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女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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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9月，蔣介石的幕僚，有”文膽”之稱的陳布雷在萬般糾結中給蔣寫了一封簡訊：女兒、女婿因”共黨嫌疑”自北平解抵南京，該當何罪，任憑發落，沒口無言。

陳布雷最小的女兒陳璉和父親很不相同，她早在1939年就已經成為地下黨。因為父親是蔣介石身邊紅人，她被組織看重，在抗戰中被送到重慶的讀書，其後又到北平潛伏。她和丈夫袁永熙一起，在北平的國民黨達官貴人的圈子內混跡，提供了很多的一手情報。被軍統盯上後，一度命在旦夕。這才有了陳布雷寫信向蔣求情的事情。

陳布雷作為典型的傳統文人，生性孤傲，一輩子都感激蔣的知遇之恩。這次自己打臉的求情，若不是萬般無奈，斷不會開口。蔣介石也沒有多說，網開一面，放過了陳璉夫妻。1948年11月，在國民黨全線的潰敗中，作為幕僚的陳布雷羞愧難當，在煎熬中用自殺做了了結。

1949年後，陳璉任共青團少年兒童部部長。但曾經的潛伏身份很快就成了噩夢的開始，夫妻倆雙雙接受審查。時任清華大學黨委第一書記的丈夫1956年被劃為右派，開除了黨籍和公職，下放勞改。在壓力下，陳璉被迫離婚。但厄運並未終結，文革開始後，她的家世沒有逃過審查，被批為叛徒。1967年11月，百口莫辯的陳璉在上海跳樓自殺。因為”畏罪自殺”，死後被開除了黨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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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在重慶南開中學讀書的年僅17歲的傅冬菊秘密加入了地下黨青年組織”號角社”。1946年夏天，傅冬菊從西南聯大畢業，在組織的安排下，來到天津大公報社擔任副刊編輯。她主要的任務，就是經常回北平”看望父親”——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

傅冬菊利用父親對自己的信任，親自竊取了大量軍事情報，通過設在天津黃家花園的”華北剿總”辦事處，秘傳給組織，喪失主動權的傅作義的軍事行動屢屢失敗，百思不得其解。

即便如此，在困局之中，華北戰場局勢並不明了。傅作義手下仍有多達60萬兵力，占據著華北主要城市據點。傅作為百戰之將，對於和談原本並不積極。如果作困獸之鬥，結局未可知。此間傅冬菊作為中間人，運作了大量私下遊說，徹底動搖了傅作義的決心，最終促成了投誠。傅作義自始至終都以為女兒只不過是受託的中間人，從未想到是地下黨。

此後，傅冬菊被安排在人民日報工作。在”文革”期間，傅冬菊也被當作”階級異己分子”給揪出來，並且受到了殘酷的批鬥，被帶上了”反黨”的帽子。她去找身為水利部部長的父親求情。而同樣被批鬥，甚至連親弟弟餓死在夾邊溝都無法拯救的傅作義極為冷淡，對她說：”從今往後，你不要再來了。”

晚年的傅冬菊生活窘迫，微薄的退休金幾乎讓她看不起病，住不起院。在房改中需要個人將公房買下來，而這象徵性的不多的錢，她都拿不出。她在2007因病去世前曾說，她慢慢的可以理解父親當年很多想法，但已經為時太晚。

3

顧高地出生於江蘇無錫一個望族世家，上海大同大學畢業後，投身革命參加北伐，曾任淞滬警備司令部少校兼19路軍蔡廷鍇將軍秘書、中校參謀，參加了淞滬抗戰；抗日戰爭中任國民黨軍委會國際問題研究所京滬區少將主任。在此期間，顧高地接受了潘漢年的策反，與上海地下黨組織建立聯繫，提供了許多情報，為掩護中共地下電台的活動立下了汗馬功勞。

1955年，”潘漢年案”發酵，身份特殊的顧高地被株連逮捕，1958年被判刑20年，發配青海勞改。

顧高地有一子一女，女兒顧聖嬰從小學習音樂，在鋼琴方面天賦異稟，1954年年僅17歲就進入上海交響樂團擔任獨奏，1956年入中央音樂學院，後去莫斯科深造。顧聖嬰在1957年參加第六屆世界青年節鋼琴比賽就榮獲金質獎章，1958年又在日內瓦第十四屆國際音樂比賽獲女子鋼琴賽最高獎，1964年在比利時伊莉莎白王太后國際鋼琴比賽中折桂……可謂名震世界樂壇。可以說遠比後來享譽樂壇傅聰還要有成就，是極為罕見的天才型音樂家。

但這位醉心音樂、不諳政治的姑娘因為父親的牽連，備受折磨。母親失去了工作，弟弟罹患重病，家庭的重擔壓得這個姑娘難以喘息。文革中她被誣”裡通外國”，又因是”歷史反革命子女”，受盡迫害。1967年1月31日顧聖嬰在上海交響樂團批鬥會上慘遭羞辱，這個音樂聖女再也無以支撐，當年回家後母親弟弟商量後，全家開煤氣平靜自殺。年僅29歲。

1975年顧高地被釋放後才得知家庭的悲劇。但他領到的家人的骨灰盒全是空的，屍骨無存。晚年孤苦伶仃的他養了三隻貓，在女兒留下的鋼琴聲中鬱鬱而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