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19屆五中全會26日登場,高層人事雖非重點議題,但因COVID-19疫情爆發下台的前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是否離開中央委員會,成為五中全會的人事異動指標。
此外,在中國經濟成長趨緩、疫情反噬及西方圍堵下,有分析認為,「十四五規劃」有可能將經濟成長目標設定為範圍較大或較模糊的數字,甚至也有可能不設具體目標數字。
今年1月,武漢爆發COVID- 19嚴重疫情後不久,蔣超良、馬國強即被調離湖北省委書記及武漢市委書記職務。其中,蔣超良是目前已知中共官方為疫情究責的最高層官員,而蔣、馬二人至今未有新職。
蔣超良目前仍擁有中共中央委員身分,馬國強則是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加上二人下台後未有新職。因此,五中全會是否將蔣、馬二人剔除出中央委員會,甚至進一步處分,作為疫情的最終究責,有待觀察,也是五中全會較能預測的人事異動指標。
至於「十四五」規劃(第14個五年規劃,2021- 2025年),新加坡聯合早報報導,中原銀行首席經濟師王軍認為,美中之間以「競爭為主、合作為輔」的全面競合新格局,極有可能成為貫穿「十四五」甚至更長歷史階段的現象。
王軍指出,「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意義不僅在具體規劃,更在於「凝聚信心」。至於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雙循環」主張,將是「十四五」規劃的核心理念,意在減少對外部市場和技術的依賴,且保障中國的發展不受世界經濟和地緣政治動盪影響。
中國曆次提出的五年規劃,都會提出經濟成長目標,像是「十三五」規劃就設定在每年「6.5%以上」。但王軍認為,在上述不利因素下,「十四五」規劃可能會設定一個較低且靈活的成長區間,甚至打破慣例不設定明確目標數字,總之就是有可能淡化經濟成長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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