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竟東流去

1988年5月12日晚上,上海市計委、經委、建委、外經貿委的四位副主任,被召集到朱鎔基市長位於康平路的辦公室,朱鎔基告訴他們,將以他們幾人為班底,組建:

上海市外資委。

後來有人說過,上海外資委的成立,讓上海歷史從此要分成兩部分。但如此重要的一個部門的預備會議,其實就那樣匆匆開完了。

會上,朱鎔基說,上海靠一年14億美元外資,解決不了大問題。不採取大動作把上百億美元吸引過來,上海的面貌改變不了。

那時,外資想進上海很麻煩,一個100萬美金的項目,審批要經過五個委辦、20個局,最多的要蓋126個章。

外資委的成立,就是為了將這126個圖章,變成「一個圖章」。外資委的主任,由朱鎔基親自擔任。

一個月後的6月10日,上海外資委正式宣告成立。在錦江飯店的記者發布會上,市長承諾外資委將24小時待命,還當場公布了副主任的電話號碼。

成立四天後,外資委就蓋了第一個章。來自澳門的制罐廠項目,外資委對項目可行性研究報告的討論,只花了兩個小時就通過了。

上海外資委成立當年,就引進了129個外商投資項目,是以往幾年平均數的兩倍。外商的任何困難,包括一罐煤氣,外資委都能幫着解決。

甚至連市長也是隨叫隨到。盧灣區有德商直接寫信給朱鎔基,反映公司旁邊垃圾成堆。朱鎔基馬上批示,盧灣區區長親自到現場動手,組織清掃。

1

外資委的成立,只是解決了外商進門的蓋章難題。但進門後的問題還多得很,而且很多問題,都是意識形態的。

一個全新的商業體系,要重頭開始艱難建立。

上海外資委成立20個月後,上海市委研究室發表了一篇調查報告,說外商項目獲批後卻遲遲不能開工,在上海遭遇了:

投資黑箱。

從土地到工商、稅務,一個個障礙攔在外商面前。朱鎔基看完後,提筆批示:

此文可稱「官僚主義大全」,嗚呼上海,不改革,要完蛋。

他很巧妙地繞過了意識形態的爭論,將引入外資的主要矛盾,轉嫁到官僚主義身上。

他提議由市政府出錢,把這份報告印一萬份,給所有有關人員看看。簡直不敢想象,這些「有關人員」會是如何戰戰兢兢。

外資面對的系統性問題,就這樣打開了缺口。沒多久,外資委宣布,將500萬美元以下的外商投資項目審批權,下放給各區縣

那一年,日本拉鏈巨頭YKK提出在上海獨資建廠,遭到了市經委反對,認為會衝擊民族工業,甚至有人寫信投訴:

日本帝國主義夾着尾巴又來了。

在此之前,上海人已經把可口可樂工廠罵出了上海。但在外資委和朱鎔基的爭取下,YKK進入了上海。

1992年,YKK在上海投資建立了拉鏈生產基地。長三角服裝企業再也不用飛到日本買拉鏈了。

更重要的是,上海向全世界發出了信號:限制性項目也能來上海,外商獨資企業也歡迎。

此前,為了讓外資在上海拿地,朱鎔基請來香港的梁振英做顧問,將虹橋的一塊地的使用權,破天荒地賣給了日本孫氏企業。

日本孫氏企業這塊地上建起了太陽廣場,把中國開放的信號傳回了日本。這幢樓成了第一批日資企業的大本營。

只有經歷過那代人的艱難,才能理解為什麼上海會給予外資超國民待遇。

1982年,國家計委副局長蔡寧林公開預警,歐洲美元市場自由外匯的利率高達20%;中國人想借進出口信貸,需付10-15%的現匯予付款。

世界銀行的貸款政策,也一直在變,硬貸款利率為8.75%,1981年內提高了三次,漲到了11.6%,而且想借錢,還要額外付0.75%的承諾費以及1.7%的啟用費。資深網貸債務人包叔說:

這比網貸還黑。

別說當時的經營管理水平,就是放到現在,有幾家企業的盈利率能承受得起如此高息貸款?

相比之下,外商直接投資就划算太多了。不用安排配合投資,不用冒還不起的風險,還能增加外匯和就業。

外資的意義,遠遠不止商業聯繫。在外國直接投資進來後,中國和世界的溝通才開始真正破冰。畢竟所有的關係,都不如金錢來得緊密。

1989年,南浦大橋的錢沒有落實,西方金融機構又實施了封鎖。朱鎔基竟然把借錢的任務,交給了外資委。

沒有比外資委更了解外國人的了。他們以「浦江輪渡渡口的落水踩踏事件」為理由,竟然去找亞行的人權項目借錢。外資委常務副主任葉龍蜚直飛亞行總部馬尼拉,最終爭取到了8億人民幣貸款。

為此,葉龍蜚還被央行通報批評。

我們今天遭遇外部困難,應該不會比那一年更艱難了。但掌握了遊戲規則,還是可以找到騰挪的空間。

2

這輪上海疫情的前期,不少人把上海叫做買辦城市。但稍微翻翻歷史就知道,上海一直都不是單純以市場換資本。

對外開放剛開始搞的時候,外資喜歡來上海搞大樓,修賓館。但上海很快意識到,要把外資引導到自己需要的產業上去。

比如桑塔納的國產化。中德合資的上海大眾生產的第一輛桑塔納,是工人們用葫蘆吊和長板凳組裝起來的,國產的只有五個部件——輪胎、收音機、喇叭、天線和標牌。

剛開始,德國人被原始的生產方式震驚了,《明鏡》周刊的記者說:

大眾好像來到了一個孤島。

1990年,清華大學電機系畢業的市長朱鎔基發起了「桑塔納國產化生產共同體」,全國130多個零部件廠家、科研機構和高校加入其中。全國的汽車人突破條塊分割,集結在一起,攻克一個個零件的國產化。

一輛桑塔納,成了中國汽車國產化的啟蒙運動,也讓上海成為了汽車工業重鎮。

那幾年,強勢的領導憑藉權威,推動了好幾家重要製造業落地上海。

1992年,中國和比利時合資的上海貝爾建設浦東新廠,土地是吳邦國協調批的。副市長蔣以任四次到工地,水和煤氣都是他協調解決的。

後來上海貝爾每年交的稅,相當於廣東全省的六分之一,被朱鎔基親切地稱為「my baby」。更重要的是,上海貝爾成了中國電信業的黃埔軍校。

1993年,汽車系統巨頭德爾福進入浦東,連辦公用房都是和當地企業借的。浦東對德爾福幾乎有求必應。三年內,德爾福旗下的動力推進系統、汽車門系統、排放系統公司等六大系統,都來到上海。

更重要的是,它們為上海引來了數十家汽車零配件製造商,幾乎是一整條汽車零配件產業鏈。如今,全球汽車零部件top10中,9家的中國總部都在上海。

那些以個人眼光和權威推動的項目,到今天仍然在潤澤上海。

特斯拉進入上海時,一條完整的產業鏈就擺在眼前。這一切的背後,是四十年招商引資,幾代人的艱難付出。

在桑塔納國產化運動中,上海車燈廠與車燈巨頭日本小糸合資,為桑坦納配套生產車燈。後來,上海小糸變成了「華域汽車」,成為了中國車燈巨頭。

華域汽車的三家子公司,成了特斯拉的供應商;2021年,特斯拉給華域汽車貢獻了4%的營業額,而且還在擴大。

被浦東寵愛的德爾福汽車,後來完成了分拆,變身成安波福。安波福的汽車線束公司,幾乎為全國所有的車企供貨,包括特斯拉。

5月9日晚間,上海市嘉定區泰波路的安波福A6工廠出現陽性病例,當天晚上,有數百位密接的員工被隔離,工廠面臨停產。

5月10日,由於安波福的供應問題,特斯拉暫停了上海超級工廠的生產。 

3

2001年,上海外資委正式宣告落幕,其職能被劃到了上海商務委員會。強勢領導和政府主導吸引外資的模式,終究是要讓位於制度的建設。

20年來,因為在全球的良好口碑,跨國企業不斷將亞太區總部和中國區總部從新加坡和香港,搬到上海。

它成為了全球跨國公司亞太區總部的匯聚地。2021年底,上海擁有了831家跨國公司地區總部,506家外資研發中心,集齊了全部500強企業。

最近十七年,上海外商直接投資額的增長從未間斷。但放長到40年的維度來看,外商投資額出現過至少四五次下降。

每一次下降都有跡可循。外資是很敏感的。

2021年,浦東商務委的領導信心滿滿地告訴媒體:

浦東的營商環境已經好於香港、新加坡等地。

但現在,這個勢頭,似乎要被疫情打斷了。

按照上海的官方消息,目前復工白名單出到了第三批,有3000多家企業在名單紙上。而上海光外資企業,就有70000多家。

距離首批白名單發布將近一個月了,新聞里說,首批666家企業的復工率為:

95%。

前兩天,汽車供應鏈上的重點公司博世對媒體說,產能已恢復至30%-75%。這話說得很婉轉。

面對媒體的鏡頭時,外商不太會說有損團結的話,但他們有自己的表達方式。

4月18日,美國半導體公司安森美宣布,隨着上海加強封控,將關閉其位於上海的中國全球配送中心。關閉後,上海配送將轉至新加坡和菲律賓。

安森美在四川樂山、蘇州與深圳有三家工廠,產品由上海全球配送中心轉運到全球。明眼人都能看出來,新加坡的配送中心,顯然無法代替上海的配送中心。

或許是巧合,安森美發出通知的那天,正是上海首批666家重點復工白名單曝光的那天,而安森美並不在白名單中。

幾天後,安森美的名字出現在了上海第二批重點企業復工復產白名單中,很快,安森美接受採訪時澄清,並沒有要遷移的打算。

進入中國這麼多年,外商也學會了中國人含蓄的表達方式。

前幾天,在香港已經二次上市的蔚來汽車,宣布計劃在新加坡交易所三次上市。

上個月,證監會副主席在博鰲論壇上說,外資看中國也有一個熟悉的過程:

我覺得一時的離開也沒關係,過段時間還會回來的。

著名情感專家包叔每次失戀,也是這麼和自己說的。

按照上海前兩年的節奏,過去的四月,上海應該至少新增5家跨國企業地區總部。但外資方面的好消息,似乎只有「特斯拉承認將擴大上海工廠兩倍」。

長三角的供應鏈和物流成本優勢,是全球範圍內絕無僅有的存在,但它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上海對於外資的尊重,是這座國際化城市的核心競爭力之一。

做好這個工作的關鍵,還是上海外資委成立前夜,朱鎔基和手下們說的那句話: 

外國人是很敏感的,他要看什麼人下決心、怎麼樣的人馬、什麼方式來辦這件事情。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獸樓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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