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內部脫鈎已經開始

新冠疫情結束僅僅半年多，中國與國際社會的關係就處於巨大的動盪之中，幾乎自我實現了中國人過去幾年有關「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預言。不過，與國際社會對中國越加排斥的厭惡感相比，例如德國外長貝爾伯克8月22日在一次演講中質疑是否能與中國共同生活在這個世界上，中國的一些人似乎毫無覺察，對變局似乎樂觀許多。

幾年前，他們還在談論中國的供應鏈霸權，以為可以憑藉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控制世界，就像新冠疫情之初以為中國生產的口罩和疫苗對世界人民來說無可替代。當從建立伊始至今幾乎沒有任何實質性聯盟意義的金磚組織擴大到11個成員國後，他們又開始憧憬所謂「世界新秩序」，以為中國領導人在過去半年提出的三個全球倡議可能重塑俄烏戰爭之後的世界秩序。

這些認知的可笑性，自然不是當事人能夠意識到的。或許也因此，他們對中國與國際社會的脫鈎遮遮掩掩，不願意承認或者去理解中國內部正在發生的悄然轉變。事實上，隨着中國經濟急劇下滑，國際社會發現他們可能正在見證一個歷史時刻的到來，可以用諸如中國經濟的「殭屍化」、「四十年增長模式的終結」、或者「有史以來最大的經濟換擋」等來形容。這些從中國封閉體制傳出來的聲音，符合無數中國人民過去半年多以來的日常感受，用中國人更熟悉的話來說，就是所謂大勢已去。

中國社會和政治層面的分裂才是危機所在

然而，相較經濟層面的外部脫鈎和大蕭條跡象，中國內部深層結構正在發生的巨變，即內部脫鈎的進程已經展開，也就是在中國社會和深層政治層面發生的大分裂。這恐怕才是中共難以直面的真正危機，且其危機性質和程度遠超外部想象。

所謂內部脫鈎，自然比外部脫鈎隱蔽的多，也不比中美、中歐之間圍繞脫鈎問題的吵吵嚷嚷，或者以去風險化的話語掩蓋，也沒有確定的半導體和其他敏感技術和資本限制那樣可明確劃分的「小院高牆」，卻都有一個共同點：政治信任的喪失。這是中國經濟系統崩潰的起點，也是經濟與政治分離的起點，還是政治系統崩塌的起點。

當然，這個互信的喪失，不止發生在一個群體或者一個階級身上，也不是發生在新冠疫情結束後的半年，而是過去十數年以來不斷積累、強化的，也是中國政治-經濟系統的結構性的自我毀滅造成的。這種自毀型傾向，不僅以否定改革開放的政策路線和「新歷史決議」體現出來，更在新冠疫情的三年「動態清零」期間充分暴露，徹底擊垮了幾乎所有人的對未來的信心和對體制的最後一點信任。

自毀傾向從何而來？

換言之，三年「動態清零」對新冠病毒最多只能有限地阻隔傳播，對中國社會來說卻是毀滅性的。最近一些中國經濟學者輕描淡寫地以所謂新冠PTSD（創傷後應激障礙）來形容清零政策的長遠後果，不過是自欺欺人。當然，如果相比蘇聯體制的自毀型傾向，即內生於國企模式並充滿整個計劃經濟體制的自我耗竭傾向，如果僅僅將中國現在的經濟、政治的僵化與蘇聯1970年代後的停滯相比較，只能說這些經濟學者以及相關政策是多麼顢頇守舊、猶豫無能。

只要將過去十餘年中國政治的復辟放在兩千年的政治傳統脈絡中，這種自毀機制的源頭和歷史就很容易自動浮現出來，那就是中國兩千年以來未曾改變的儒家政治內核，先後貫穿王莽新政、王安石變法相隔千年的變局之中。始作俑者，當然非王莽莫屬。其中關鍵，就是號稱大儒王莽的大偽品格，在今文盛行的西漢末年，以激進的復古主義話語和政策招致內政和外交、經濟和政治的全面失敗。

以日本著名歷史學家內藤湖南的歷史評價來看，習從古文的王莽也是中國儒家「模仿政治」的開始，甚至是今天中國現代極權主義政治的原型，而它如此穿越性的「完美失敗」可謂前無古人，這一失敗甚至帶來了東亞體系的形成，例如高句麗的獨立，也大大超越後來的王安石變法。或者，只有王安石身後的今日中國，以無論性質、還是規模或者顛覆性均可匹敵王莽新政的模式，重演着一場「千年變局」。

也因此，我們很容易發現，中國在新冠疫情結束後的大半年裡，面臨着一天比一天嚴重的經濟下行和社會停滯，特別是前所未有的高失業率、民營企業破產和外資撤離浪潮，以及反映大眾心態的集體躺平和消費-投資意願低迷的通縮現象，都指向一場醞釀中的政治總危機，也就是內部脫鈎。其中所包含的結構性矛盾與王莽時期幾無二致。

首先，最主要的，就是過去十餘年中國形成的新毛主義意識形態，是一種王莽式的激進復古主義。只不過，在當下中國，這種復古，是以毛澤東的文革烏托邦為範本，試圖統一所謂「前後三十年」，並在鄧小平的法制建設與市場經濟基礎上轉型成為一個國家社會主義模式，內含改革開放和閉關鎖國兩條基本路線的矛盾，類似王莽時代的「古今文之爭」，在後疫情時代的經濟蕭條背景下愈加趨向不可調和。

其次，卻是根本的，類似王莽主政時期推行的「王田」制度，中國過去十餘年在「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口號指引下進行的激進國有化，正在重蹈王莽政策帶來的混亂，分離了新自由主義時代經濟與政治的互相嵌入和吸納，也切斷了廣大中產階級、企業家階層、甚至青年人與統治集團的關係。

這種控制一切、斷絕協商的態度，不僅從2012年以來先後針對公民社會、知識分子、人權律師和企業家等新興社會精英，也在三年「動態清零」期間覆蓋了所有人民，更表現在對外協商的貧困，對日、韓、澳、美等國視同敵國斷交一般，以至於在中美貿易戰、台海關係等重大問題、或者如孟晚舟、福島核電站排放等諸多偶發問題上，都幾無例外地趨向高度對抗和關係脫鈎。

然而，更深層的分裂還發生在領導人和官僚集團之間，發生在強大列寧主義政黨控制下的官僚體制內部。如內藤湖南的總結，中國歷史上但凡權力過度集中在王者身上，缺乏王權與儒家官僚集團之間的平衡和制約，必然大亂。事實上，在新冠疫情後的大半年裡，中國的官僚集團被卡在強調安全的「底線思維」與經濟惡化現實的縫隙里，計無所出，近乎躺平。

結果，為穩住外資、民企、促進內需而頒布的「31條、20條、24條」，不敵一條造成精英恐慌的《反間諜法》和煽動民眾恐慌的反對福島核電站排放的宣傳外交，包括企業家、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官僚集團在內的幾大社會集團似乎全體躺平，中國政治氣氛陷入了仿佛西線無戰事一般的虛假寂靜。而在這一微妙僵局的背後，一場深刻的、結構性的、也是歷史性的內部脫鈎正在悄悄發生。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