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得挺好，下次別說了

今天，朋友推給我一篇叫做《關於疫情，他瞎說了30句大實話》的文章，直言很不錯，讓我一定要看看。由於標題中醒目的「大實話」三字，我抱着好奇心點了進去。

結果好傢夥，原來是篇10萬+的爆文，不僅如此，還被各路官媒轉載，微博瀏覽量已高達3000多萬。不過等我看完才發現，這些「大實話」中，值得商榷的地方還挺多。

比如第3條：「經濟矛盾及社會矛盾，已接近臨界點，再不放開就要出大問題了。現在中央給地方鬆綁，可以說是一場及時雨。」

說是及時雨未免有些言過其實，對於持續了一年之久的過度防疫而言，目前的這些舉措已經是相當滯後了，這導致我們與逐步放開、平穩過渡的機會失之交臂，成了如今在「經濟矛盾及社會矛盾已接近臨界點」下被動的180度急轉彎，其所引發的恐慌、焦慮以及不適應，不僅需要花相當多的時間去消除，甚至可能帶來更多新的問題。

再比如作者在第4條中說：「對於抗疫，就像改革開放，我們既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後三十年，也不能用後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

這是個很明顯的語言陷阱：對不同階段的得失閉口不談而是將整個時間線捆綁在一起，得到的結果就是，過去不能否定現在，現在亦不能否定過去，簡言之就是雙重肯定，全對。

然而事實是，三年抗疫有得有失，特別是近一年來，已經完全脫軌，就像前文說的，被動且突然的狼狽轉向已經是對其最好的否定了。急於辯護並不能讓質疑消失，相反的，正視錯誤、反思得失、力求更好才能使人們重拾信心。

第5條就厲害了：「有人說：為什麼不早點放開？其實制定任何政策都是需要民意基礎的，但民意是熬出來的，共識也是熬出來的，熬到70%的人都同意放開，都願意承受放開的代價，這才有了制定政策的基礎。」

民意與共識是熬出來的…初聽此言實在猶如天雷滾滾。民意不需要熬，就像沙漠中的旅人一樣，需不需要水這個問題不用等到他脫水了才能回答。而知曉民意的方式說起來也非常簡單，利用統計學便能搞定，無論是投票還是各種方式的數據調查。

共識自然也不需要熬，協商便能解決，人民代表大會與政治協商制度不正是起這個作用嗎？至於70%的數據是如何來的，為什麼是70%，不是80%或者60%，那就不得而知了。

接下來是第13條，作者說：「最近這一周，各地陸陸續續都放開了，但一些放開舉措，給老百姓的工作和生活造成了一些新的不便。對於這些不便，我們也要多一些寬容和理解，因為任何政策調整都不可能一步到位、一蹴而就，甚至有時候還會向前走兩步、向後退一步，全世界都一樣。」

對於中國百姓，最不應該說教的就是所謂的寬容和理解，因為他們一輩子都活在「寬容」和「理解」當中，雖然可能是出於其他什麼原因，但你無法要求更多了。很多時候，我甚至對我們的人民表現出的過多的「寬容」和「理解」而感到生氣。

更何況，寬容與理解不是單向的，而是相互的，你不能指望時而「向前走兩步」時而又「向後退一步」的政策調整不引起人們的抱怨，就像人們不會指望它能一步到位一樣，對此，「全世界都一樣」的說法顯然不能讓人滿意，畢竟不是所有人都在海外有資產。

然後是第18條，作者說：「一項政策誕生後，總有一部分人會成為「委屈者」和「犧牲者」，這是無法避免的事情。如果我們不幸成了「那少數的一部分」，希望你能夠早日想通並接受它。」

這番話不僅充滿了功利主義色彩，甚至有些弱肉強食的流氓味道，雖然看起來很有吸引力，似乎是對多數人的最優解，保證了社會的最大幸福，但若按照作者所言，無疑會引發多數人對少數人的暴政：主體民族可以對少數民族這麼說、健全者可以對殘障人士這麼說、衣食無憂者也可以對貧困人口這麼說。

但事實是，我們沒有傲慢地對少數民族、殘障人士、貧困人口說：「很不幸，你是那少數的一部分，希望你能夠早日想通並接受它」，而是出台少數民族優惠政策、建設無障礙設施、搞扶貧攻堅。

由此可見，政策的最優解不是零和博弈，而是相互妥協之後的彼此兼顧，或許有時候「代價」和「犧牲」最終無法避免，但那應該是結果，而不是起因，當我們明白不存在絕對的公平時，對公平的追求才顯得彌足珍貴。

同樣的，我們之所以願意讓渡社會利益給「那少數的一部分」，是因為我們不想有朝一日成為「那少數的一部分」，可以斷言的是，注重少數群體權益的社會不一定是文明社會，但忽視少數群體甚至把犧牲少數群體當做理所當然的社會一定是野蠻社會。

再就是第25條，作者說：「很多人都罵微博，罵王高飛。我覺得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微博在今天的作用已超過任何社交軟件。從疫情剛開始時候就能看出來，微博已經不再是單純的商業平台了，很大程度上肩負了輿論疏導甚至擊鼓鳴冤的職能，讓普通人發出的聲音可以迅速被很多人看見，這種平台太稀缺了，全網只有微博一個。微博改變了太多人的人生。」

我實在很難理解一個核心功能相當缺失的網絡公共領域究竟「福」在哪，如果非要拿一輛戰損版汽車跟馬車比，那人們自然只能選擇前者，但這並不代表人們只需要前者，這也是很多人開罵的原因，雖然並不能完全歸咎於微博本身。

至於其所肩負的所謂「擊鼓鳴冤」的職能，確實不假，甚至可以說，它的輿論效應為很多人兜了底，但這明顯不是人們維護合法權益的第一選擇，換言之，只有當正常渠道缺失或者訴諸無門時，才會有人選擇這種拋頭露面的法子，而那些被微博改變了的人生，有沒有可能就是他們應得的？

最後一條（指本文，實際是第28條），作者談了下個人感受，他說：「三年疫情，我還有一點感觸也很深：沒有良知的知識，不過是作惡的道具。所以我越來越覺得，知識固然很重要，但比知識更重要的是良知。」

我的感受恰恰相反，我覺得比良知更重要的是知識，當然這裡的知識是狹義的，單指科學，無論是科學的防疫還是科學的決策。

從三年的疫情中，我想大部分人應該都感受到了科學的重要性以及良知的不可靠性，雖然道德水平依然不可或缺，但相比於可量化、可預測、有客觀標準的科學，訴諸良知無異於撞大運。

行文至此基本就結束了，需要說明的是，對作者本人我沒有任何預設，僅僅是對其文的一些不同看法，限於篇幅，作者的其他一些觀點我沒有談到，但並不代表完全認同。

（原文轉自微信公眾號老牌惡棍，原文已被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