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變卻方向迷茫：透視海內外的「悼念李克強現象」

中國國字號領導人當中，兩度成為海外輿論的旋渦中心並成為部分人寄望所在，唯前總理李克強莫屬。2022年，「習下李上」的擁戴活動持續了一年多，直到開過「二十大」之後，網上擁戴的骨幹們解釋這活動「反映了民眾意願」；這次李克強猝亡之後，先行的傳言是李夫人程虹要求第三方驗屍查明死因，「有關方面」取消追悼會，可說是越驚聳越出格的傳言，流布得越廣。追悼會開過之後，重點成了一代人悼念改開夢。

這場有如朝露、被少數人名之為「鮮花革命」的活動，確實反應了中國部分改開一代以及年青一代的求變心理，但我從中看出了求變卻失去了方向的困頓。

為什麼有人亟欲「求變」？

「求變」，當然是社會成員對現狀普遍不滿意，這種不滿因年齡不同、階層不同而相異。

有人總結說，這幾天圍繞前總理李克強去世所發生的悼念活動，被悼念的除李克強之外，還有「團系」、「改開」和 「新三屆的政治夢想」。

這說的應該是1960年代初及以前出生的中國人，因為這些夢想是專屬於他們的夢想。按照約成俗定的解釋，「新三屆」是「文革」結束恢復高考後的前三屆即77、78、79級大學生，這個特殊的群體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誤的人才，以平均不足5%的超低錄取率成為中國當代史上難以複製的一代。經歷30餘年三任中共領導人，他們在政、商、學各領域成為當代中國社會的精英分子和中堅力量，如今部分年長者已經退休。

「團系」成為1980年代的第三梯隊成員盛產之地，乃因當時提拔幹部的「四化」要求當中有「年輕化、知識化」這兩條（另兩條是革命化與專業化），新三屆當中大批優材符合這兩條，曾為中共中央組織部青年幹部局局長的李銳還曾寫過《起用新一代》，《讀書》雜誌曾登載這篇文章，所有中國名牌大學的「新三屆」學子都覺得自己生逢改革開放時代，天寬地闊，大有用武之地。如果對當時流行的幾個政治名詞做個解釋，政治接班人的「第三梯隊」主要產自於「新三屆」，以及胡錦濤、溫家寶的同代人——文革前的1963-1965年這三屆大學生。

「新三屆」的政治夢想從大處說，就是中國通過改革開放，與國際接軌，學習美歐，成為世界先進國家。從小處說，就是自己儘自己所學，為國盡力，成為社會需要的人才。在鄧（胡趙）時代曾領風騷的「新三屆」精英們，那些沒能過「六四」這個坎的成了著名異議人士，或是被迫辭國，或是在本國被邊緣化；過了這個坎的人，其政治夢想大多在江胡時代實現了，成為政界、商界、學界的翹楚。但習近平的強力反腐，政界商界均倒了不少新三屆精英，學界倒下的也有好些，原因多與桃色新聞有關。按部就班在體制內混且平安到站的人現在多已退休。在不少悼念文中，不少人再次提到李克強的去世標誌團派退出歷史舞台。這是一種有意的記憶錯誤，李克強確實出身團派，但一人成不了派，團派做為一種政治勢力，在十八大後期就已經式微，標誌是團派另一重鎮李源潮的式微以及他為培養官員與哈佛大學合作的省部級幹部培訓班結束。這一點，我在《集體領導終結 團派被滅發生於何時？》（自由亞洲電台，October 27, 2022）一文中有詳細分析。

至於千禧一代，他們對習時代的中國不滿，原因相對簡單得多。這代人出生於中國經濟最蓬勃向上的年代，成人之後卻遭遇中國經濟發展瓶頸，大學也不再是「培養中產階級的搖籃」，不少青年的人生還未開始，就只能做「躺平族」混吃等老。世界各國青年失業率偏高，互聯網發動集結的「革命」多發，但中國青年一代在當局天羅地網的嚴密監控之下，革命不大可能，只能抓住機會發泄不滿。很多年輕人連李克強十年內的主要施政都不了解，但並不妨礙他們抄些「人民的好總理」這類讚美文字贊襄這場「鮮花革命」。

求變心切，但已經失去了方向

全球化之後，世界變得富足，「改變」這一口號在21世紀前十年曾風靡世界。其源頭是奧巴馬2008年的競選主題詞Change，儘管奧巴馬並未告訴美國選民，他將朝哪個方向改變，改變什麼。本文不討論美國人如今如何看待自奧巴馬以來的Change ，只想強調求變是人類天性，生活富足如美國，求變尚如此急切，不用說矛盾四伏的中國。但是，中國的求變方向不一致，大家想的也不一樣。

這一次悼念活動最集中也最投入的當然是北大新三屆，尤其是其中的77級、78級，因為李克強是他們的驕傲與人生奮鬥的標杆。且看北大77、78級學子的輓聯：

憶燕園時光  欣逢黃金歲月 砥礪奮發 同立修齊治平鴻鵠志

傷今朝永別  惜君長才未展 一代夢斷 惟遺家國天下不了情

也就是說：鄧（胡趙）、江時期的改革開放年代，是北大77、78級學子們大多數人心目中的黃金歲月，這段黃金歲月可以概括如下：威權體制+市場經濟+有限度的言論開放。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勞東燕11月3日在微博發出與之相關的兩段文字，也許更清晰：「與其說是在緬懷一個人的逝去，不如說是在嘆息一個時代的漸行漸遠。其中深埋着很多人的年輕歲月，還有對未來的熱切嚮往，以及內心珍視的諸多美好事物。」

「那個時代所費心建立的制度與文化，如摧枯拉朽一般地被毀壞。猝不及防中迎來的新世界，與人們期望的相比顯然相差甚遠。毀壞很容易，重建卻是難上加難。善於破壞而不善於建設，終於又回歸到原來的軌道上了.」

勞東燕女士說得非常清楚：人們懷念李克強，其實是懷念「那個時代所費心建立的制度與文化」——那個時代建立的制度與文化，在鄧（胡趙）時代，其實是「草鞋沒樣、邊打邊象」，剛剛起步的經濟改革，與美國指導下的「依法治國」；江時代經歷朱鎔基抓大放小的國企改革，完成了經濟體制的改革，最重要的成果是養成了一批民營企業家與民營經濟。政治體制上從來沒變過，依然是一黨專制，依法治國到胡溫時期已經不再提起。新三屆之所以不滿（或曰痛恨）習近平建立的「新世界」，只因「與人們期望的相比相差甚遠」。到底期望什麼，她沒說，也許能拿到檯面上說的只有打擊民營經濟這一項，對反腐不滿恐怕不能宣之於口。因之這段話，只能說悼念者求變心切，但失去了方向，只能寄情於經過他們美化的鄧（胡趙）、江胡的「黃金歲月」。

作為「新三屆」之一，我是那個時代的經歷者與見證者。我在《現代化的陷阱》分析研究的時段正好是鄧（胡趙）發端，江朱繼續從事的改革。書中分析的內容，已經被現實證明，現階段所有的一切，均始於權貴私有化與中共權貴努力建立的家國一體利益輸送機制。經歷過那段時期的人，其實有諸多不滿，這種不滿化為那代人對《現代化的陷阱》這本書的呼應與熱銷。有關江澤民等五常委的各種段子，以及中共太子黨如何巧取豪奪、化公為私的 傳聞，都成為京城及各大城市宴飲的佐酒小菜。

民主憲政嚮往不再，只剩好人政治

習近平上任以來的所有舉措，皆被視為「開倒車」，政治控制加強、外交關係尤其是中美關係緊張等自不必說，習的強力反腐被加上「清除政治異己的手段」這個前置詞，完全抹殺了正面性——人們已經忘記江胡時代朝野均批評最高當局反腐不力。人們也忘記了中國的互聯網控制的始作俑者就是江澤民的金盾工程，該工程始於1998年，江澤民的大公子江綿恆是該項目的總負責人（我在《霧鎖中國：中共政府如何控制媒體》一書中有專章論述）；在胡錦濤時期中國的互聯網監控系統與時俱進，習近平只不過接過江胡兩代的監控遺產並在技術上發揚光大而已。

因此，這場借李克強去世之機的悼念活動，發泄不滿是悼念者的最大公約數。有人是懷念自己的美好歲月，有人則是對習近平極端不滿。這兩大類人當中，有不少是江胡時代的既得利益者，是習近平強力反腐的利益受損者。至於說李克強總理十年大才未展，其實是忘記了李克強第一任期內的施政：2015年3月「兩會」推出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不到兩年陸續夭折、「克強經濟學」指導下的金融改革（主要內容是網絡金融P2P）也在短短兩年內爆雷，，2017年底，債務總額已超過200萬億（其中不少是前任留下的），達成201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定下的「六穩」——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經濟增長目標），其中最大的就是「穩金融」，將P2P爆雷的風險努力降至最低。

真正值得一提的是李克強任內推出的《中國製造2025》，這倒真是一個為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定下方向的宏觀指導計劃，但可惜的是美國川普政府盯上了《中國製造2025》，圍繞知識產權展開對華「反間諜戰」，斬斷了「千人計劃」這隻偷盜美國知識產權的長臂。逼迫中國在2019年放棄了《中國製造2025》。但中國政府很快成立了規模為210億美元的「國家製造業轉型升級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對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術和電力裝備這三個領域、曾被《中國製造2025》計劃列為重點的10個尖端行業進行投資，目前已經初見成效。但不知是因為悼念者不太了解這個計劃，還是因為避嫌，悼念者都沒提這個計劃，懷念得最多的就是李克強曾說過「六億人月收入不到1千元」，評之為「敢於說真話」。

身居海外、高調紀念的蔡霞（@realcaixia）女士發表多條推文，很有代表性：

「團中央1980年代集聚了一批放眼當代世界、努力吸收現代政治文明理念、有抱負的年輕精英。李克強是代表人物」——這是對消失長達9年的「團派」的親切懷念。

「習李斗不是內鬥，是方向道路之斗。李克強堅持市場化方向改革，對政府依法治權，公開透明，扶持民營經濟；習近平是開歷史倒車，把大小權力都集中到中共手裡，習強調東西南北中，黨領導一切，所謂『領導』就是控制一切。李本人並不爭權奪利。「——習李之間存在「方向道路之斗」，這應該是蔡霞女士對前總理李克強的美好期待，表達了她對「好人政治」的嚮往。

在這場追悼寄情活動中，「民主法治」的嚮往不再，潛移默化成對「好人政治」的懷念。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為李克強不是溫家寶，確實從未公開談過對民主政治的嚮往，不能硬說成李克強曾希望通過政治體制改革讓中國實現民主化。因此，我同意悼念者的自我總結：「被悼念的除李克強之外，還有『團系』、『改開』和 『新三屆的政治夢想』」。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