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聯軍為何焚燒圓明園？

圓明園被說成是人民的「恥辱」，每到危機時刻就要往事重提。但我問過許多人，當年英法聯軍以甚麼理由或者說是以甚麼藉口燒毀圓明園，卻沒有多少人答得上來，人們想當然的認為：帝國主義對外擴張血與火的本性決定了他們所到之處的野蠻行徑。不過，難以想像的是，當英國及法國的道德水準只是停留在燒殺搶掠層次之上的時候，他們怎麼可能創造出空前繁榮的物質文明；如果他們真的只是像那些當年燒毀羅馬的野蠻人一樣隨便在北京放火，很難想像在他們中間竟會產生出幾乎是不可盡數的思想大師，深刻影響著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

我注意到，對於英法聯軍當年用於焚燒圓明園的藉口，被小心翼翼的掩蓋起來，似乎其中真有甚麼難言之隱。十多年前有一場火爆的電影，片名就叫《火燒圓明園》，裡面的英國人莫名其妙就把圓明園給燒了。其實，對於英法聯軍焚燒圓明園的可恥藉口，完全可以公開予以揭露，他們用以掩飾其滔天罪行的所謂理由，應該予以堅決駁斥。但在中國的歷史著作當中，對此居然諱莫如深，最多也就只用幾個字提及，一掠而過，好像是害怕泄露甚麼國家機密。當人們對事情經過知之甚少時，怎麼就可以發表那麼多的感慨。

被人們稱為「第二次鴉片戰爭」的那場戰爭，借用塞繆爾．亨廷頓的話來說，本質上是一場文明的衝突。當時滿清政府與英法兩國激烈交涉的主要焦點是「公使駐京」一項，皇帝曾提出以向西方商人全免關稅等更多優惠來換取英法兩國取消「公使駐京」的要求。

在解釋這些史實時，需要從中國傳統的「天下一統」觀念談起，按照這一觀念，中國是世界的中心，皇帝為天下共主，所有國家都是中國的藩屬，所有人見到皇帝都必須磕頭表示臣服。

但按照西方外交模式，公使駐京必然導致覲見皇上，基於他們國家之間一律平等的理由拒絕接受磕頭這樣的禮節，而對皇上不行跪拜之禮將在事實上促使「天下一統」觀念的破產。

因此，拒絕公使駐京，就成了皇帝維護其磕頭外交的第一道防線。之後，皇帝又在「親遞國書」條文上設置了第二道防線，即使西方公使駐京，但不「親遞國書」，皇帝也不用與他們照面，自然不會涉及到磕頭與否的問題。

就在北京附近通州談判的最後關頭，英方在照會中堅持要向皇帝親遞國書，這樣就把磕頭問題直接端上了談判桌。英方毫不理解磕頭一事維繫著滿清政府統治合法性的公開證明，就像皇帝弄不明白選票就是西方政府合法統治的公開證明一樣。他們反而懷疑皇帝拒不接受國書裡面包藏著巨大的陰謀，更加頑固堅持要親遞國書。

對於導致通州談判破裂的直接原因 「親遞國書」一項，直到戰後，滿清政府才明白過來，這只是西方各國的通常作法，並沒有特別要為難皇帝的意思，而且英法聯軍雖然在談判中堅持要親遞國書，卻並沒有打算為此事開戰。雙方背後都沒有陰謀。如此看來，這場戰爭的真正原因就是奉行「磕頭外交」的滿清政府與奉行國際法準則的英法兩國在國與國之間行為方式上的衝突，這兩種行為方式又根植於「天下一統」和「國家平等」這兩套絕不相容的觀念之中，在它們的後面，則是由不同文明所構成的知識背景。正是這種文明的差異，使得雙方對於對方行為完全無法理解，只能按所謂「利益分析法」去猜測對方的動機與目的，最後得出錯誤的結論。

當英方代表在中國沿海遞交信件，要求與中方談判，結果被推至廣州，英方自然感到被戲弄一場。

通州談判破裂之後，按照事先的部署，清方當場拘禁了以巴夏禮為首的英法談判使團共39人，押送北京，以「叛逆罪」投入大牢。給巴夏禮等人定下「叛亂」的罪名，當時的清政府根本沒有把英國看作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他們仍然認為這個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是滿清王朝的屬國，因此，滿清政府對英法開戰則被理直氣壯的宣布為「剿夷」、「討逆」。

那些被逮捕的英法談判代表則被解押到北京交刑部審問。據一個當時被監禁的英國外交官後來回憶：

沉重的監獄大門被打開，我被帶了進去，大門在我身後又轟隆隆的關上。這時，我發現自己是在一群大約七八十個外表粗野的囚犯之中，像在中國的監獄裡通常所能見到的那樣，這些囚犯受疾病和不衛生的環境影響，多數都極富攻擊性。他們自然都帶了焦慮的神情瞪視著我這新來者。

獄卒們把我放在一塊囚犯睡覺用的墊起來的鋪板上，並用另外一根粗大的鐵鏈把我牢牢拴在頭頂上的樑柱上。這根鐵鏈既長又重，先從脖頸繞一圈，並固定在雙腳上，雙手被兩條交叉的鐵鏈和手銬緊緊捆住，雙腳也是一樣。

這裡所關押的囚犯中，絕大部分都是犯有重罪的社會下層人物，包括殺人犯和夜間竊盜犯。監獄內的生活條件極端惡劣，犯人們面容憔悴，體弱多病，經常有被囚身亡者。

這些西方外交官在監獄中還受到了殘酷的心理折磨，滿清政府通知巴夏禮等人，他們將被立即處死，給兩小時寫遺書。待巴夏禮等人寫完遺書之後，又說將處死日期改在第二天，而第二天又沒有行刑。行刑日期一拖再拖，對於已被宣布死刑的人來說，心理壓力也越來越大。滿清政府對他們施加巨大心理壓力的目的，是想迫使他們屈服之後再在獄中與之重開談判。

儘管巴夏禮等人最後並沒有被處死，但一個月後當滿清政府被迫釋放他們的時候，在被監禁的39人當中，已有21人被虐待致死，18人存活下來。英法兩國被徹底激怒，可以說是怒不可遏，為了報復，英國專使額爾金準備燒毀紫禁城，後來為了照顧滿清王朝臉面，才另外選擇了圓明園。1860年10月18日，英軍第一師約3500人奉命放火焚燒了圓明園。

對於當時的咸豐皇帝來說，圓明園被焚毀是他個人的屈辱，他生於斯、長於斯，一直把它看著是和紫禁城一樣的聖地。當他聽到圓明園被焚毀的噩耗之後，當場口吐鮮血，舊病復發，一年不到就死於熱河。

皇帝的屈辱後來也被說成是人民的屈辱，圓明園成了人民和國家屈辱的象徵，真是天大的笑話。

皇帝的遭遇與中國人民有何相干，西方公使向皇帝磕頭或不向皇帝磕頭與中國人民有何相干？

咸豐四年，西洋通商國家曾派代表到天津和平交涉商約的修改。彼時中國稍為通融，對方就可滿意。清廷拒絕一切，偏信主張外交強硬論的葉名琛。葉氏反於全國糜爛的時候，因二件小事給英、法興師問罪的口實。咸豐時代與民國近年的外交有多大區別呢？不僅是民國，今天我們也可以同樣自問，我們現在的所謂民意與咸豐時代又有多大區別呢？

在對圓明園被焚毀經過有了一個大致上的了解之後，我們的義憤填膺就不只是指向英法兩國了。皇帝拘禁、虐殺英法外交官的行徑，不僅違反西方的國際法，也同樣違反中國自古以來「兩國交兵、不斬來使」的行為準則，即使這一準則在中國幾乎沒有多少人遵守。額爾金勳爵在中國，最痛恨那些 「把這一古老文明踐踏在腳下的人」，由他來下令焚毀圓明園，不啻是歷史的悲劇。

後人在討論圓明園這場災難時，對英法聯軍放火報復的憤怒譴責與對專制制度野蠻暴行的有意隱瞞構成鮮明的對比，正是通過如此處理，圓明園才能在政治動員中發揮出巨大作用，除一般的激起狂熱情緒之外，還能把社會輿論導向現實政治所需要的主題。

（來源：看中國網，有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