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喬萬尼的雙面人生 ——專訪國際知名鋼琴家、指揮家許忠

從莫里哀、拜倫到普希金、大仲馬、梅里美……「浪蕩子」唐·喬萬尼的故事在歐洲文豪的筆下已經流傳了近400年。1787年，莫扎特根據達·蓬特的腳本創作的歌劇《唐·喬萬尼》初演，將一個專愛尋花問柳的膽大妄為的典型人物展現給世人。他既厚顏無恥，但又勇敢、機智、不信鬼神；他利用自己的魅力欺騙了許多村女和小姐們，最終被鬼魂拉進了地獄。莫扎特的音樂改變了其在傳說中的反派形象，將其塑造為蔑視習俗、大膽浪漫的人。同時，他以極富戲劇性的音樂，營造了一個生動的戲劇情境，將不同階層、身份、性格的人物刻畫得栩栩如生。「花名冊」「讓我們拉起手來」、「香檳之歌」、「鞭打我吧」、「唐·喬萬尼的小夜曲」等膾炙人口的詠嘆調與重唱經久流傳。 

一個尋常無奇的男性獵艷故事竟然成為西方文學藝術史上的重要題材，從十七世紀以來，歷經無數的版本，不斷吸引創作者重新予以詮釋，在不同的作品中呈現不同的風貌，這個故事本身必然有某些超越其表層鄙俗猥褻情節以外的、直達人類精神層面的成份存在。 

近日，悉尼歌劇院聯手國際知名鋼琴家、歌劇指揮家許忠老師，向這部傳唱了230餘年的經典致敬。他們以「匠心」精神精雕細琢，重現莫扎特歌劇的獨特魅力。在歌劇《唐·喬萬尼》開演之際，《看中國》報非常榮幸地採訪到了許忠老師，向我分享他與音樂的不解之緣。 

從享譽世界的鋼琴家，到意大利貝里尼歌劇院藝術總監、上海東方交響樂團音樂總監，再到上海歌劇院歷史上第一位聘任制院長，一次次的轉型與挑戰，讓許忠一步步變成享譽世界的鋼琴家和指揮家。1968年，許忠出生於上海的一個醫學世家，16歲時，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法國巴黎國立高等音樂學院，師從法國鋼琴大師多米尼克·墨赫萊。多次獲得重大國際鋼琴比賽大獎。他的演奏激情而細膩，充滿感染力，憑藉多年練就的譜寫能力，他又步入歌劇指揮家的行業。2020年，許忠再度來到悉尼，帶着莫扎特的經典之作《唐·喬萬尼》來到悉尼歌劇院。 

看中國記者：許忠老師您好！歡迎您來到悉尼演出！這次您來悉尼歌劇院指揮歌劇《唐·喬萬尼》（Don Giovanni），您能簡單介紹一下這部經典的歌劇作品麼？ 

許忠：《唐·喬萬尼》是莫扎特的經典之作，音樂風格精緻靈巧，但是戲劇主題卻很「人」，作曲家以一種近乎諷刺手法來抒發自己對於人性的看法：欲望、愛情、背叛、死亡……很有意思。主要角色一共有7位，每位都有非常重要的詠嘆調，而且其中一二幕最後的六重唱非常難。可以說非常考驗主唱的功力。與此同時，這版製作為角色演員設計了大量的「戲」劇成分，一方面要求歌唱家對於整部歌劇非常熟悉，才能有餘力來完成工作要求，另一方面對於他們的體力要求也非常高，需要在3個多小時內，同時將表演和歌唱完美完成。我和導演前期花了大量時間就是幫助歌唱家合理設計「戲」和「唱」的部分，既能讓他們在重要唱段專注於詠嘆調，又能將這部分的劇情通過他們的表演充分表現出來。這對於表演要求特別高， 

看中國記者：從鋼琴家，到歌劇指揮，到意大利貝里尼劇院藝術總監，再到上海歌劇院院長，您怎麼看待您的這些經歷，這些轉型對您來說意味着甚麼？有經歷過甚麼困難的時期嗎？ 

許忠：從鋼琴到指揮的轉變對我來說是自然而然的。這來自於藝術家對自己的不滿足和挑戰：當對某一種樂器已經掌控到一定程度之後，在我作為鋼琴獨奏已經走到了世界一流之後，自然渴望能再進一步，而指揮正好就是我當時的選擇。踏上指揮台，當然跨越了單一樂器的約束，也進入了更龐大、複雜、多變的系統。 

對於我的其他轉型，我覺得正如您問題中的描述：這些都是我的「經歷」。過往每一段都是自我的積累和打磨。有的是專業知識的積累，有的是待人處事方法的改變，更多的是心性的磨鍊。「轉型」兩個詞說起來容易，其實期間很多時刻是異常艱難的，它需要漫長的準備和積累，可以說是厚積薄發，而過程肯定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其中艱難之處不足為外人道也。我也不是完人，也曾數次產生放棄的念頭，但是最後堅持了下來。我還清楚地記得：在我剛剛開始正式轉型作為指揮的時候，很多人不理解、不支持，甚至有家報紙還專門刊登了諷刺漫畫批評我的轉型。當時對我打擊非常大，但是我就是這樣子的一個不願投降和屈服的人，將這些負面意見化作我的動力。的確成功不是容易，需要天份、努力、堅持，當然還有運氣。我覺得非常幸運能夠取得今天的成就，很多人可能比我付出更多卻沒有辦法站到這個舞台上。正是這每一次破和立的過程，方才使得我更加了解自己、精進自己，這也是我現在之所以能站在國際舞台的指揮台上的底氣。 

看中國記者：作為一個中國人去指揮非母語的歌劇，您在這個過程中有沒有遇到甚麼困難？ 

許忠：最主要和基本的困難是語言，作為指揮必須聽得懂歌劇的唱詞。歌劇的唱詞和音樂總是一致的，尤其是斷句的地方。打個比方，如果我們用中文表示「今天下雨了。」，可以選擇的停頓可能是「今天，下雨了。」，但如果唱成「今天下，雨了」那就肯定是不對的。另外，如果不懂歌劇的語言，且不說理解整部劇的意義和進展，就是碰到歌唱演員忘詞或者類似突發情況的話，尤其是宣敘調，可能從哪裡下棒指揮都搞不清楚了，這是最要不得的。而且，由於歌唱家都是按照唱詞記憶，指揮在排練時可以跟樂隊說「我們從第XX小節開始」，而對歌唱家則要告訴他們從某一場次開始，如果自己都念不了也是會耽誤排練的。 

在巴黎成長學習的十餘年，讓法語成為了我的第二母語，這讓我指揮包括《卡門》在內的法語歌劇基本毫無障礙。而法語和意大利語同為拉丁語系，非常接近。在意大利貝里尼歌劇院擔任藝術總監的這段經歷，更是幫助迅速提高我的意大利語言能力。去年，我在德國指揮了第一部瓦格納歌劇《漂泊的荷蘭人》大獲成功，之前的德語學習也是必不可少的功課。 

此次在悉尼歌劇院上演的《唐·喬萬尼》是一部特殊種類的詼諧劇，從十七世紀初起就經常被文學和音樂加以改編。莫扎特將其改編為歌劇，用音樂做輔助，刻畫了一個複雜的唐·喬萬尼。他是一個罪不可恕的花花公子，是一個極端的個人主義者，一個荒唐的人物，一個褻瀆神靈的人。同時又是一個浪漫的英雄，一個反權威者，一個公共道德的蔑視者，勇敢而不知悔悟，直到最後。 

莫扎特的歌劇表面上一如傳統的唐·喬萬尼戲劇一般，披着基督教教條式道德劇的外衣，但卻將腐敗的主角提升為劇中最重要且最具吸引力的人物。第一幕終曲，喬萬尼邀請其他人參加宴會時曾說：「宴會對所有的人公開。自由萬歲！」在他的採花行為中更具體實現了這份打破階級藩籬的平等概念，《名單之歌》中唱道：「其中的女人包含各個階級、各種身材、各個年齡。……他從不介意女人是否富有、是否醜惡、是否美麗。」 

喬萬尼不僅在接受層面上成為觀眾注意的焦點，而且扮演了推動情節進展的中心，催化其他角色的思想、情緒以及行為。他在平靜的生活中不斷製造新的狀況，同時還扮演了一種「黏合劑」的角色。原本不同出身、不同性別、分住不同地點、互不相識的人們，由於喬萬尼的緣故彼此有了接觸，結合成一個「受害者聯盟」。喬萬尼最後以下地獄收場，確立了全劇的價值判斷標準，即——個人本能欲望與社會道德秩序之間的永恆衝突，而前者終究必須為後者所壓制，以維持人類世界的運作。 

究竟這個男人是罪不可赦的花花公子，還是追尋自我的自由靈魂，人的本能欲望與社會的道德秩序之間又該如何找到一個巧妙的平衡？答案，需要你自己去尋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