率在2023年可能還會上升10%。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多年來一直處於下降區間。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2023年1-7月份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3.4%。但在10年前的2014年，這個數字還是16%；更早的時候，在改革開放的頭三十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平均為26%。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部主任李揚2015年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報告，以《中國經濟新常態與改革創新》為題，他在其中強調，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的顯著下降顯明了中國經濟存在的諸多問題，包括人口紅利消失、傳統工業化結束、消費率提高緩慢、資本邊際收益率下降等等。

經濟體制和工業政策

但在史劍道的分析中，資金投入只是問題的一部分。他認為，中國的工業發展也需要解決勞動力問題，因為現在的年輕人都不願意進工廠了。

在這個問題上，美國威斯康星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的中國人口問題專家易富賢頗有共鳴。他對記者分析說，「事實上中國在1990年代以後，中國的勞動參與率就在不斷下降。」這個問題在日本這樣的國家也存在。

但他認為更重要的是，由於一胎化政策，中國出生人口近年來不斷減少，未來進入就業市場的勞動力也將不斷縮減，這相當於經濟燃料將嚴重不足。

與此同時，中國經濟的研究者們認為，工業生產率也受制於經濟體制和政府的工業政策。實際上，2015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上通過的《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就提到，經濟體制改革要着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等問題。

弔詭的是，也是在2015年，時任中國總理李克強在國務院推出了《中國製造2025計劃》，以打造新技術為主，進一步提升中國製造在世界的地位和影響力。2022年版的《劍橋中國經濟史》結語部分對這個計劃評價說，這是一種完全自上而下、以量取勝，並且不顧成本和價格，忽視競爭的項目。

但中國政府的工業政策一直沒有免於這種自上而下，政府主導的特徵。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教授穆嘉​（​Carsten A. Holz）觀察到，國務院在2000年代初雖然弱化了工業計劃的職能，但政府從未放棄對工業投資決策的影響。每五年發布一次的《中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本身就包含對工業投資優先秩序的選擇。但穆嘉對本台記者分析說，政府實際缺乏真正評估政策效果的手段，「無論是對於太陽能板、機器人或是其他項目，最終我們看到的局面是這些領域的過度供給，要麼是重組，要麼是破產，總有人為之付出代價，現在就變成一個債務問題。」

而且穆嘉並不認為工業政策在整體板塊上對資源的調配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他在2021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綜合六個工業領域的數據指出，在工業領域資源調配起作用的主要還是各企業自己的盈利動機和民營企業的自主決策。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對於個別重點企業仍然起到重要的扶持作用，例如幫助華為發展5G能力，幫助中國中車股份有限公司在全球競爭等等。

但對重點企業的大力扶持卻可能扭曲市場，降低經濟效率。穆嘉分析說，這種問題對於那些不受重視的工業領域的企業來說尤其嚴重，「有兩個方面，一個是其他領域的企業可能缺少市場機會，或沒有機會改革；更大的問題可能是，這些企業為這樣的政策支付了代價，因為他們在付稅，如果政府不做這樣或那樣的工業政策，政府本不必徵收那些超出其需要的稅收。」

權力重新集中

除了中國製造2025計劃外，以產能輸出為特徵的「一帶一路」倡議也被認為是政府主導下的一項經濟政策，在這些具有指標性的經濟政策背後都是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對經濟的主動調控。但在經濟學家們看來，這種調控的角色早已經偏離了市場經濟本身的規律。

2022年版的《劍橋中國經濟史》結語部分的作者之一，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經濟學教授洛倫·布蘭特（Loren Brandt）對本台分析說，「我們所見到的中國經濟增長放緩早於新冠疫情，與2000年代中期出現的權力重新集中和更多自上而下的政策密切相關。」

布蘭特在這裡提及的權力重新集中涉及到中國改革開放的三個階段。自1978年中國確立改革開放的方針後，中國經濟就進入了市場化改革的時期，逐步提升民營企業等市場主體在經濟中的地位。到1990年代初，前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主政時期，曾先後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和總理的朱鎔基主導進行了對國企和政府的改革，壓縮了國企的比例，給民企更多的空間；同時，政府機構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精簡了職能，減少了人數。

但外界普遍認為，胡錦濤2003年上台後，開始逐步走回朱鎔基改革之前的老路。《劍橋中國經濟史》指出，胡錦濤時期大幅增加了針對具體領域工業、公司和技術的工業政策，擴大了對技術工業領域的政府直接投資。

穆嘉​則認為，胡錦濤時期這種經濟權力的重新集中有非常明顯的信號，「（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李榮融2006年時就曾寫到，政府應該占領經濟指揮的高地，國有經濟應對關係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保持絕對控制力。」他強調，這意味着中國政府是希望有強大的國有企業。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也波及中國。中國政府在這一波危機中通過放寬信貸來刺激經濟，但布蘭特教授在《劍橋中國經濟史》裡評價說，這些信貸大多進入了國家控制的實體，並運用到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中，這種方式恰恰加強了國家在經濟中的控制力和影響力。

胡的問題，還是習的問題？

當今天的中國民眾在對日益凋敝的經濟感到憂心忡忡時，他們很容易把龐大的債務、幾近崩盤的房市、疲軟的購買力和下滑的外貿等等歸結於新冠疫情期間，習近平政府對經濟社會過於嚴厲的控制，和中美貿易戰等外部環境的因素。

經濟學家們比較一致的看法是，不應讓習近平去承擔所有的責任。史劍道認為，今天中國經濟的問題大多在胡錦濤時代就已經埋下了種子，「首要的就是並不平衡的經濟上所附加的那些投資，當金融危機來臨時，他們別無選擇，只能大量借款；所以今天中國每年用於償還債務利息的錢超過1000億美元，現在可能差不多超過1200億美元了，這相當於國民生產總值（GDP）的1%了。」他還強調，在勞動力問題上，早在二十年前，胡錦濤時代就應該改變其限制生育的人口政策。

但史劍道也承認，習近平上任後繼承了債務問題，並且沒有及時停止借款。

德國哈根大學前東亞宏觀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榮休教授瓦格納（Helmut Wagner）也認為， 習近平在2013年上任時，面前的中國經濟已經有很多問題，他的錯誤主要是強化了權力的再集中，「在過去幾年中，（權力集中）顯示為嘗試控制私營企業，甚至想控制所有的事情；這樣一來，你就沒給私營企業留下創新的空間了，但這對習近平追趕技術革新的策略卻是最為重要的因素。」他強調，創新更好的方式依然是自下而上，發揮企業自身的能動性。

瓦格納評價說，看來習近平政府的政策優先選項已經不再是經濟發展，而是保政治穩定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為了這樣的目標，習近平可能寧願犧牲一些經濟增長率。

體制的張力

政治穩定與經濟發展這兩個目標之間的張力在中國體制中的存在似乎由來已久。即使是1990年代，朱鎔基主導下以國企改革、分稅制等為主要內容的市場化改革，也被外界認為是提升了中央政府的財政能力，為胡錦濤當政時期強化經濟控制、國進民退創造了條件。布蘭特教授在《劍橋中國經濟史》裡則指出，習近平2013年上任後，實際上是更堅定地走回了國家控制經濟的老路；而在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之間，中國政府更是倒向了後者。

2013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一份被稱為「九號文件」的《​​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其中列舉了所謂在意識形態領域危險的七種思潮、主張和活動，並指出這些主張是要否定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地位和作用，進而否定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的合法性。文件提出要確保新聞媒體的領導權要始終掌握在同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保持一致的人的手中。

這份標誌性的文件發布迄今已經十年。這十年中，中國媒體受到政府的嚴格控制早已是不爭的事實；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對經濟的控制也日益加強，而中國經濟卻逐漸走向困局。

國際資本市場對此似乎也看得很清楚，外資逐步撤出中國的趨勢日益明顯。據彭博社報道，以8月23日截止的13天裡，總計110億美元的全球資金撤出了中國市場，創造了彭博社2016年以來這一數據跟蹤的最長連續撤資記錄。同時，摩根士丹利、高盛集團等國際投行也紛紛下調中國股市的股指目標。

唯二選擇

中國政府對於當前的經濟困難自然是十分清楚的。中國官媒《環球時報》上周五（8月25日）發表評論說，當前中國經濟運行確實面臨着新的困難挑戰。但評論卻又說，最近在一些西方輿論中，「中國經濟崩潰論」又沉渣泛起；這些唱衰中國經濟的人，恐怕內心從來沒有期望過中國經濟繁榮發展。評論強調，中國經濟恢復將是一個波浪式發展、曲折式前進的過程，它仍然具有巨大的發展韌性和潛力，將長期向好。

但瓦格納教授認為，實際上中國政府只有兩個選擇，「或者是變成殘酷的獨裁者，控制一切，命令一切；或者是對經濟和政治實施民主化、自由化。」他說，對於後一種選擇，這意味着跟隨1990年代到2000年代的改革步伐進行制度改革，這是過去十年習近平沒有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