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野生記者的一年

 

前幾天有朋友問我，最近怎麼沒有發非虛構了。我回了一個「哎」，然後什麼也沒說。

其實我沒說的，有很多。

我在一家雜誌社做專題編輯，這份工作讓我有穩定的收入，但是理想很難談起。業餘時間，我在做野生記者。所謂「野生」的意思是，我不隸屬於任何機構媒體，只能供稿。雖然謝謝幾位編輯老師，我的文章能夠在一些媒體上發表，但可惜的是，我沒有記者證。

以前在電影媒體工作，採訪的都是演員、導演、編劇之類的電影工作者，很少人拒絕採訪，也從來沒有人要求我出示記者證。但當我開始做一些社會報道，一邊是官，一邊是民，記者證就變成了很必要的證件，你可以理解為「通行證」。

我沒有這本「通行證」的原因是，只有進入官方認可的機構媒體工作，才有資格考取記者證。所以嚴格意義上來說，你要說我是個「假記者」，我也無從反駁。

今年七月我去農村採訪環境污染。那個喊我過去的村民開了輛車，冒着暴雨接上我。在路上，他還接上了另一個有證的記者。那個前輩很有經驗，路上聊着他過往跑突發新聞的刺激經歷。雨停了，村民很熱情地帶我們去吃飯，席上聊了很多。飯吃完了，他突然拉着我問，你有證嗎？他的語氣很堅定，無從迴避。好像如果沒有證，我們的緣分就到此為止了。

我只能拿出一張工作名片，上面寫着英文，看起來像個外媒。但我必須向他解釋，我要寫的文章並不發表在那裡，這張名片其實沒有什麼意義。對方會投來狐疑的眼光，很勉強地對着我的名片和身份證，拍了一張照片。

這還不是最沒有底氣的，如果我走進機關單位，告訴他們我是一個野生記者，等待我的往往是被拒之門外的命運。再進一步想，如果因為我的調查動了一些人的蛋糕，他們以「假記者」為名逮捕我，向我約稿的機構媒體，也只能遺憾地告訴我，很抱歉，你不是我們的正式員工，我們不能保你出來，所以不要冒險。我曾向一位媒體前輩請教，如果遇到危險的情況怎麼辦，他教了我一套偽裝自己的辦法，我不打算寫出來，因為聽起來像spy。

當然有資格向機關單位發問的程序，遠不止一本記者證。就算在我所在的雜誌社，有正兒八經的理由需要採訪機關單位，也只能郵件寄送採訪函或者發傳真。我寄過一次，整整兩個月靜靜地等待石沉大海，從此我沒有再試過。

鋪墊到這裡，我想大概你可以理解，從發上一篇文章到現在，差不多三個月過去，為什麼我手裡的兩篇文章難產了。當然也有我個人的原因，政治抑鬱久了，會有那麼一段時間不想看任何新聞，不想繼續手裡的事。一天天機器人似的上班下班，像《摩登時代》裡流水線上的工人。難產文章的採訪對象偶爾還會給我打電話，告訴我事件的最新進展，我也會跟一跟，然後慚愧地避而不談什麼時候發稿。

做這份工作，我常常背負着道德負擔，它有時拖累我。我遇到過很多次採訪對象問我借錢，最開始幾次我會傾囊相助，可是也遇到過手裡沒有餘錢的時候，我很慚愧。一旦沒有再借，慚愧也漸漸消失，此後的很多次，我即便有錢，也不想借了。也有的時候，我答應採訪對象，一定會以朋友的身份再次拜訪，卻遲遲沒有赴約。可我明明有時空閒，也寧願做別的事。

我的朋友勸我，金錢和時間不是看實際情況，而是看你有沒有去挪用，如果沒有，那你就是沒有那個金錢和時間，就別勉強了。我想她說的對，但這份慚愧依然會時不時地冒出來。我認為，我不是個道德多麼高尚的記者。

道德負擔也有時轉移到了別的地方，它會激勵我。七月我寫的文章《手持紅碼，流浪地球，被驅逐的俄羅斯華人》不幸被原來約好的媒體撤稿了，我加了數十家媒體老師的微信，心裡想着一定要把文章發出去。「我不能辜負被採訪對象的期望」，我對他們說。這樣的情緒，採訪的人越多，疊加得越多。

八月我去西寧做電影節的報道，那是我的興趣，也是我工作的單位要求的本職工作。那時候我幾乎到達了生理極限，連續八天每天採訪看片，凌晨四五點才睡。在影院裡，我錯失了七個電話，等我再打過去，無人接聽。後來我才知道，電話來自一位我曾經採訪過的大爺，當時情況緊急，他的事急需馬上前去報道，可我挪不開身，從此那個電話再也接不通。這件事讓我後悔了很久，我不知道再來一次，我會做什麼選擇。如果我去了，真的可以幫到大爺嗎？我不知道。

我們記者不是律師，不能解決民間的一切苦難，這是一個記者朋友對我說的話，我想他說的有道理。但是再看一遍那句話，律師其實也不能安撫所有苦難，有些事情是律師做不到，但是記者做得到的，或許。

二月我採訪過一路奔逃到羅馬尼亞的烏克蘭女性難民（《逃亡的烏克蘭女性，和幫助她們的羅馬尼亞人》已刪），聽見過話筒那頭傳來的槍聲（《在烏克蘭，消失的動物聲音》），很努力地爭取他們對一個中國記者的信任。我吃下了一些國與國之間的不理解，但我很難消化，拋開這些人們對「記者」這個身份的不信任。對記者的警覺和誤會是我常常遇到的困難，「替誰說話」，以及「說話有沒有用」，成了我為自己爭取採訪機會需要回答的主要問題。

我很難忘記一位女性的眼神。她是一個至今未破案件的受害人家屬。站在當年的命案現場，我與她面對面交談，我對她表達了打擾的歉意，也自認為很真誠坦率地告訴她前來的目的。但當她問我，你一個沒聽過的媒體記者，能有什麼用的時候。我愣了幾秒鐘，然後我舉了唐山打人事件的例子，我問她還記得發視頻的號叫什麼嗎？但是所有人都記住了那次事件，它被討論了很久，有人因此受到懲罰。她的眼睛裡出現短暫的光亮，但很快又暗淡了下去。你就當沒見過我，她說。

她不相信，我失敗了。

離開她的時候，我安慰自己在那半個小時裡，我已經付出了所有努力。但也許我還不夠努力。我應該告訴她，去年我寫的一篇戒毒的文章《禁毒老師和他的學生，一場畢生的贖罪》因為毫無懸念的原因被撤稿之後，我發到了只有2000餘粉絲的個人公眾號。卻恰好被人民日報的記者看見，她向我詢問採訪對象的聯繫方式，禁毒老師的故事可以被更多人講述。這樣的情況不止發生了一次，我們應該至少嘗試一下。

我也應該告訴她，雖然我是個籍籍無名的野生記者，但也有幸寫過幾篇十萬加的文章，只要找到時代的共鳴，它或許可以傳到很遠的地方，雖然也不免遇到被刪稿的命運。

但我又有什麼底氣呢？那篇至今難產的文章一直在挫敗我。在我三個月前加入的求助群里，群友不時丟來某某大媒體發布的連接，歡呼一陣過後，又開始抱怨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周而復始，失望和希望之間的間隔時間越來越短，退群的人也越來越多。我有什麼臉去和大家講，這次相信我吧，一定有用。

我從不否認，對媒體環境失望透頂。但我還是相信，我們可以做點什麼，這也是為什麼這行很難做，我還一直在做下去的原因。我對採訪對象說的那些關於「有用」的話從來不假，如果沒有那樣的信念，我又怎麼去說服別人呢？

只不過，我把「一定」改成了「或許」。我有很多個「或許」需要去相信。或許，什麼都沒有用，但我們給予採訪對象哪怕是一點點的安慰和聆聽也是有意義的。或許，我們不可以飛速推動，但可以緩慢前進，哪怕一時倒退。或許，我們會有更好的未來。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電影少女放浪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