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移民最深的痛，回不去的國，奔不了的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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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在國內病得很重，帕金森晚期，慢性阻塞性肺病，已經失去了吞咽和咳痰的功能。

我19年回國時，他雖然說話有些前言不搭後語，但飲食行動如常。之後跟姐姐姐夫視頻通話，看上去身體還沒什麼大問題。沒想到今年過年時，病說來就來了。

看到他雙目緊閉、口鼻插滿導管的照片以後，我流了好久的淚。自己老爸病成這樣，作為兒子怎麼可以不回去看他。但跟家人商量下來，回國集中隔離加居家隔離總共要28天，在這期間根本無法入院探視，已經沒有太大意義了。

籌辦移民時本來想，如今交通如此方便，想要回國一天也就到家了。這場疫情改變了一切，高昂的機票已經是末節，最難跨越的是國境線的鴻溝，國際旅行的暫停鍵已將許多短暫的重逢定格成了永久的訣別。

跟國內的醫生通過兩次電話，說他的病況預後很不好，還舉了好幾次總設計師的例子。但按照現在的國際形勢，發生再大的事我可能都沒法回去了，除非拋開澳洲的一切長期回國。

幸好我還有個姐姐照料一切，如果跟好多八零九零後一樣是獨生子女，那勢必要面臨極其艱難的抉擇。

即便如此，我也時常對獨自承擔重任的姐姐姐夫心存愧疚。過年時老爸發病，醫院請不到護工，是他們24小時不間斷輪流看護，一把屎一把尿地擦洗。

那時候我就天天想着，要是自己在國內，就可以儘自己的一份責任，他們也就不用這樣勞累了。

現在老爸一直在重症室，不需要家人陪護，但他們也必定會時常接到醫院電話告知病情的反覆，一顆心也會一直懸着，想象着姐姐平日的表情，應該就如同奧斯卡提名片《父親》中那個憔悴無奈的女兒。

正如影片所揭示的，國內國外，無論社會保障的高下，子女如何安置高齡父母都是一個難題。風燭殘年的虛弱，子女分居的孤獨，尤其是失智以後無法釐清現實與記憶的恐慌，都不是用錢就可以解決的。

「父母在，不遠遊」自然是斷章取義，但「父母老，怎奉養」應該是橫亘在許多移民心中的一道坎。《父親》中那個女兒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從倫敦搬去了巴黎，但好歹路程不遠，還能時常回養老院探望。我們這些萬里之外的遊子一年探望一兩次也就算盡力了。

搜了一下新足跡論壇，面臨這類困境的一代移民還真不少，尤其是沒有兄弟姐妹的那個群體。有毅然放棄身份回國的，但多數人思前想後，還是安慰自己「忠孝不能兩全」，在忠實理想和孝順父母之間必須做出選擇。事業也就罷了，但除非自己的兒女已經可以獨立生活，否則怎麼也不甘心讓孩子回到九年制義務教育的坑裡爬行。

我離開時，有親戚說我是為孩子犧牲了父母，當時覺得言重了，如今想來其實是言中了。父母身體好的時候感覺無所謂，等到病來如山倒無法在床前噓寒問暖時，才發現自己曾經是如何的鐵石心腸。

想起來也是自己出國前考慮不周，沒有仔細關心老爸的病情，只知道他在按醫囑服藥。如果對帕金森有詳細了解的話，可能會幫他找到更好的用藥和療護，惡化起來也不會這麼快。

從前聽說西方人家庭觀念淡薄，子女成年後兩代間老死不相往來，到了澳洲才發現也不盡然。我見過祖孫三代同堂、爺爺奶奶幫忙帶孩子的，也知道不少子女就近照顧高齡父母的。

我公司的前CEO就在他父親病重時住在一起，照顧了兩年直到去世。我女兒同學的父母為了照顧生活不便的奶奶，不惜舉家從悉尼搬遷到四小時車程之外的偏遠小鎮，大人的事業和小孩的教育都重新開始。

人心都是肉長的，再怎麼佛系都逃不脫良心的折磨，再怎麼解放都解不開距離的困局。

如果想穿了，每個人都要面臨生老病死，很痛苦，很殘酷，也很無奈，但問題是如何幫助他們渡過最後那一段痛苦殘酷無奈的日子，親人在旁至少會有些內心的慰藉。

年紀慢慢大了，關於父母反對出國移民這件事，我的觀念也有了些改變。如果父母年逾古稀，自己又是獨生子女的話，「說走就走」之前的確要籌劃周全才是。年齡越是上去，老年人需要照顧的那個時間點就越來越迫近，腦子可能說糊塗就糊塗了，身子可能說倒下就倒下了，總要有個信得過的人照看的。

有條件的當然可以安排父母移民，但如果父母本來健康狀況不好的話，體檢也是很難通過的。對我爸媽來說，聽到十幾小時的舟車勞頓就立馬退縮了。而對教育程度不高的老人而言，移過來以後語言難溝通、生活不適應也是個巨大的問題。

帶着孩子跟父母遠隔重洋，一邊是難以割捨的過去，一邊是想要創造的未來。這道選擇題對我來說已經不得不做，卻也只能硬起心腸自私地勾選那個更容易的答案。

世間安得雙全法，別時容易見時難。在父母這件事上，找再多的藉口我們都無法做到問心無愧，這恐怕就是第一代移民最深的痛吧。

下

我爸去世了，離我寫《第一代移民最深的痛》一年零一個月，世界已天翻地覆，被各種邊界阻擋的歸心也慢慢心灰意冷，每一次相會似乎都有可能定格為永別。

雖然早有心理準備，但跟我媽通電話的時候，我還是控制不住眼淚。對帕金森晚期的病人來說，這一天遲早會來，只是病情時好時壞，誰也說不準這一天是哪一天。這些日子來我聽着紛至沓來變幻莫測的防控消息，看着日曆上的數字心裡一片茫然，不知道如何加減假期、去程、隔離、回程的天數才能趕上那個點。

一年來，我爸身體各種功能都已退化，吃不了飯，說不了話，意識似乎也已模糊不清。每次我在視頻、照片裡看到他身上插滿導管的樣子，就會想象他種種有苦說不出的痛楚，為他感到憋屈難受，卻又無能為力。如今這樣，也算是一種解脫。要是上海式封控也在這裡降臨，天知道又會是怎樣一種結果。

我通過視頻觀看了出殯，也遠程作了答謝。幸好老家沒有病例，但弔唁人數也有限制，流程走完後大家第一個想到的不是先去吃喪筵，而是先做核酸。為了預防疫情的變數，五七的儀式也要提前到二七匆匆做完。

親友都諒解我的無可奈何，勸我不必擔心，不要難過。越是如此，我的愧疚越是不能自已，耳中不時響起一句歌詞——我送你離開，千里之外，你無聲黑白。

出國這件事本身，當然已經是最大的不孝。一年來，我一直在想，到底能夠做點什麼來彌補自己對上一輩的薄情寡義。想來想去，理性強迫症之下總免不了在腦海里斤斤計較各種利弊得失，始終無法把自己當作無牽無掛的單身漢那樣不顧一切說走就走。何況疫情之下，醫院重症室只允許偶爾的探視，到了門外也使不上什麼力氣。

上個月，美國薛律師那篇《我在中國三個月的魔幻之旅》更是打消了我僅存的回國念頭，也讓我找到了繼續鐵石心腸的最後藉口。

我爸生前其實是個挺孤獨的人，他自始至終都堅持自己做人的原則和做事的風格，單純，正直，卻不為多數人所理解。

他是上世紀四十年代生人，讀書讀到高中畢業，在那個年代的鄉下算是高學歷，但他也因此跟小學沒讀完的我媽沒有共同語言。他不是個會哄女人的男人，每次吵架他只撂一兩句狠話，我媽就哭。

他在鄉里的校辦廠做了半輩子的電工，四十多歲時因為技術過硬，被校長指定為廠長。他當廠長那幾年，我們家生活條件好了不少。但是他幹活也更賣命了，每每跟手下的技術人員研發新產品直到深夜。他在電工技術上確實很有天賦，自己設計的驗電筆，還申請過專利。

只是他這人沒有什麼物質占有欲，幹活常常自掏腰包買了工具也不報銷。我媽說，人家當廠長，都是把廠里的東西拿回家用，只有我爸會把家裡的東西拿到廠里用。

他廠長當了幾年，就決定要提前退休，說是激流勇退。所有的親戚朋友都齊聲反對，都覺得他的位子坐得穩穩噹噹，大把的人都跟在後面眼巴巴地討好他，這麼早退休毫無道理。但他執意要退，誰的話也不聽。

後來，接任的廠長很快把廠子轉制為私人所有。如果我爸能這麼幹，我現在的光景也一定大不一樣。但任憑別人怎麼說，我從不覺得我爸有什麼錯，內心深處也沒有一絲的埋怨。他只是去過自己想要的清靜生活，他已經把我養大成人、供我讀完大學，給後輩留下財富名位並不是他的義務。

俗話說，多個朋友就多條路。但我爸的說法是，多個朋友就多點麻煩。是的，他不熱衷場面上的社交，不喜歡酒桌上的朋友，用世俗標準來看，他就是個孤僻清高的怪人。因為做廠長而帶來的那些朋友，在他眼裡並不是資源，而是負擔。可以想象，當年他每天收到多少巴結奉承，心裡就會有多少彆扭難受。他其實就是幹活的命，不是做這個長那個長的料，更別提生出要將工廠占為己有的野心。

後來，我聽人說他在六七十年代那場運動中吃過苦頭，更加明白了他對「朋友」這種麻煩的畏懼。那時由於跟他交好的一個老師被批鬥，他也受到了牽連，各種遊街、毒打。他自己從沒跟我說過這些，但書櫃裡有一本他老師的回憶錄，種種斗到報紙貼滿全身、打到短褲粘連屁股的細節，不忍卒讀。

有些創傷，註定一輩子無法完全癒合，這也使得他在這個人情社會裡小心翼翼，始終不敢用力擁抱任何一個成年人，害怕傷口在擠壓下再次敞開。

他看上去嚴肅古板不可親近，卻從未對我和我姐說過一句重話、動過一根手指，連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的要求都沒提過半句。就算是我出國的時候，我看得出他對我萬分不舍，卻也沒有激烈地反對。他就是那樣，較真而又大度、固執己見而又與世無爭。

只不過跟很多傳統的中國父親一樣，他關愛我們，卻從不掛在嘴上，所以我很長時間內渾渾噩噩無知無覺。直到我在上海讀大學的時候獻血體檢，我打電話跟他說我測下來血壓偏高，他第二天就坐火車過來帶我去醫院複查，發現並無異樣才放心回去。我送他去火車站，看着他轉過身一步步走向入口，弓着背脊，滿頭白髮，猛地想起朱自清的《背影》，不自禁地鼻子一陣酸痛。

只是少年心性的一時觸動，阻止不了成家獨立後的心生異志。他最終用他沉默的寬厚，成就了我任性的涼薄。

再見了爸爸，但願天堂里不再有病痛的折磨，不再有鬥爭的狂熱，不再有疫情的阻隔，卻有更多懂你的靈魂。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蕎爸的澳洲來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