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子說往事】 發生在雷鐸先生與我之間的故事

初次 認識澳大利亞移民部部長雷鐸先生（Mr. Philip Ruddock）是在1992年3月，當時我作為中國公民（所謂的「留學生」）之一在台灣報人蘇英芬女士主持的《我要留下來》的對話會上與雷鐸先生「對話」，那時他還是在野黨（自由黨）的影子移民部長。

        我把站長叔叔Mr. Stan Woodbury(澳洲人時任悉尼中央火車站站長）叫上，我收集了100多個澳洲公民支持中國公民永居的簽名，對話中，當雷鐸先生說：澳洲人民不會同意中國留學生整體永居澳洲，必須個案審理（ case by case), 不合條件的人應返回中國，澳洲 站長叔叔發言說：「我是澳洲公民，我支持中國留學生永居澳洲。」我隨即展示了100多名澳洲公民贊同中國留學生永居澳洲的簽名。

我們這種以澳洲人的方式有理有據的「對話」給雷鐸先生留下深刻印象，當時他就感覺我與其它中國留學生不同（實際上那時候我已經通過婚姻理由取得了永居身份並且在澳洲叔叔的幫助下端上了「澳洲鐵飯碗」，在紐省鐵路局工作）。雷鐸先生對我說：「象你這樣能夠融入澳洲社會的人是澳洲所需要的。」

在接下來的1993年澳洲聯邦大選前夕，我們開始與自由黨影子移民部長雷鐸拉近關係，通過紐省上議員何沈慧霞的引薦，我們在悉尼唐人街中餐館開餐會招待他並向自由黨捐款。在與雷鐸部長的交往中，我發現他很講原則，以國家利益為重，光明磊落。不象我接待的某個國會議員那樣往往為了自己的私利或一黨的利益置國家利益而不顧，在國會裡胡攪。

  後來由於雷鐸部長對非法移民的態度強硬，引起少數民族社區和一些「做善事」的組織的攻擊，大赦國際與他切割，甚至他的女兒也公開反對他。實際上，雷鐸部長對中國公民很好，雖然他曾經堅持「個案審理」，當工黨提出「整體永居」時他並沒有反對，而且他當上移民部長後又對中國公民網開一面，解決了中國公民在澳爭取永居最後一批約8000多人的永居。

從1995年至1997年兩年時間裡，我仍然帶領一群中國公民以「集體官司」的方式狀告移民部，並以參加集體官司為由獲得「過橋簽證「使數百人由「黑民變白「，合法打工、等待最後的結局。移民部想出一個辦法：由於申請人道保護的人太多（世界各國人民在澳申請人道保護簽證的有2萬多人）「個案審理」費時費力（人手不足，花費太大）加上移民部要面對「集體訴訟」，法庭一再延期、久而未決，給這批人的生活造成極大的壓力，因此決定給予這批人一個特殊類別：613簽證。凡是符合條件的無論來自哪個國家均可申請。這就是自由黨的移民部長的過人之處，既幫助中國公民解決了永居身份，又未引起其它民族社區的反彈和媒體的批評。實際上2萬多人中我們中國公民占了8000多。其它社區的人碰見我時說：你們中國人太厲害了。

 當時的我與華人社區的領導人有很多的交往，又與華文媒體有直接的聯繫，對移民事務有所研究，與移民部長以各種方式交換意見較多。

 1999年初，澳洲出現反亞鬧劇，一些中國公民在申請來澳大利亞的過程中受到許多不公正對待。

 例如：一位中國公司的總經理到達澳洲時莫名其妙地被關進拘留中心，原來他在得到簽證後又被取消了，他本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來到澳大利亞，結果被拘留了。

 又如：有人向我抱怨說，他的朋友在國內確實是公司老闆要申請來澳大利亞作短期訪問。澳大利亞大使館的中方雇員在作調查時打電話到公司問：「你們的老闆是否要去澳大利亞？」接電話的女職員不清楚這個情況便回答說：「不知道。」於是該老闆的簽證申請就被拒了。還有很多中國留學生獲得永居後家庭團聚、父母探親難獲簽證的案例。

  我為此向移民部長雷鐸先生提出一些解決方案。移民部長請我去他在悉尼的辦公室談這些問題，他說有很多問題和困難，並建議我去中國了解情況。我說：「我自己去，澳大利亞大使館不會理我。」於是他給我寫了兩封介紹信，讓我去與上海和北京的澳洲領使館的移民官會談。

由於部長在介紹信中只說我是他在悉尼華人社區的熟人，希望他們接受我的拜訪，上海和北京的移民官以為我是去找碴的，就先發制人，叫助手準備了很多中國申請者的假材料，比如：彩印的同一公司的介紹，但一份公司地址在北方，而另一份公司地址又在南方。同樣的內容可是公司的董事長或總經理的照片是不同的人。移民官認為在審理時要驗證材料的真實性很困難。

我講了華人社區對他們的不滿，提出一個解決的辦法：在中國建立一個由澳洲公民主理的對申請材料進行調查認證的連鎖機構，為他們減壓（此建議後來演變成給中國國內的代理機構以配額，代理機構向申請人收保證金，如果申請人到澳大利亞後跑了， 代理機構就失去一個配額，卻可以沒收大約7萬元人民幣的保證金）。

  回到澳大利亞後，我給移民部長遞交了考察報告，並在華人媒體上宣傳考察結果，以消除華人社區對移民部的誤解。後來移民部對父母團聚移民採取了收4萬澳幣不用排隊（而且10年不能領社會福利金）的政策。有錢的人高興（我女兒就交了4萬澳元，為她媽媽辦了永居簽證），沒錢的人就怪我給移民部出了「餿主意」，真是冤枉了我，我沒有給移民部出這個主意，我只建議移民部想辦法加快發放父母簽證的速度。

澳洲移民部長給普通公民開出兩封介紹信去中國「執行公務」，此舉在世界各國中都應該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這兩封信可幫了我的大忙；回國簽證很快就批了，國內國安公安對我很客氣；重慶力帆集團董事長尹明善想投資做移民生意，對我高看一眼，導致他於1999年底來悉尼請我回重慶工作，口頭承諾「回重慶工作三年後給我三百萬澳元回澳洲競選議員（當然他賴帳了對我說：「我記不得了」，可是我記得，所以我正在追債，此故事很精采，敬請期待）。

         （中間照片是他的父親曾經也擔任過Hornsby 市長）

 再次見到雷鐸先生是24年後的2022年5月29日，我在悉尼世界廣場的Silk Coffee & Restaurant 為他辦了一個餐會，感謝他給中國留學生的幫助。會上我向他獻上兩束鮮花（本來我想捐$2000，他說現在規定收禮不能超過$50，兩束花$40，正好帶回家讓夫人高興）他又在曾經給我開的介紹信上再次簽名，五份複印件分給在場的媒體成為文化珍品珍藏。

如今雷鐸先生已是79歲高齡，但仍然任自由黨新州主席和Hornsby市長，會後我陪他去停車場取車，他駕車載我返回餐館。我問他為什麼79歲了還自己開車? 他說：「如果你見到我的叔叔（Uncle）會更加吃驚，他102歲了還自己開車。」

 我說：「我一定要採訪你的Uncle。」

現在雷鐸先生成為了我的私人政治導師Private Mentor. 他將引導我參加2025年聯邦大選， 目標是成為聯邦參議員。他說：「在澳洲，華人雖說有100多萬，本來可以至少選出一個聯邦獨立參議員，但是華人很不團結。你岀去拉選票，我估計他們中很多人不會投票給你。華人獨立參政是非常困難的，你一定要有這個思想準備。你需要建立一個300人的助選團隊，每天努力去宣傳，才有可能。」

我說：「我的政策好呀。大學教育免費；取消停車罰款（世界首例). 」他說：你努力去做吧，只要做得好，到時候自然會有人來請你。我問他：1999年你為什麼要給我開介紹信？你不怕我用你的信去騙人嗎？他說：我只信任我認為值得我信任的人。

 為報知遇之恩，我則想幫他把Hornsby 建成「世界智慧之都」。

  我與「澳洲國會之父」，前移民部部長、前司法部部長、菲利普.雷鐸市長的這段奇緣佳話，將鼓勵我「在離開這個世界之前爭取為人類做出大貢獻」。雷鐸先生已功成名就了（還活着就有人以他的姓名命名了一個公園Philip Ruddock Water Playground, Dundas, Parramatta NSW)

  四萬中國留學生從1993年至1997年全部在澳獲得永久居留，然後一轟而散：夫妻子女團聚、父母移民，至今總人數達到20萬以上，可是都消失在茫茫人海中，很多人羞於承認當年來澳「洋插隊「的經歷；更有人攻擊我們是「吃人血饅頭」。其實我們僅僅想在自由民主的澳洲過無後顧之憂的和平生活而已。

 今年是40千永居澳洲30年，本想搞個餐會紀念一下，邀請恩人們出場接受我們對他們的感謝。因苦於人力不足，似乎辦不起來。如果仍然有前中國留學生具有「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的情懷，共襄盛舉，我仍然願意操辦「中國留學生40千永居澳洲30周年慶典」。有意參與或贊助者請發姓名到我的手機0423047048，我們將根據參加的人數決定是否舉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