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這十年】之六：知識分子的「自甘為奴」

習近平上台後，對知識界採取比以往更加嚴厲的打壓和鉗制，造成知識界普遍的犬儒態度。同時，也有不少知識分子轉而擁抱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為威權政府大唱讚歌。但即使在這種萬馬齊喑的局面下，仍有知識分子個體在為尊嚴和承認而堅持抗爭。

這幾年，吳強時常要拼盡全力來維護自己的尊嚴。

2020年10月，吳強和妻子從德國度假回國，在上海浦東機場被當地管理機構以疫情防控為由把他和妻子分開隔離，這引起了他的激烈反抗，「這實際上是對我個人尊嚴極大的傷害，所以我就絕食，抗議這種在疫情期間無法保持基本尊嚴的傷害。」

在吳強絕食35個小時後，管理機構才被迫接受吳強和妻子在一起隔離的要求。

知識分子的尊嚴

但吳強對尊嚴的抗爭更多時候是失敗的。今年9月10日教師節當天，作為清華大學前講師的吳強接到了北京市海淀區法院的一審判決，維持了清華大學去年對他做出的解聘決定。

這個判決距離2015年清華校方因為吳強從事香港「占中運動」等社會運動研究而將其停職已經7年有餘。吳強當時已經明白，這類研究的大門正在關閉，「比如當時的太石村事件，後來的烏坎事件等類似的公共事件，我自己在做這些國內的集體行動、集體抗議研究，發現這種研究領域本身受到了嚴格審查。」吳強提到的太石村事件和烏坎事件都是廣東鄉村因為財務或選舉等問題而引發的村民抗爭事件。

對法院的判決，吳強並不意外，他迅速在9月21日向北京第二中級法院寄出了上訴書。吳強對二審同樣不報希望，但他說，這事關尊嚴。

吳強認為，他所爭取的是清華大學對待一個有着國家事業編制的知識分子的人格尊嚴、也是個體人權的尊重，「尊嚴就是要靠國家體系來保障、來維護。」

在吳強看來，尊嚴的本質在於承認，「無論是底層人民，一個胼手胝足的勞作者，還是最高層的領導，或是中間的知識分子，或者是資本家，得到承認才是尊嚴的本質，是最重要的。」

承認的政治

但在當前的中國，敢於批評當權者，或者從事引起當權者不悅的研究的學者,往往是得不到承認的。他們常常被噤聲、停職、開除，甚至判刑、坐牢。

就在吳強曾任職的清華園，法學院教授許章潤2018年通過網絡發表《我們當下的恐懼與期待》一文，批評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把國家引向倒退，很快就被警方以涉嫌「嫖娼罪」為由帶走，並遭到清華大學開除。

類似的案例還有2013年多年批評政府鉗制言論自由的經濟學教授夏業良被北大解聘，2018年山東大學退休教授孫文廣被當地警方強迫失蹤，以及今年遭貴州大學開除的經濟學教授楊紹政被當地政府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等等。

敢言的知識分子接連遭到清算，這大大限制了他們參與公共討論的空間。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魏簡觀察到中國知識界在習近平上台後這十年所發生的變化，「在公共知識分子受到攻擊後，許多學者不得不做出一種選擇：承擔專家角色（向政府或市場提供專業知識）或退縮到校園的象牙塔中，最多只能間接參與公共事務。在過去的十年裡，由於中國對公共表達的重大限制，發揮公共作用變得越來越困難。」

這種寒蟬效應也滲透到了專業研究領域。長期從事中國民族主義研究的澳門大學榮休社會學教授郝志東在海外也感受到大陸吹過來的凜冽寒風，「明顯的變化就是我們現在都不敢跟少數民族知識分子有較多的聯繫，就是怕聯繫會給別人帶來麻煩。……2015、2016年好像還可以，2017年以後就不行了，17、18、19就越來越嚴重。」

郝志東所感覺到的2017年這個分界線，正是新疆大規模關押穆斯林少數族裔民眾開始被國際媒體關注並廣泛報道的年份。

「革命」之後的流亡

在面臨清洗的形勢下，有些知識界人士趁着外出訪學的機會展開逃亡。

2011年2月底，尚在醞釀中的「茉莉花革命」導致大批民主人士被中國政府抓捕。「茉莉花革命」後，政府開始進一步強化社會管控，同時，較多的自由派知識分子開始流亡。

當時在香港訪學的原《南方周末》新聞部主任長平，被國內朋友告知他有可能被抓捕，便決定暫不回國，目前長居德國。「茉莉花革命」期間被抓捕的原中國政法大學講師、人權律師滕彪2014年也逃亡到了美國。

滕彪告訴自由亞洲電台，「我是2014年9月來到美國，當時是接受哈佛大學的邀請來做訪問學者，當時的背景就是許志永、王功權等參與新公民運動的很多人，還包括丁家喜、趙常青等等，都被抓了。」

許志永、丁家喜、滕彪都是新公民運動的發起人，許志永和丁家喜目前還在中國的獄中。當時在香港的滕彪預估自己如果回大陸，會被再次抓捕。到美國後，滕彪打聽到自己的妻子和一個孩子都上了中國政府的黑名單，沒辦法出境，「所以在2015年，通過地下渠道，偷渡的方式，我的妻子和孩子才輾轉來到美國。」

滕彪2002年底從北大獲得法學博士學位，此後的十多年中，他一方面在高校從事法學的教研工作，一方面也做人權律師，參與推動公民社會的成長，而這十多年中大部分是胡錦濤主政的時期。

「在江、胡時期，也有一些知識分子、維權人士、異議人士等流亡海外，但與2013年之後相比，人數是非常少的，」滕彪分析說，江、胡時代對於異議知識分子、維權人士等還是有一定的空間可以做一些事情，例如新公民運動、零八憲章聯署等等。

「知識分子」的含義

知識分子的流亡在現代史上層出不窮。十月革命前後，俄國大批知識分子出走歐洲；1949年中國共產黨建政前後，胡適、張愛玲等一批知識分子脫離大陸，投奔台灣、香港或其他國家和地區。

流亡顯示出這些知識分子對政權的批判姿態，也凸顯出現代知識分子這種身份的題中之意。「知識分子」的詞源來自十九世紀俄羅斯和法國批判專制制度、維護少數族裔權益的知識分子或文人群體。在其誕生之初，「知識分子」群體表現出的特性包括身份獨立，擁有知識，拱衛良知和關懷社會等。

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大陸學界曾一度流行德國社會學家卡爾·曼海姆對知識分子的定義。「曼海姆提到free floating，就是說知識分子應該是自由漂流的，不依附於某個階級，不依附於某個政治力量或黨派，這才算是知識分子，」滕彪強調，這些特性方便知識分子對權力保持批判的立場。

他分析說，按照這個標準，今天中國多數被稱為知識分子的人並不是真正的知識分子，「因為他們沒有體制上、經濟上的獨立，也沒有精神上、思想上和知識上的獨立。所有的大學、研究機構都是中共控制，他們為了飯碗而不敢獨立地發表見解。」

但這種對知識分子的定義是可以爭議的。魏簡教授認為，對知識分子的定義需要判定作為前提的學術傳統，「對現實主義者來說，比如葛蘭西，知識分子只是為當權者生產知識的人。在道德主義傳統中，有資格成為知識分子意味着要達到某種道德標準。」他強調，中國並不缺乏願意為國家或市場生產知識的專家。

若借鑑魏簡的這種兩分法，在今天的中國，象滕彪、吳強這樣道德主義傳統下的知識分子顯然已大為邊緣化，而「為當權者生產知識」的專家則占據着學術職位、社會資源的要津。

國家主義的「投名狀」

滕彪在北大法學院的學長、北大法學教授強世功去年被任命為北京大學社會科學部部長，負責整個北大的人文社會科學科研管理工作。強世功在2015年的一篇文章中曾論述，作為不成文憲法的形式，中共黨章是中國憲法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這個論斷被外界概括為「黨章即憲法。」

但強世功在學界更為有名的是作為德國法學家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在中國的推介人。在二十世紀初葉，施密特一方面對自由主義和現代性的弊端提出了批判，一方面又為德國納粹黨提供理論支持，被稱為納粹的「桂冠法學家」。從九十年代末到2000年代初，通過劉小楓、強世功等人的著作，施密特的學說在中國學界一度風靡。

據美國《紐約時報》報道，同為北大法學院教授的陳端洪2018年在一份提交給中共決策層的研究報告中，為在香港頒布國安法提供論證，他在其中引用了施密特的理論，並指出，「國家的存在是第一位的，憲法、法律必須服務於這個根本目的。」

對於強世功、陳端洪等人擁抱施密特學說所標誌的國家主義，澳門大學榮休教授郝志東認為，這些「知識分子」自身可能是相信這種主張的，「這些人也是在這種意識形態下長大的，……他們的思路基本上是延續原來的思路，因為文革這個東西從來沒有被追根溯源，階級鬥爭的東西從來就沒有被徹底否定過。」

但強世功也曾推崇過自由主義。強世功曾在2000年的《中國圖書商報》上發表文章《哈耶克使自由成為一門科學》，盛讚哈耶克對自由主義論述做出的貢獻。

「2004年，他（強世功）用施密特的理論來分析烏克蘭的顏色革命。在我印象中，那篇文章就是他公開的思想轉向的代表，」滕彪分析說，強世功的轉向背後有利益的牽扯，這篇談烏克蘭的文章就像是強世功遞出的「投名狀」，不久之後強世功就進入了香港中聯辦工作。記者在強世功的北大網頁上看到，強世功在2004至2008年期間擔任香港中聯辦研究部和法律部調研人員。

強世功沒有回覆自由亞洲電台記者的採訪郵件。

有機知識分子

在國家主義的籠罩下，近十年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中還出現了民族主義思潮的高漲。

2019年，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金燦榮在一次公開講話中對台海局勢表態說，「我們要進攻台灣像玩兒似的，現在消滅台灣20萬軍隊一點問題都沒有。只不過是一點代價，道德代價；21世紀了，還打那麼多人。我可以告訴你，台軍20萬人，在我軍面前就是一堆肉，是沒有意義的。」

郝志東教授分析說，這種論斷反映出這些學者真正的認識，「就是拿殺人、死人根本就不當一回事，他們就沒有這種概念，……他覺得這種事情就跟捏死一個螞蟻一樣。他就是沒有人權的概念。」

對台海問題強硬表態，在中美關係上極力反美等成了一些「知識分子」的標誌。包括金燦榮在內，復旦大學的張維為、陳平，《環球時報》前總編胡錫進，以及曾任福州大學台研所所長的李毅等五人因其極端的民族主義立場和在社媒上高調的作風，被輿論借用武林高手的「五絕」諷喻為民族主義的「五絕」。

2021年5月底，復旦大學教授張維為甚至走進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為包括習近平在內的中國最高決策者講解如何在國際社會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並提出工作建議。

對於這些以學者身份出場、但與政府立場緊密捆綁在一起的人，有輿論稱其為「有機知識分子。」「有機知識分子」的論斷是意大利共產黨創始人之一、馬克思主義學者安東尼奧·葛蘭西受文藝復興時期的政治學家馬基雅維利啟發，在二十世紀初葉提出的。他認為，​​作為「現代君主」的革命政黨是一種歷史的力量，知識分子基於與所屬階級(政黨)和人民群眾的有機聯繫，可以成為他們的「代言人」。

從中國學術網站「知網」的搜索結果可知，過去十多年，幾乎每年都有學術文章從肯定的角度反覆討論「有機知識分子」對當下中國的意義。郝志東則分析說，在國家主義、民族主義旗幟下，有機知識分子與當權者之間存在複雜的相互關係，「他（張維為）去政治局講課，證明政治局還是蠻器重他的，否則不會請他去講課啊。換句話說，他肯定對國家領導人的決策是有影響的，但這種關係到底是誰影響誰？」郝志東坦承，他還在繼續觀察這種關係，但他強調，關鍵可能還是當權者，「領導想什麼，有個什麼主意，就讓你來跟我講，強化我的觀念。」

「自甘為奴」

除了權力之外，影響中國知識分子立場的可能還包含市場、金錢等因素。司馬南、李毅和金燦榮等「愛國大V」們的背後是饒謹擔任董事長的四月傳媒幾十人的團隊在社媒上推波助瀾，收割流量經濟。

吳強認為，過去十年，中國知識分子在被馴服後開始轉向，「（知識分子）在壓力、金錢、市場等誘惑之下，出現一種集體的轉向。這種轉向需要伴隨人對尊嚴的認識上的變化，伴隨人格的變化，需要伴隨一种放棄，就是一種自願為奴的心理。」

除了前述那些遊走在學界與輿論市場交界處的「風雲人物」之外，學術象牙塔里的知識分子也在被迫或主動迎合外在的壓力或誘惑。

滕彪介紹說，「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他們就不敢說話，但還有很多知識分子不但不敢去批評現有的體制、不公平的現象，而且去加入『歌德派』，對官方歌功頌德。」

2017年末，中共十九大剛剛將習近平的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黨章，中國人民大學等至少二十所高校就先後成立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2021年底，中共十九大六中全會才落幕，北京大學就接連成立四個以「習近平思想」為名的研究中心。

對於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犬儒化趨勢，滕彪認為，這會導致對整個社會的傷害，，「它對一個民族知識的積累，文化的傳承，包括精神的獨立，都是一種毀滅性的影響。」

與此同時，從道德主義的傳統看，知識分子也正在失去其獨立於權力的角色，「中國知識分子、中國民眾的犬儒化，缺少獨立人格、缺少批判精神，既是專制極權帶來的結果，同時也是維護極權的重要力量。」

尋求解放的空間

知識分子群體在道德立場上的退縮也給中國社會留下了一些真空。而這個真空正在被其他人填補。

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魏簡2019年出版著作《在人民之間》，描繪並分析了1990年代至2015年在中國出現的民間知識分子。這是指的自由作家、民間史家、獨立導演、維權律師、記者等不同主體形成的網絡。他們反抗政府的壓迫，改變了中國的公共文化以及身為知識分子的意義。

魏簡認為，民間知識分子的崛起部分滿足了外界對知識分子群體的期待，「在中國，自從2004年左右發生了一場關於 『公共知識分子』的爭論後，知識分子的傳統角色就受到了國家和公眾的批評。他們被指責，只有為自己的利益說話，或為商業甚至外國利益說話。民間知識分子的出現或重新出現是對這種批評的回應，是將知識分子與社會的具體經驗重新聯繫起來的一種方式。」

身在北京的吳強則按照自己的方式在堅持知識分子的職守。在被中國現存的學術體制排除後，吳強已經很難在國內發表學術作品。但他卻感覺自己意外地獲得了某種「解放」，「我在國際媒體上更多地發表了評論，我在個人專著的研究和撰寫方面接受了各種獨立機構的邀請和資助，……一定程度上我是從這種嚴格的審查中擺脫了出來。」

吳強認為這種解放並不是偶發的，「這種解放並不是只會發生在我個人身上，而是憑藉勇氣、能力和專業性可以達到的，還有國際社會和國內殘存的公民社會的重視和支持，這是一種共生的關係。」

吳強強調，在中國威權體制殘存的言論空間中，他所堅持的政治學觀察和評論成為了社會稀缺的反饋，艱難贏得了當權者的承認。他說，為承認而鬥爭正是現代性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