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益頻發的跳橋跳樓事件,已不限於一時一地一域。
時至今日,我已不忍直視任何一個與此有關的視頻。
那些決絕而去的生命,曾經和我們一起棲息在這塊土地上,他們最終姓甚名誰、因何輕生,都一概不知。
連一個抽象化的數字都沒有,只是作為冷冰冰的符號,被宏大敘事所遮蔽,即刻淹沒在歷史長河中。
那些跳橋跳樓的輕生者,近乎被簡單地視為歷史進程中,無足輕重的存在。
哪怕再多的「連跳」,事發地當政者都波瀾不驚,雲淡風輕,諱莫如深。
面對公眾置喙,有地方官員回應稱:這都屬於個人行為。
或許在這些官員看來,要自尋短見,最好找個不為人知的角落,跳橋跳樓簡直是給本地抹黑、給政府添亂。
基於這種認知的內在邏輯,官方的作為,便只能是機械性地安排一些巡橋守樓,甚至加以封堵。
迄今為止,未看到一個地方提出,開啟系統性的干預與救助機制,驚人的一致選擇是避而不談。
層出不窮的跳橋跳樓事件,僅僅是孤立的,需要一件件分開來考察的特殊事件麼?
晚清民國時期,工商業界人士、失業、無業人員出現大量輕生現象。李大釗就此指出:「世變愈急,人生苦痛,且隨之益增,而生活艱窘,饑寒更相困迫」,自絕便成「解脫之一路「。
李大釗進而指出:「自殺流行的社會,一定是一種苦惱煩悶的社會,自殺現象背後藏着的背景,一定有社會的缺陷存在。」
如今,將連續跳橋跳樓輕生者的群像,置於低迷的經濟場景中,就不難得出一個確切的詮釋。
一系列的極端個案,固然有各自的個體特徵,但也昭示他們遇到了共同的生計難題,誘發出共同的心境,以至於選擇了同一種慘烈的自我了斷方式。
自盡行為,自古中外皆有之,似乎很難有醫治的靈丹妙藥。
但當它成為一種集中性、群體性的社會病態時,政府作為政治權威,動用各種資源予以應對,展開救治和救濟,是一個現代政府所應有的良知和責任。
當務之急,是把一個特定社會在一段特定的時間裡所發生的跳橋跳樓現象,當做一個整體來考察和對待。
持續改良社會,使得人人更易於生存其中,此乃長期理想,但絕不意味着時下全然無計可施。
跳橋跳樓是一種複雜的社會病態現象,對於一個普通的地方政府而言,干預的任務不能歸給任何一個既有的政府部門,然其能從消極的設定出發圖謀預防的設計。
至少應該通過知識分子、社會組織與各級政府的努力,形成三位一體的干預與救助機制,讓民眾看到當局拯救困厄者的應有姿態。
能補上的社會短板,補上一點是一點;能救助的困窘者,救一個算一個。
畢竟如作家馮驥才說說:「任何時代,只有普通老百姓的經歷,才是這時代真正的經歷。」
如果承認這一點,就請拿出正視跳橋跳樓問題的勇氣,別再諱而不言、虛榮藏短、誇飾逞強。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老蕭雜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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