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天之下、率土之濱，都是中共的勢力範圍？

西方政商精英，皆入吾彀中

澳大利亞學者、公共知識分子克萊夫·漢密爾頓在出版了研究中共滲透西方的專著《無聲的入侵》之後，又與長期研究中共大外宣問題的學者馬曉月合作完成了《黑手：揭穿中國共產黨如何改造世界》一書。頗有諷刺意味的是，在憲法保障言論自由、學術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西方，此類著作的寫作與出版卻面臨愈來愈大的、有形無形的壓力。中共的滲透無遠弗屆，讓多家出版社知難而退；中共更是利用西方左派標榜的「政治正確」，將此類研究扣上「種族歧視」的帽子，而吹捧中共的言論卻暢通無阻。 這兩位學者在著述和出版過程中，親身體驗到種種困境和阻礙，他們沒有屈服，如聖經中的大衛一樣勇敢迎戰似乎力大無窮的巨人歌利亞，他們深知，中國雖然是巨人，卻是泥足巨人。

《黑手》一書結合了詳盡的素材與獨特的洞見，揭穿中國共產黨試圖顛覆世界、一統天下的計劃，以及中共政權對民主自由世界所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威脅——這一威脅超過了納粹德國、軍國主義日本及蘇聯東歐共產黨集團。《民主期刊》評論說：「我們應該感謝兩位作者的勇氣，把自由世界的民主國家從面對中國共產黨的自滿以及不了解當中給戳醒。」兩位作者指出：「當前的情勢突顯了我們在《黑手》中的主張——與中共統治下的中國進行鬥爭，乃是一場理念的鬥爭。這個世界已陷入意識形態的競爭。一邊是坐擁龐大經濟實力的一黨專政體制，另一邊是把自由視為理所當然的民主國家所組成的鬆散聯盟。」

本書指出，中國透過與西方國家、全球南方國家等對象間的關係，建立各國中央和地方政府首長、民意代表、非政府部門與中國的「友好」，加上政治獻金、境外代理人等策略，得以漸進地影響各國朝野對中國的態度。各國企業、媒體、大學、學術機構、智庫、文化交流，乃至國際組織，越來越向中國卑躬屈膝。比如，歐洲議會有一個「歐中友好小組」，英國有一個「四十八家集團」，加拿大前駐華大使麥家廉幫北京政府講話而非捍衛加拿大的利益，瑞典駐華大使林戴安助紂為虐、替中國擺平身為瑞典公民的中國良心犯的家人，曾在美國多屆政府擔任要職的趙小蘭拒絕承認中國對美國造成任何威脅，美國億萬富翁、前紐約市長及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彭博公然宣稱「習近平不是獨裁者」，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在中美關係處於最低潮時高調訪問中國並與習近平相談甚歡…… 此類例子不勝枚舉。在川普執政之前的數十年間，「幾乎所有華府人士及其他重量級人士都相信『中國和平崛起』的口號和『建設性交往』的價值」。

中共對付西方的手段不是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而是赤裸裸的功利主義，也就是金元外交。 中國的手段很簡單，軟硬兼施、恩威並施，聽話就有糖吃，不聽話就吃板子。既然中國有金山銀山，西方政治、經濟領域的精英紛紛趨利避害，成為中國的裙下臣。各國總統、總理的家族，大都在中國有龐大的生意，由此中國將這些人牢牢掌控在手中。中國史書中有「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典故。 典出五代時王定保的《唐摭言》：「（唐太宗）私幸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彀，是弓箭；彀中，指箭能射及的範圍，比喻牢籠、圈套。西方世界的政治領袖和億萬富豪，爭先恐後地淪為中共的囊中物，直到川普政府斷然扭轉對華政策。本書作者對川普有很多批評，但誠實地承認這一事實：「他是第一個挺身反制中國影響力的美國總統。」

全球媒體，都來姓黨

中國對西方的滲透，媒體是一個重災區。經濟學者何清漣早在二十一世紀初就對此議題展開研究，她發現，中國用重金購買外國媒體版面，甚至直接在國外設立據點喬裝成「外國媒體」報道中國新聞。但其研究報告被一家著名人權機構封存八年之後，才以《紅色滲透》為名在台灣出版。出版後居然被台灣的旺中集團告上法庭，而作者引用的全部是公開資料，這些資料足以證明旺中集團確實是「紅媒」。

二零二三年春，台灣知名媒體人簡余晏也出版了《入侵編輯台》一書，書中指出，時至今日，中國在台灣的媒體領域完全建立掌控的系統，透過這套機制推播有利中共的訊息，建立媒體的「產銷生態控制」。一位廣播人透露，中方是透過「台灣代理人」來電台聯繫，資金經中間人無違法之虞，經費充裕所以節目做得精緻，甚至直接招待台灣青年去福建遊樂參訪。中國透過生意、補助、金錢遊戲影響媒體老闆，傳媒生態鏈則從代理人到現在可直接指揮，甚至記者主動配合噤聲。進一步，通過網紅直播贊助資金，只要內容傾中就有聲量與收入。中國利用民主社會的便利多元，以此干預新聞自由。作者舉例指出，在共軍單日出動九十一架次軍機擾台的二零二三年四月這一天，竟有多家台灣媒體採用中國官媒《央視》的內容角度來報道此新聞。

《黑手》一書中也分析了中共在海外實施宣傳戰的諸多方式：比如，所謂「借船出海」，典型的例子是給西方主流報刊如《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等巨額廣告費，將其宣傳品——《中國日報》出版的特刊《中國觀察》——像廣告那樣夾在正刊中傳播。所謂「買船出海」，比如通過香港商人買下美國雜誌《福布斯》，然後停掉經常撰寫批評中國文章的專欄；又比如馬雲買下香港老牌媒體《南華早報》之後，該報紙的獨立性逐漸喪失，很多採編人員被迫離職。作者指出，在北京高度指揮之下，幾乎所有西方國家的中文媒體都受中共直接或有效控制。中共出錢出人組建「世界華文大眾傳媒協會」，有超過一百六十家海外中文媒體參加，這些媒體的老闆和高管經常被邀請到中國享受紅地毯、警車開道、五星級酒店和山珍海味等高規格接待，並接受中國使館的補助。

最為可怕的，是西方主流媒體在報道中國議題時，逐漸開始自我審查——無論是納粹德國還是共產蘇俄，都不可能對西方主流媒體指手畫腳，中國卻成功做到這一點。彭博社封殺記者傅才德對習近平家族財富的調查報道，與此同時，該媒體卻對美國總統做出最尖銳批評。這一對比耐人尋味。 擁有更大影響力的社交媒體更是如此，臉書老闆的扎克伯格試圖討好中國，在辦公室擺上習近平的著作；推特老闆馬斯克的特斯拉電動車在中國生產和銷售，多次發表諂媚中國的講話。在臉書、推特、油管等平台上，若談及六四、藏獨、疆獨、港獨、台獨等議題，都可能「被黃標」，導致不易觸及受眾，更遑論盈利。用戶無不小心翼翼，率先自我審查。只有少數知名人物在受到言論審查和管制後奮起反擊，形成輿論壓力，讓巨無霸企業暫時退讓。居住在德國的異議作家廖亦武，因在臉書上發表一張西藏僧人自焚抗議的照片，被臉書封號，遂在傳統媒體撰文抗議，得到各界人士聲援，臉書罕見地收回處罰。

當全球媒體姓黨之時，也就是奧威爾的《一九八四》成為冷酷荒涼的現實之際。現在反擊，亡羊補牢未為晚也; 若繼續開門揖盜，就是坐以待斃。

大學與智庫，分食殘羹冷炙？

大學與智庫，是西方現代文明的基石，是為國家發展戰略提供方向的重鎮。而學術自由是現代大學和智庫的生命。 德國教育家洪堡指出：「高等學術機構是學術的頂峰……其全體成員必須服膺於純科學的觀念。因此，在這一圈子中，孤獨和自由便成為支配性原則。」柏林大學第一任校長、哲學家費希特在《論學術自由唯一可能遇到的干擾》一文中論述了學術自由的核心精神：「這所大學的教學和科研以追求真理為主旨……這所大學是以國家和民族的長遠利益，以人類進步和人的完善發展，以自由探索真理為辦學的主旨。」

然而，「人權觀察」在一份調查報告中指出，世界上許多與中國政府有關聯的學院和大學，或是有大量中國學生的高等學府，都沒有準備好系統地解決極權中國對學術自由的威脅。有些中國學生在課堂上的發言導致他們在國內的家人受到威脅。有些中國學者詳細說明中國官員如何在海外直接威脅他們，使他們不敢在課堂或其他場合批評中國政府。還有人述說中國學生在課堂上保持沉默，因為害怕發言被其他中國學生記錄下來，向中國當局打小報告。一位在美留學的中國學生總結他對課堂監控的擔憂說：「這不是一個自由的空間。」與此同時，隨着一些美國大學與中國大學的合作，在中國境內開分校也成為棘手問題。美國高等學府為了躋身中國教育市場而不惜自我審查，對某些歷史、文化和所謂「敏感」話題避而不談。紐約大學為了讓在上海的分校順利運作，提前終止流亡人權活動家陳光誠的訪問學者計劃。紐約大學上海分校的學生都要上毛澤東思想等必修的政治課程——紐約大學校方對此熟視無睹。喬治·梅森大學國家安全研究所在一份報告指出，中國滲透西方大學的手段包括通過讓特務學生和學者進入西方校園、為留學生提供學費、使用外國研究發展軍民融合科技、雇用頂級外國專家、利用學術外交打造軟實力、以及利用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對中國學生的意識形態進行監控。

《黑手》一書的兩位作者，一一梳理了中國對西方大學和智庫的種種滲透手段。他們發現，研究中國議題的各國學者，如未能幫助「講好中國故事」，面臨的恐怕是各種威嚇、脅迫，或直接拿不到簽證，根本進不了中國。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林培瑞因批評中共發動「六四」屠殺，「六四」之後三十多年都得不到去中國的簽證。國際學術合作上最著名爭議之一便是孔子學院。這個機構表面上教授中文、推廣中國文化，實際上卻是宣揚中國模式和中國專制主義，它如同一處法外之地，明目張胆地實施學術審查、打壓言論自由。書中還點名批評布魯金斯研究所這個美國最大、最知名的智庫，它自稱不分黨派，不同政治立場的人都仰賴其研究成果，實際上明顯傾向左派並親中。其中國研究的經費來自一位知名的「中國之友」、前高盛總裁約翰·桑頓。此人也是香港絲路金融公司董事長，該公司專門幫中資進入「一帶一路」國家。由於他對中國做出的貢獻，曾獲頒中國政府給外國人的最高榮譽「友誼獎」。

紅頂商人沈棟在《紅色賭盤》一書中也披露了他如何打入西方一流智庫和大學，與西方學術界交往，影響他們對中國的看法。他與前妻段偉紅是溫家寶家族的白手套，因與孫政才關係密切而被習近平整肅，段偉紅於二零一七年被秘密逮捕後下落不明，身在海外的沈棟出書揭露部分內幕。 沈棟在書中透露，二零零三年，他被一位身兼商業夥伴、作家和政府顧問的朋友拉莫（《北京共識》的作者，著名洋五毛）介紹加入阿彭斯研究所，並利用阿彭斯研究所亨利·克朗學人的身份，認識哈佛大學教授邁可·桑德爾（紅得發紫的左派學者），然後向哈佛大學捐獻數百萬美元，設立獎學金，資助研究中國歷史、社會學和政治學的研究生。由此，他與段偉紅成為第一對捐贈哈佛大學的中國商人夫婦。 溫家寶家族及中共的髒錢通過此一渠道染紅了哈佛大學。 十多年後，段偉紅被捕，哈佛大學一直對此沉默似金。哈佛大學等常青藤名校也成為技術流失的重災區，哈佛大學已有多名教授因向中國出賣技術而被捕並被判有罪。

海外華人是中共牽線的風箏？

作家哈金寫過一首詩：「多少年來我四處流浪，/像一隻風箏，從你手上掙脫/那根靈活的線。 /無數次我的翅膀折斷，/被雨水浸蝕，被風吹垮。然而，我仍然直衝浮雲，/尋找一個面孔，以把我腦海中的火花/變成燦爛的詩行。/我懷着一顆沸騰的心在空中/飛翔，追逐一片壯美的迷霧。」哈金本人奮力掙脫那根線以及拉着那根線的人，飛向至高的天際，擁有了求完整的自由。

但是，大部分海外華人卻安於做風箏的命運，願意與拉着那根線的主人建立某種利益共同體關係。他們離開了中國，從未考慮過回中國定居，卻將中國當做一處淘金的風水寶地，他們的鄉愁是半真半假的，他們需要的是衣錦還鄉的感覺，這種感覺只有中國政府才能給予。因為中國有發財的機會，他們對中國的「忠誠」超過對移居國的忠誠。如果說海外華人是對移居國最少忠誠度的少數族裔，這種說法可能會被扣上以種族來劃線的帽子，但毋庸諱言，海外華人中的親共的乃至甘當中共走狗、間諜、辯護者的名流賢達比比皆是，其比例遠遠高於其他族裔。移居美國的越南裔，普遍對越共政權深惡痛絕，但移居美國的中國裔人士，卻有很多人心甘情願地充當中共政權的馬前卒，甚至當年拿六四綠卡（也是血卡）留在美國定居的人也是如此。

《黑手》一書指出，全世界約有五千萬到六千萬華人，相當於英國的人口數。中國的統戰工作原本是以中國國內非共產黨組織和群體為對象，最近三十多年，其工作範疇已擴大到海外華人社群。 從事這一工作的，除了駐外使館，還有統戰部、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中國人民政協協商會議、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等形形色色的部門和機構。這是中共體制的一個特點，並不讓一個部門或機構完全掌控某一領域，而是讓若干部門和機構共同參與，以此形成某種競爭機制。這樣，即便一個部門或機構受挫，其他部門和機構就能迅速填補空缺，中共就像是九頭蛇，砍掉一個頭，很快就有另一個頭長出來。

《黑手》一書中專門列出海外華人參政的一些案例，中共通過華人參政來培育其代理人，讓這些代理人進入西方國家的核心部門。作者以英國為例，描述了兩名在英國多財善賈、長袖善舞的親共華人掮客或政客。其中，巾幗不讓鬚眉的李貞駒，在北京、香港、廣州和倫敦都有律師事務所，二零零六年創辦「英國華人參政」計劃。她是中國駐倫敦大使館首席法律顧問，也是國僑辦法律顧問，還應邀列席全國政協會議。在英國，她是英國國會跨黨派中國小組的秘書，曾給工黨重要議員、布萊爾政府的部長加迪納捐過二十萬英鎊政治獻金——後者出任「英國華人參政」計劃主席，李家駒的兒子為該機構副主席，另一個兒子則在加迪納的辦公室工作。此人可謂中英兩國兩邊通吃，風光無限：中國黨媒《人民日報》高度讚揚她「帶人挨家挨戶鼓勵華人投票」，黨的喉舌很關心英國華人投票權，卻從不敢直面中國人從沒有投票權的事實，推動基層選舉、自己出馬競選區人大代表的人權律師許志永被投進了監獄。另一方面，英國首相梅伊頒發「光點獎章」給李貞駒，肯定其對英國社會的「巨大貢獻」。

另一名代表人物是一九八九年移居英國的李雪琳——在這一年移居英國，拿的是不是「六四」綠卡，暫且存疑。後來，她在英國從事房地產致富，成為全國僑聯的海外委員。她的先生貝茲是保守黨上議院議員，當過副部長，是英國政界親共政客的代表人物，受到過習近平的親口讚揚。李雪琳給每個首相都捐款，成為唐寧街十號的座上客，不僅給唐寧街十號門口貼上春聯，還為室內裝飾各種中國擺設，以營造英國首相也過中國新年的氛圍。這對夫婦在訪問中國時，曾獲得中共宣傳部副部長頒發的「中華之光——傳播中華文化年度人物獎」。

我很喜歡看「零零七」系列電影，對「零零七」及其服務的英國軍情六處深為佩服。然而，在《黑手》提及的案例中，英國的國安和情報部門似乎全都缺席，任由中共對政治核心部門施展美人計，侵門踏戶，為所欲為。

中共的邪惡在於，它非常善於利用人性的弱點（如貪財好色），以及西方民主自由制度的漏洞，對內殘酷鎮壓，對外野蠻擴張。 中共的目標是將地球上所有陸地和海洋都變成其殖民地，與之相比，希特勒當年的狂想，真是小巫見大巫。 西方民主國家在保持開放社會特質的前提下，如何建立民主的防禦和反擊機制，乃是其當今面臨的最大挑戰。 事關人類文明的存亡，每一個熱愛自由的人皆不可等閒視之。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