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強的更大難題

李強接手中國總理半年了。然而，中國經濟非但沒有好轉，反在繼續惡化。這估計出乎他的預料。對他來講，如何在年終交出一份合格的成績單，是一大考驗。

疫情三年對中國造成的傷害，不只在於社會面，人們行動的受限和對未來前景的覆滅；也在於或者更在於經濟面。經濟的蕭條會導致一系列嚴峻後果，乃至動搖中共統治。黨或許並不在乎人民對它的評價和所謂的人心向背，但是，經濟一旦出了嚴重問題，不但會直接減少人們的收入，而且會造成國庫的空虛，黨國這架龐大機器的運轉，單單它幾千萬甚至上億規模的幹部和行政管理隊伍，就需要龐大經費的支出，這還不論它那些宏大目標都需要錢作支撐。在經濟出現停滯的狀態下，要維持這樣一支幹部隊伍和目標的實現，只能是搜刮民脂民膏，竭澤而漁，可如此一來，又擔心引發民變。正是在此意義上，黨把經濟的不斷增長，看作維繫其統治的合法性。

經濟未見開門紅，李強能力受質疑

不過，眼下一時半會還不至於讓黨國的國庫空虛，民眾走投無路揭竿而起的事情暫時不會出現，畢竟有過去30多年高增長打下的底子，存量還在。然而，這並不表明習近平和李強就可以輕鬆片刻：一是因為經濟好轉的跡象尚未有明顯表現；二是對習李這師徒倆，他們面臨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倘若年底不能實現年初定下的5%的增長目標，這屆政府的「開門紅」就沒有做好，大眾就有理由質疑，習二十大組建一個親信權力班子特別是挑選李強這個因上海封城而被上海市民詬病的爭議性人物做總理，理由何在，兩人如何向國人交代。

中國人講究「開門紅」，討頭彩，開局不好，會落下一個心理陰影，如果經濟未達預期目標，人們就會把李強看作是個無能的總理，把這屆政府看作是個無能的政府，以後的工作就更不好做。這對習近平特別是李強會構成很大壓力，因為習還可以把責任推給李強，但是李不能把責任推給他的副手。習之所以挑選李做總理，原本以為師徒同心，可以放心使用，把經濟搞上去，然而，半年過去，現在再回頭看，顯而易見，外界和黨國內部，包括李強自己，對清零廢除後中國經濟的韌性一度有些樂觀，低估了疫情對經濟的重創程度，認為三年疫情壓抑了人們的需求，疫情放開後，消費和投資會有一個報復性的反彈。

頭兩月中國經濟確實出現了這種趨勢，可緊接着，重陷蕭條，市場的信心依然低迷。這就說明，此輪中國經濟的問題，不單純是由疫情造成的，它實際是周期性危機、結構性危機和系統性危機的共振結果。

 中國經濟蕭條，三種問題的結合

周期性指的是市場經濟本身具有的某種危機的規律性，過去中國批判資本主義國家經常出現周期性經濟危機，一定程度上是對的，市場經濟確實每隔一段時間會來一場或大或小的危機，以緩解總需求和總供給的矛盾。但中國長達30多年的高增長沒有遇到像樣的危機，不是因為中國經濟特別健康，而是它不是一個正常意義上的市場經濟，政府對經濟的高度干預會拖延危機的發生，但不可能消滅危機本身，所以，三年疫情終於導致經濟出現周期性危機。

結構性指的是在所謂升級換擋過程中出現的危機。中國經濟要擺脫過去在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的低端水平，向中高級階段轉換，並克服在此過程中出現的實體經濟空虛化以及金融泡沫化，這個方向沒錯，錯就錯在習近平採取的經濟政策和手段過於粗暴，不講究經濟規律，簡單地用政治指令和工具達成目的，致使經濟內在的各種比例關係失調，並傷及市場特別是民營企業的信心。

系統性包含兩個層面，一是指經濟的各個子系統出現了嚴重故障，尤其表現在房地產、金融和地方債務方面；二是經濟和社會及政治的聯動，經濟影響到社會和政治，後兩者也反饋到經濟，出現一個聯動反應，特別是習近平第二任期以來在政治上的一系列反自由和資本的極權做法，嚴重挫傷了國民對他的信任，疫情三年對國民的控制更是走向一個極端，再加上外部地緣政治環境的不友好，終導致系統性危機的出現。

可以說，中國經濟此輪危機，是這三者的共振，並在疫情三年達到頂點，然而，疫情解除後並沒有讓情況得以緩解，反而在社會回歸正常狀態後全面爆發出來。箇中原因就在於，疫情不是這輪危機的起源，它只起到一個催化劑的作用，即便沒有疫情，這種狀況也不可能持久，危機還是會出現。此亦黨國在上半年出台那麼多經濟扶持措施，進行信心喊話，卻收效不大的根源。因為危機的根源特別具有政治性，根本上是對習近平和中共政權的信任危機，在這種信任危機面前，如果不在政治上下手，單純就經濟救經濟，哪怕力度很大，也難以起到應有效果。

激活民眾信心，李強該怎麼做

李強通過這半年的「當家」，應該體驗到了這點，但是他不能對習近平點破，所以外界看到，他不斷對外資對民企信心喊話，出台了在政治上把民企提到更高程度的「新31條」和鼓勵外商投資的「24條」文件，幾乎將習近平過去的經濟政策悉數修正或放棄。然而，這或許是習能夠容忍的最大限度，再進一步就觸碰到政治紅線，因此，李強必須找到一種恰當的方式，在不引起習疑慮的情況下，說服他在一些關鍵問題上放鬆政治控制，做出某些讓民間和社會產生良好聯想的政治宣示，以重建市場信心。

習會不會這樣做，外界不知道。一個可以觀察的點是在今年十月或十一月召開的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是否會出台一個深化改革開放的文件。十八屆三中全會曾經出台了一個這樣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文件，提出了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目標，一掃之前社會對習會走回頭路的擔憂，儘管習後來並沒有按照這個文件確立的改革路徑去做。今天的情形當然和8年前大不同，人們對習幾乎完全喪失信心，可對李強來說，或許他會認為，今秋召開的三中全會如能再次就深化改革作出部署，認真回應社會和市場的關切，人們對黨國的信心也許會再次激活。

比如，三中全會的文件如能將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改為私有經濟和私有企業，重新定義民營經濟的私有性質，並載入憲法和法律，讓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這兩個詞成為歷史；同時明確宣布對歷年企業家的案件進行審查和甄別，該減刑的減刑，該平反的平反，該賠償的賠償，市場信心焉有不恢復之理？

中國的經濟問題從來不只是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必須經濟問題政治解決，否則，從當下的狀況來看，神仙也救不了中國經濟。但對李強，這是一個比經濟困境更大的難題。然而，如果他不去說服習近平這樣做，不僅他本人將成為一個平庸的總理，而且也基本可以確定，中國社會會進一步失去活力，很可能會北朝鮮化，經濟則是半死不活，至少出現失落的十年。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