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霞：寫在李克強周年忌日

去年的10月27日，前總理李克強突然去世的噩耗傳出，全國民眾都被震動了。人們清楚地記得八月底李克強在敦煌參觀莫高窟時神采奕奕地向民眾們揮手致意，李總理矯健的步伐、燦爛的笑容，在位時繁忙勞累的疲憊神態一掃而空。誰能料想那竟是人們最後一次見到李克強？！那些天裡，全國各地上百萬民眾自發悼念李克強，整個中國大地被覆蓋在民間的巨大悲痛情緒之中。相比之下，中共黨當局對李克強去世的原因語焉不詳，遺體告別儀式又搞得神秘鬼祟，引發人們無數猜疑，更如巨大的陰影籠罩在中國民眾的心頭。一年來，民間對李克強的懷念之情未減分毫，中共黨高層的懼怕與緊張也未減分毫。剛進入十月初，中共就提前取消了一些地方原定於十月舉行的體育活動，儘管這些活動原本與李克強去世並不相干，甚至組織方壓根兒就沒想到與李克強忌日有何關聯。然而，中共當局就是這樣的如驚弓之鳥草木皆兵。這真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筆者以為，連李克強——曾經的中共中央二號人物、官至正國級的大國總理——都能這樣死的不明不白，那中共黨的幾百萬大小幹部就更不在話下了，上頭要想滅了誰就能讓誰人間消失。筆者曾經數十年與中共黨內各級幹部打交道，也曾經歷過見識過」黨管幹部「的種種作法，深感李克強悲劇是中共黨幾百萬幹部難以擺脫的宿命。

「黨管幹部」這四個字，一般都理解為中共黨壟斷精英職位的提拔任用人事大權。這固然不錯，但絕不僅僅是「任用提拔」，實際上是由黨主宰幹部的一切，乃至決定幹部的人生命運。下面僅舉幾點略作說明。

首先，幹部作為「廉價勞動力」，只有幹活的份沒有正常休息的權利，導致嚴重損害身心健康。

還從李克強講起。2002年全黨正在執行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思想，李克強時任河南省省長，河南省委書記是陳奎元。領導幹部要擺出政治正確姿態，就拿下級幹部當「長工」。陳奎元用「人海戰術」執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從省市縣政府機關抽調大批幹部下到村里「蹲點」。第一年全省抽出約3萬多人，第二年要抽更多的人下去。大量抽人影響到政府部門的正常運轉，作為省長的李克強自然有不同意見，省長與省委書記之間矛盾因而尖銳起來。省委書記提出口號「抽硬人（「硬人」指能力強、能幹事的人）；硬抽人（指強制抽人）」，並在一次省委常委會上指桑罵槐地罵了一頓李克強。在省這一級，省委書記就是」黨「，李克強只能無奈地服從。

強調黨的「需要」不顧損害人的權利，在2006年「保持黨員先進性」的學習運動中被推向高潮。那時中共全黨流行「白加黑、五加二」。所謂「白加黑」，就是白天正常上班，夜間繼續加班；所謂「五加二」，就是一周五個工作日再加周末兩天上班。幹部經常幾個月白天黑夜連軸轉而不得休息，這種長時間超負荷的疲勞戰，極大地損害幹部的身心健康，黨內有一些幹部因過度勞累而死在工作崗位上，這類「過勞死」幹部又常被報刊作為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優秀典型而報道。儘管如此，黨內沒人敢公開抗議這種侵犯人權的作法，許多人默默忍受以至超出生理心理承受的極限，一方面不少幹部得了包括癌症在內的多種嚴重疾病，另一方面導致幹部自殺事件不斷發生。2004年以後每年幹部自殺在10人以內；2009至2010年幹部自殺數字明顯上升。據不完全統計，那個兩年間約有20多名幹部自殺，由此引起胡錦濤的重視。

筆者曾在2010年的9、10月間接到過胡錦濤辦公室電話，說「總書記對幹部自殺問題很關注，總書記辦公室人員想就此向我做些諮詢。」筆者當時認為，主要原因之一在於基層幹部長期超負荷工作，因身心俱疲而引發嚴重「抑鬱症」所導致，不少幹部心理壓力巨大乃至陷入精神困境，又不能及時得到心理關懷和心理疏導，最終一死了之。

其次，把「從嚴治黨」理解為可以不經程序地隨時撤職查辦幹部，不少基層幹部惶惶驚恐不可終日。

2000年後黨內提出反貪腐，必須監督幹部的「八小時之外」。黨的紀檢部門要求幹部手機24小時開機，無論白天黑夜隨時接受抽查，做到「鈴響必接」，如有延誤先撤後查。曾見一報紙報道說，有些地方紀檢委做法極端，幹部夜間在家洗澡時晚了幾分鐘接電話就被撤職。又如，連續長時間的「白加黑、五加二」，使得一些幹部極度疲勞，開會打瞌睡現象時有發生，怎麼處置則取決於領導官員的脾氣甚至當時的心情。一些地方報紙曾把領導官員怒火中燒，當場宣布凡開會睡覺的幹部一律撤職查辦作為從嚴治黨的生動事例加以渲染報道。一般說來，越到基層幹部越是位卑人輕，上級領導處置懲罰幹部越可能帶有隨意性，這導致基層幹部的回應具有兩極性：或者爭相拍馬迎奉，甚至有幹部因官場應酬陪同上級官員喝酒過量而猝然死亡，或者報復性反殺領導官員。然而，這類惡性案件往往會被嚴密遮掩而不許公開。至於一出事故，「不問三七二十一」先宣布撤職查辦幹部，以便於撫平民眾情緒的作法，更是地方黨組織的基本工作套路。

第三，幹部成為黨內權斗的替罪羔羊與犧牲品

中共黨並非是具有現代政治文明素養的政黨，本質上它是具有濃烈政治色彩、依靠槍桿子起家、骨子裡帶着江湖幫會基因的政治集團，不存在西方國家政黨內部因政策主張的不同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派別，黨內有的是以利益為基礎、以個人依附關係為紐帶的幫、派、山頭。不僅幹部的提拔升遷常常受各種複雜的人為因素作用而呈現「逆淘汰」規律；而且黨內人際關係的冷漠無情、勾心鬥角與相互傾軋，也常使正派幹部齒冷心寒。更為可怕的是，「成王敗寇」是黨內頂層大佬權力爭鬥的底層邏輯，贏的一方不僅權位通吃而且雞犬升天，敗的一方不僅大佬本人鋃鐺入獄，而且常常禍及大佬下屬被血腥清洗，直接改變下屬幹部的人生命運。2012年以後以反腐敗為名清除異己的黨內惡鬥，使得中共官場人人自危，幹部非正常死亡人數明顯上升。

幹部的非正常死亡大凡有兩種類型：他殺（包括脅迫自殺）或自殺。他殺或脅迫自殺的，常常掩蓋着黨內不可告人的權力場秘密。有些貪腐案是團伙作案，查出一個可能帶出一串，因此被反腐敗追到的線索牽涉人就用自殺為家人保住貪腐錢財。更重要的是，線索牽涉人還可能以自殺保護貪腐鏈條上的同僚和更高級別的官員，以此換取他們今後對自殺者家人的照應與庇護。上述這類的中共幹部非正常死亡究竟有多少，外部至今仍無法獲得確切數字。

幹部自殺也與中共黨的紀檢部門法外執法有關。由於紀檢部門是法外「執法」機關，事實上不受國家法律制約，被秘密拘押秘密審訊者的一切權利都被剝奪。他們不能聘請律師、不能獲得家人探視，得不到任何人權保護；他們被秘密拘押後，審訊者首先對他們發起的強大心理攻擊，力圖摧毀他們的精神防線；同時他們被剝奪正常的睡眠、喝水、上廁所等基本生理需求，他們連續數天被捆綁固定身體姿勢於鐵/木座位上，造成臀部、腿部、背部皮膚嚴重潰爛。他們還被人為攪亂人體生物鐘節律，拘押住處清除掉一切能標識時間流逝的物品裝置，而用數千瓦強光24小時直射人眼，使人完全無法辨認白天黑夜；除了審訊，他們絕不被允許講話發出聲響，有些長期單獨關押者釋放後竟然喪失了正常的語言對話功能。紀檢部門對被拘押者施行的暴力逼供，經常是外表看不出毆打傷痕，而內里傷害極為嚴重。筆者曾看過一個基層幹部痛苦回述被「雙規審查」的視頻。這位基層幹部本人無貪腐，卻被紀檢委「雙規」拘押，要求他「配合調查」，交代他的領導的「違法亂紀」行為。他被關押數月，期間遭受極為驚悚陰毒的酷刑，以致於釋放一年多後回述那段遭遇時，依舊控制不住地渾身顫抖，痛哭流涕，泣不成聲。這類的傳聞在黨內已非鮮見，有些幹部對被紀檢委帶走極為恐懼，一旦他們被紀檢部門談話或聽到某種風聲，他們就會用各種方式自我了結。在黨內殘酷的內鬥中，據不完全統計，2012-2018年中共幹部自殺277人，自殺幹部的職級從省軍級到基層鄉科級。

由此工作在中南海里的幹部都知道，在那樣的環境中，保護自己安全生存的訣竅是「不問對錯，只看站邊」。依次類推，地方省市各級黨內，大小幹部都有「選邊站」的問題。一旦站錯邊，他們就可能招來殺身之禍。習近平上台後的黨內大清洗，尤其充分地體現出這一點來。

出於對黨內大清洗的極度恐怖，許多幹部想法設法自保平安

他們的基本作法有兩點：一是「不作為」，二是逃離體制。

所謂「不作為」，是指黨內幹部謹慎應對上級各項規定要求，以「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為藉口，只做上級的「規定動作」，不做任何「自選動作」，以免出錯追責而牽出陳年舊賬。以致於「以會議貫徹會議，以文件落實文件」，所有工作都有台賬記錄「留痕」的種種形式主義作法風行一時。

十八大後黨內的種種「不作為」，也就是後來普遍流行的說法——「躺平」，自2014年起。筆者以為，幹部不作為不是抵抗中央，而是為了自保平安。黨內高層指責幹部以前「胡作為、亂作為」，2014年以後是「不作為」，高層曾經想法設想鼓勵幹部「大膽工作」，包括出台文件祭出「不追責」的「免死牌」等激勵措施，但收效甚微，全黨幹部依舊消極應付。

二是逃離體制。黨內的高壓恐怖使不少幹部萌生退意另尋出路。近些年來，有的提出辭職，有的申請退休，還有相當一部分幹部選擇退休後出國與子女一起生活。所有這些變相逃離體制的種種理由，說到底是給自己尋一個自保平安的退路。然而，上船容易下船難，習近平的「倒查二十年」，使得一些幹部即便辭職即便退休也不得安生；收繳護照，嚴格控制出國出境，使得退休幹部安享天倫之樂歡度晚年的願望幾成黃粱一夢。換句話說，習近平將全黨幾百萬幹部、9000萬黨員牢牢綁架在「黨組織」的羅網之中，誰都不許跳船。

當下的中國，經濟衰敗如自由落體般墮墜，民生艱困而翻轉無計，社會失序而亂世逼近。當此中共政權風雨飄搖之際，」生，還是死」？「哈姆雷特式」詰問擺在中共幹部每個人面前。想想李克強，官至正國級依舊難逃劫命之災，幾百萬中共幹部如何自我救贖？是被宿命牽着走，還是將命運之韁握在自己手裡？

人生與歷史的緊要關頭，往往就是一個選擇和那麼幾步。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