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藍對決下的美中澳關係

華盛頓與北京之間的競爭程度日益增長,幾乎遍布所有領域——包括經濟、軍事、科技、體制甚至意識形態。這種互相競爭不太可能減弱,而且很可能會隨着諸如減弱經濟之間的相互依賴性,令競爭進一步加劇。

此外,最近在美國進行的民意測驗顯示,美國在多數議題上對中國的態度趨於強硬。現在將近四分之三的美國人(73%)對中國持不贊成態度,超過60%的美國人認為美國應採取措施,使中國對處理新冠病毒不力及其不公平的貿易行為負責。

美國國會最近採取的行動也反映出統一的強硬態度,例如針對新疆種族滅絕和香港鎮壓事件,用立法手段制裁中國官員,加強美國在亞洲的軍事能力,並加大對關鍵技術的研究、開發和製造的投資。然而,儘管民眾態度和國會立法都很重要,但美國總統的個人態度在外交政策中更為重要。川普和拜登都將採取更加尖銳的態度與北京打交道。不管11月當選總統者是誰,都將令中美競爭的性質發生很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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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川普連任,美國對華政策的矛盾性將更加明顯。川普對建立盟國關係的反感、對威權政府的偏好以及對這些國家人權記錄的長期沉默,加上他長期以來對自由貿易和多邊主義的反對,都不會有所改變。同時,他的政府將繼續展開內部劃分,包括尋求更加有利的經濟參與條件的派系,進一步使美國和中國經濟脫鈎的派系,以及試圖打擊北京方面任何行動的派系。

川普(圖片來源:Doug Mills-Pool/Getty Images)
美國總統川普(圖片來源:Doug Mills-Pool/Getty Images)

川普的第二個任期可能會繼續推動具有象徵意義的激進行為,比如他此前曾關閉中國駐休斯敦領事館,推動互聯網分化,加強對科技行業的監管,把更多中國公司列入黑名單以及制裁更多中國官員等等。川普還可能會限制中國學生和學者訪問美國,並將繼續推動製造業轉型。在國防方面,川普將呼籲增加國防預算,同時削減用於外交、外國援助和經濟發展的資金。在外交方面,川普的第二任期或許會使美澳關係更加緊密,但這或將成為美國外交的特殊模式。

決定以上所有這些可能性的最關鍵因素是唐納德·川普變幻莫測的個人脾性。川普政府一手策劃了四十年來美國對華政策的最大轉變,但其本人是這一過程中最大的變數。川普一方面讚揚習近平,希望習能幫助自己連任,使用華為和中興通訊作為對華談判的權衡手段,支持中國對香港和新疆的鎮壓;另一方面又在一系列問題上一再指責中國、批評中國。正如川普的前國家安全顧問約翰·博爾頓(John Bolton)寫道:「川普的任期並非以哲學、大戰略或政策為基礎。它是以川普本人為基礎。這對於那些自以為了解川普會如何在第二個任期採取行動的人士、尤其是中國的「現實主義者」們來說,是相當值得考慮的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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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已經明確表示,隨着中國對內的壓制性以及對外的侵略性愈演愈烈,他的政府不會試圖退回到原地來制定交往政策,而是會通過更好的定位中國來應對這個野心大國所製造的具有挑戰性的複雜環境。民主黨的策略將由對內政策和對外政策兩部分組成。

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
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圖片來源:Mark Makela/Getty Images)

拜登政府幾乎肯定會導致美國在外交語氣和辭令上發生重大變化,他還將重新承諾參與多邊協作,重新關注東南亞地區,以及大力推動與傳統盟友建立聯繫。雖然民主黨將有望在一小部分領域與中國進行合作,但中美經濟的脫鈎仍將繼續。人權和民主支持議題將排在議程首位,外交、國際援助和發展資金預算也將增加。拜登政府可能會制定旨在確保技術優勢的政策,通過建立可信賴的供應鏈增強經濟活力,重啟外交手段,打擊非自由意識形態,增強軍事威懾力和非對稱性能力。

除了一些已達成廣泛共識的領域,民主黨人還在一些地方存在分歧和持續性爭論,例如美國是否應在亞洲保持軍事優勢,價值觀和民主認同是否應在美國外交政策中占據重要位置,以及妥協主義是否能與習近平的中國和諧相處。還有一些關於中美之間的主要競爭是聚焦於軍事領域,還是經濟和意識形態領域的討論,以及應優先考慮哪一套政策和預算分配資源。最後,目前存在的更廣泛的討論在於國與國之間競爭與合作的先後順序。全球健康與氣候變化危機已經如此嚴峻,我們是否應該為了競爭而將這些領域暫且擱置不提。

一個巴掌拍不響

美國對華政策的未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誰將在11月入駐白宮,是拜登還是川普。但與此同時,還有其它因素在決定着事態的未來走向。其中包括國會的作用,以及澳大利亞和日本等盟國是否對所在地區安全防衛事務中承擔更大的角色展現出願意的態度。也許最重要的因素將是中國擴張的步伐,以及美國盟友和合作夥伴相應的應對策略。

以上文章首發於堪培拉時報

原文:Red pill or blue: How the US election winner’s China ties will impact Australia

首發於堪培拉時報

作者:查爾斯·埃德爾(Charles Edel)是悉尼大學美國研究中心的高級研究員,此前曾於2015-2017年擔任美國國務辦公室的政策規劃人員。他是《悲劇的教訓:治國論與世界秩序》的合著者。他的中美政策比較文章將在下一期USSC出版物:《拜登與川普:拜登政府/第二任川普政府對澳大利亞意味着什麼?》上進行刊登。

翻譯:雨晴

原文作者及首發刊物對此中文的翻譯準確性不承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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