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6-4即將來臨的日子

Part I

2020年真是一個多事之秋，除了劉伯溫等預言家外有誰能料到我們的生活和世界竟然變成今天的樣子呢。

最近看到香港的新聞，看到一些年輕人和抗議者以及和武裝警察的衝突，心情真的很沉重，不由得想起了89年的「六四」. 那已經是31年前的往事了，卻和今天似曾相識。

很多事情記不太清了，但是清清楚楚記得我們是怎麼走向街頭的。

大概是89年四月中下旬，很多學校的學生已經參加了幾次學生遊行要求反腐敗改善人民生活，還有很多人已經罷課去天安門了。我們學校宿舍樓里已經掛出了橫幅標語，但可能因為我們是中醫院校，不及北大清華等有着五四青年的熱血，部分的學生還在早晨打着太極，或複習功課，或準備考完試再去看看情況。總之還沒有全體罷課走出校園。

一天早晨，按例大家都在食堂一邊吃早餐一邊聽每早的7點到七點半的中央廣播電台的新聞廣播，突然聽到廣播裡說到：中醫學院的學生他們認為學習是學生的本分，不應該去遊行，他們都在認真學習上課云云。哇，我們全大眼瞪小眼瞠目結舌，我們被代表了！

8點不到，全體學生已經自發地在學校門口集合，標語橫幅也已經在前面舉起了。校長這次已經勸不住了，不由地也抱怨新聞廣播：本來我們管的挺好的，現在這不是添亂嘛！

就這樣我們終於走出了街頭和其它學校的遊行隊伍會合了。其中有善意地調侃我們的其他院校的學生：被逼出來了？

從天安門回來的路上，先要坐地鐵，竟然有人給我們讓座。我們惶恐說那哪能行，我們是年輕人。他們說你們遊行走得辛苦，坐坐吧。下了地鐵等公交車，又有兩個騎自行的大叔模樣的要送我們回學校，說要不還要等半天車。我問你怎麼知道我們是學生，他們說一看就看得出來，肯定是走到天安門請願去了，辛苦了。

就這樣，學校就不上課了，我們每天都去天安門。學生絕食期間，因為我們是醫學院校的，所以負責送水、拉起給救護車過的緊急通道、抬擔架。

後來局勢越來越緊張，聽說士兵要進城了。附近的市民晚上把公交車停在我們學校附近的十字路口上並有人值班說要堵住士兵進城保護學生。

一次在西單附近的巷子裡，有一輛載滿士兵的軍車被堵住了。附近的市民們試圖在和他們講真相，而士兵坐在車裡目無表情一臉茫然。一個老奶奶拿了一盆洗好的黃瓜西紅柿，一邊遞給大兵哥，一邊說：孩子們，你們回去吧，你們不知道，那些學生們也和你們差不多大，他們是為了老百姓請願呀，你們可不能去打他們呀。天這麼熱，吃點兒東西回去吧。大兵哥依然是茫然，對被硬塞在手裡的黃瓜西紅柿惶恐着不知是不是可以接。

我媽說我是幸運的因為我在「關鍵時刻」生病了，五月底時我不知怎麼得了腮腺炎，臉頰腫的很大，發燒。同學們都善意提醒我應該回家休息因為腮腺炎會傳染。等我差不多好了準備再去天安門看看的時候已經開槍了。

6月4日一早，老媽說晚上聽到槍聲了，我們一起去到附近的人民大學門口，那裡已經擠滿了人，老遠就能感受到那悲愴的情緒。一些學生剛從天安門撤回來，有的人身上帶着血跡。有人在向大家講述——開始時，我們以為是橡皮子彈……

路邊傳來一個女人哭喊聲。一個男人舉着一個花圈要走去天安門抗議，好像是他的孩子被殺了，那個女人應該是他老婆，一邊坐在地上、抱着他的腿死死不放不讓他去，一邊撕心裂肺的哭喊着說他們有槍，你走不到天安門你也活不了了，並請求眾人幫她攔住他。

那種悲傷、那種無奈、那種憤怒……有幾個年輕的市民開始不能控制，他們掀翻了路邊停着的一輛空的警車，砸碎了玻璃。

我和老媽回到家，看到我爸坐在那看新聞聯播，電視裡反覆播出的是軍隊鎮壓暴亂，而且有一個士兵被殺了但是完全沒有說到其他方面如軍隊開槍市民和學生被殺。我爸老淚縱橫，憤怒地顫抖地用手指着我：你……你們……到底做了些什麼？？！！

我驚到了！我爸，我親爸，難道您認為我是其中的一名反革命的暴徒嗎？

我在另一間屋裡哭，媽在旁邊勸道：別理你爸，他從來都是在電視前面坐着看新聞聯播，別的他什麼都不信。

我心裡好痛，從來沒有那麼痛過……每天早晨伴着廣播的新聞一起吃早餐，每天晚上伴着電視的新聞聯播吃晚飯。細雨潤無聲，每天中央廣播電台電視台的陪伴已經是每個人生活的一部分，從來沒有意識到從來沒有懷疑過，但是就我了解的身邊事為什麼是這般不同呢？

我更心痛的是我親爸在我對他的事實陳述和新聞聯播中，選擇相信了黨媒而不是自己的親生子女。

所以這幾天在看到香港的報道時，不由得讓我又回憶起了六四。想象一下我爸和國人一樣在看新聞聯播，可以想象他們對抗議者或所謂威脅國家安全的暴徒們的痛心疾首，心裡天涼好個秋呀。

真相，知道真相的權利在有些地方有可能是一個很奢侈的需求。也有可能真相過於殘酷，還是選擇知道想知道的或被允許知道的吧。如果華盛頓郵報要是尼克松的喉舌的話，那可能尼克松也就不用下台了。

Part II

六四開槍以後電視裡不停的報道誰在逃和抓到了誰，大部分的學生開始了「空校運動「都回到了各自的老家。

秋後算賬的時候到了，身經百戰的老百姓可能早就料到是這樣。我就曾經隨同一個高班的同學拜訪過一位這樣有「先見」的中年男子。

這位中年男子六四當天被子彈打中小腿，被送到離天安門很近的積水潭醫院。當時他大哥也在場，留下假的名字，處理過後堅持回家堅決不留在醫院觀察，當然也不能複診因為是槍傷。他大哥托朋友找到了我們的同學，所以後來需要換洗包紮什麼的都是我們學校的同學去他們家裡為他護理的。而且過後確實聽說警察都有去醫院查找有關外傷病例或住院的人。

我當時覺得他的大哥太威武了，關鍵時刻判斷準確，又一次拯救了他弟弟。

9月初開學了，我們學校的全體學生還是全體按時報道了，幸運地沒有一例傷亡。

第一周沒有正常開課而是開會反思，寫報告寫心得。具體寫出在學運期間做了什麼和思想活動。萬分的感謝學校老師們，雖然過的橋不一定比我們走過的路多，但是他們用他們的善心和經驗含蓄委婉地但慷慨激昂地為我們定了基調：同學們，我們是醫學院校的學生，救死扶傷是我們的責任。無論是市民還是士兵，不論誰受傷我們都是要救的……

所以我們都承認我們只是對生命負責我們年輕幼稚對政治沒有熱度和態度。

六四過後一直戒嚴了好久，很多路口都有大兵站崗，有的還有軍營帳篷。

我當時的男朋友正在辦理來澳洲留學。記得拿了簽證臨走前和同學朋友餞行聊得有些晚。回來路上在等車的時候我們被大兵攔下來：身份證。

他掏出身份證遞給他們，可能稍有些不屑不滿不在乎，總之後來意識到是引起大兵們的不滿，大兵要求他「過來一下」。他們把他帶到帳篷里，並對我說：你在外面等着。

我在外面等了很久。突然，他從帳篷里向我跑過來說：他們打人！不容我多想，三個大兵追出來拿着長槍圍住我們，咔啦，咔啦，是槍上栓的聲音。我本能地向老雞保護小雞似的張開雙臂站到他前面喊：不要！

後來想想真是後怕，看來愛情的力量是偉大的，也或者我真可能是女中豪傑吧。

其中一個大兵說：你起開，你讓他跑，他敢跑我們就敢開槍。

可能是剛寫完思想匯報印象比較深，我馬上說我們不是暴徒，我們是學生，是醫生。我們什麼都沒做過只是救死扶傷來着，一定是誤會。

我的左前方停着一輛軍用吉普車，我覺得可能是他們的長官吧。我問他們：我可不可以和你們的長官解釋一下。那個長官說這些士兵在這裡也有情緒，常受到市民的白眼，他也不能保證他們不做出什麼出格的事情。我對此表示出極大的理解並再一次表示我們只是白衣天使絕對不是暴徒。

不知道交涉了多長時間，我們終於被允許離開了。末班車已經沒有了，旁邊有一位等着拉私活的拉三輪的師傅說可以送我們一程，說你們今天也真是有驚無險呢。他在旁邊看這麼久也是有些擔心。

睡了一覺，第二天去他家幫他準備行李什麼的，當然男朋友對我是充滿感激之情。一進門他媽媽就問：你們昨晚為什麼搞到那麼晚，為什麼被攔截，為什麼不攔別人攔你們呢，你們到底做了什麼……她的反應卻超出我的預期，確認是和我爸一個黨的。我頓時覺得和委屈和不解，聲音不由得高了起來：昨天是您的兒子差點被開槍打死，他沒做錯什麼。我們沒做錯什麼！他的爸爸沉默着，然後對着他媽媽使了一個眼神並輕聲道：你不要再說了。

好在他順利地到達了悉尼，好在當年的霍克總理看到六四的報道老淚縱橫給所有當時的中國留學生以庇護，這就是當時的815和816類別簽證。自此以後從中國大陸來的815/816們慢慢在澳洲成家立業開始了新生活，又把配偶孩子都團聚移民過來，父母們也慢慢過來了。最終在中國城可以聽到更多的普通話而不僅僅是廣東話了。

時光荏苒歲月如梭，當年的815/816們大都在澳洲混的順風順水事業有成。你們還記得6-4嗎？1995年霍克總理二婚時我和幾位朋友就曾經站在外面，當新郎官出來的時候就為了和他說聲恭喜。2019年他葬禮時也有很多當年的815們去和他說再見。不過霍克總理自己大概都忘了當初為什麼落淚而退休後去中國做起生意了，難道我們還能要求每個815放棄自己什麼同鄉會商會的頭銜再去舊事重提？

很多年的敏感時期都會恰巧有國內來的演出來歌舞昇平。記得2006年六月四日晚上在悉尼歌劇院有特別的演出《中華情》。當時有幾十名民運人士在悉尼歌劇院前的大道上打出橫幅《今天是六四，別看了回家吧》。大部分人會避免眼光交流無視地走過去，卻有一位上了年紀的大叔帶着女兒來的：朋友給的票，確實沒有想到今天的日子，還是不看了。

這次換英國了，因為北京推動港版國安法，英國可能為香港人移民敞開大門。

30年了，歷史有些相似，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鐵打的中共政權流水的不同時期的受害者抗爭者，三反五反文革六四西藏人新疆人法輪功香港人全地球肺炎人。

Part III

不得不說，黨媒的工作實在是做的太到家，而且是從幼兒園到工作單位，從小到大，無一倖免。

記得小學的時候都要爭當少先隊員，每天都要帶紅領巾。一般同學帶的都是布做的，我當時因為是個中隊長還是大隊長什麼的，還經常在開校會的時候代表學生上台發言，有一次會講故事的孫敬修老爺爺來學校的時候還是我陪他坐在台上呢。所以家裡多花了好幾倍錢給我買了一條綢子做的領巾，戴起來覺得很不一般呢。一次坐在院子裡和其他大人小孩一起洗菜洗衣服聊天，我突然發現我的紅綢領巾一洗就掉顏色，整盆水都帶着淡紅色。為什麼掉色了呢？旁邊一位中學的大哥哥說，這就是染上去的。我憤怒的回他道：不是，這是烈士的鮮血染成的！那位大哥哥嘲笑着走開了：現在哪有那麼多烈士給你染呢，這就是教育你呢。我當時迷茫了一陣子後也就忘了再糾結了。

還記得小學時候出黑板報嗎？每個教室後面和學校前門校園裡都有，每個班輪流值日出板報。記得有一次班主任說現在的主題是批林批孔，我們是從報紙上抄的，把林彪和孔老二綁在一起再加上我們少先隊員的鐵拳。現在不是問谷哥哥都不知道為什麼他兩個咋整到一起的，而且孔老先生也早已被平反，以他老先生命名的孔子學院也被中宣部推到了一百多個國家。不知道聖人孔子在天有靈會有何感觸，應該不會擯棄前嫌感恩戴德吧。

還有一次我們的舞蹈表演被選中參加區裡的演出，大意是說台灣人民的生活是水深火熱我們要拯救台灣之類的。最後是領舞拿出一張標有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地圖亮相給觀眾看，然後轉過來給群舞看然後我們激動歡呼雀躍一下。記得最好笑的是當時彩排的時候地圖還沒有畫好，所以領舞把圖展開，觀眾看到是一張白紙以為拿反了；當她轉過來給我們群舞看的時候觀眾看到的還是一張白紙，禁不住都大笑起來。但是台灣畢竟從小就留給了我深深的印象。

有一次要去台灣旅遊，就想邀父母一起去玩兒。結果老爸堅持不去，說台灣太亂。我不解，直到得知老爸每天看海峽兩岸覺得台灣太亂去了不安全。我還不死心，打電話調侃老爸要不一起去解救台灣人民吧，他覺得現在老了就算了。我真覺得這要是幾十年前或十幾年前就真有可能把他忽悠過去了呢。

記得爸媽來澳洲的時候，每次周末買東西的時候都會拿回來很多免費報紙雜誌什麼的，但我發現老爸每次把其他報紙每篇都翻看，只有大紀元報紙他不動。我勸道反正都出來了，有的看就看看，可以兼聽則明嘛。爸說，不看了，否則腦子就亂了。

是啊，到底還有多少真相我們不知或竟然也不想知道呢。

好像是十幾年前了吧，辛灝年到澳洲來做了一個《誰是新中國》的巡迴演講，他在演講中說八年抗戰是由蔣介石領導國民党進行的一場偉大的衛國戰爭。WHAT？太扯了吧？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全民抗戰嗎？不是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嗎？電影電視裡都是這麼演的呀，當時還覺得自己不夠賢惠不會烙餅，電影裡的女性都是要給上前線的哥哥帶上親自烙的餅和自己納的鞋呢。

還是問問第三者吧，正好認識一位研究歷史的西人朋友，我問到，你知道二戰時在中國戰場上是誰打贏日本的嗎？他說：國民黨呀！咦，為什麼問這麼簡單的問題？ 我很無語了，懊惱地承認我是今天才知道的。然後輪到他無語了，無法理解聰明如我怎麼會不知道這樣的事實。他又附加道：當時接受日本投降的是國民黨，如果是共產黨打贏的話他們不會讓國民黨去的吧。

回過頭來細琢磨應該是被忽悠了。當時的歌曲唱的是： 到敵人後方去，到敵人後方去……你千萬別不敢承認剛才你讀上一句的時候其實心裡是哼出旋律的，那是當時多麼耳熟能詳的歌。對呀，如果前去抗戰，為什麼不上前線奮勇殺敵而要到敵人的後方去， 為什麼要敵進我退呢。

如果我們自己都被教育的不能了解40年代的抗日的歷史，我們為什麼又會驚愕於現在的年輕人不知道80年代的六四呢。

前幾天看到一段視頻香港的幼稚園裡小朋友在升國旗，那個滿臉稚嫩的漂亮小女孩學着天安門升旗手的樣子右手一揮試圖讓紅旗飄揚起來，我在想二十年後她長大了是否可能也不會知道曾經200萬香港人一起走出街頭抗議過吧。

一次有朋自遠方來，帶朋友去景點轉轉，我最喜歡打卡的景點是麥覺理夫人的椅子，可以將 歌劇院和悉尼大橋」放「在一張照片裡。途中遇到法輪功發單張的，朋友說法輪功淨找好地方去呀。我曾經也不能理解人家好不容易來旅遊，說些三反五反文革等非正常死亡什麼的以及最近的活體器官移植等，這是不是太沉重而不合時宜呢。那位法輪功大姐婉轉說道：我們也是等在最可能遇到您的地方，急着告訴您在國內聽不到的真相，我們是為您而來。

真相，這不由得讓我想起《好人寥寥》電影裡着名男主傑克尼克森的的聲音：You can’t handle the truth! 你承受不起真相！

真相有那麼重要嗎？ 作為個人，如果有選項，我會比較選擇全面了解事情的各方各面自己做出判斷，願賭服輸。你呢？

寫於2020年5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