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聿文專欄:社科院學者朱恆鵬「出事」的蹊蹺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副所長朱恆鵬因為在微信群非議習近平,而遭拘捕,此事經華爾街日報的報導後引發外界對中國言論管控的進一步擔憂。關於朱的被抓,我在華日的報導前20多天就已獲知。當時一個朋友告訴我,朱是因為非議三明醫改而被抓的,且經濟所受到牽連,領導班子也被一鍋端,全換了。我本想將此事在我的X帳號披露,但後來想到這可能給朋友帶來麻煩,也就作罷。此前,有朋友給我提供一些資訊,被警方叫去「喝茶」。

說實話,朋友告知我此事時,還不完全相信,因為感覺如果只是非議三明醫改,就把一個經濟學者,而且人家還是副所長抓了,有點不可思議,雖然三明醫改是當局宣導的醫改模範。因此我特意上了經濟所的網站,看看它的領導變更。果然發現,其所長和副所長同時是8月從社科院其他所調入,黨委書記沒有說什麼時候任命,但是一個專攻馬列的學者。顯然,經濟所領導班子的任命程式顯得很不正常,間接證實發生了一場人事地震。而朱恆鵬的資訊在經濟所的網站也消失了,研究員欄內沒有他的名字,無疑連這個資格都被除名。

一場太過嚴厲的處分

我上網查到朱2017年在財經雜誌發表了一篇三明醫改的文章,在此文中,他對三明醫改是表揚的。如果像朋友所說,他是因妄議三明醫改而遭此無妄之災,那他是什麼時候轉變對三明醫改的看法?這個轉變背後是否意味著體制內的學者,包括有一定學術地位和權力的學者在過去幾年對中國經濟、政策以及整體環境,還有對習近平個人的看法和評價,有一個大的變化?因為這肯定不只是朱一人有此轉變,他代表的是體制內至少一批持自由主義理念的學者的轉變。

2017年是習近平第一任期的最後一年。儘管習在那五年已經在政治上表現出集權,在思想觀念上回歸毛的傾向,但畢竟還不能做到完全的大權獨攬,在經濟上還有李克強為代表的中共黨內自由派的某種牽制,彼時的中國經濟雖然已出現衰退,但不是很明顯,所以體制內學者尤其是經濟學者,對當局的經濟政策和中國的經濟狀況還是抱有改好的希望,認為李克強、劉鶴等經濟官僚不會讓習在經濟上完全胡來。然而,從2017年到現在,習越來越專權,經濟也衰退得越來越嚴重,股市房市都奄奄一息,終於把體制內那些原本還存有一點幻想的經濟學者惹怒了,認為這樣下去就是自掘墳墓。從這個背景,事實上不難理解朱對當局態度的轉變。

不過我對朋友的有關說法還是存疑。華日的報導也只是說他在微信群里批習,但到底是怎麼批習的,說了哪些習的壞話,不得而知。從當下的政治言,雖然中國的輿論環境變得比習統治前期更惡劣,當局對言論的管控在進一步加強,乃至公開要求對中國經濟不能說壞,只能說好——所謂唱響經濟光明論,然而,倘若只是在微信群里發泄對習的不滿,批評當局對經濟的做法,從當局之前處理的相關案例——之前也有個別體制內官員因在非公開場合妄議習而受處分——來看,目前這種處理是過嚴了。即使社科院領導想討好上級,或撇清自己政治失察之責,最多是把朱的副所長職務撤銷,開除了事,不太可能上升到由警方介入,把人拘了。畢竟朱不是個普通學者,還擔任中國最重要的經濟研究機構的副手,而且以前沒有政治妄議的前科。但現在人不僅被抓,且經濟所的領導班子也全換,從這個角度,朱又看似不是一般的批習,是否像任志強一樣,有對習的刻意的政治醜化?

任被抓,是他發布的批習長信,雖然此信開始也是在小範圍傳閱,但因語氣激烈,公然抨擊習的內外政策,對習進行政治上的徹底否定,還譏諷習為「剝光衣服也要堅持做皇帝的小丑」,被有心人泄露出來後在社會上得到廣泛傳播,產生了很大的輿論效果。對習來說,任的這封信無異於是討伐他的政治檄文。加上任的紅二代的政治背景,且和王岐山曾經過從甚密,而那個時候也正是習處於政治低谷時期,武漢疫情的大爆發把他搞得灰頭土臉,種種因素混在一起,很難不使習會疑心,認為黨內有一個針對他的勢力要借著疫情蠢蠢欲動,把他搞下,先由任發難,在輿論上造勢,喚起社會對他的不滿,接下來會對他採取其他手段。習當然不能容忍此種現象的存在,所以必須嚴懲,拿任開刀。

妄議中央,殺一儆百

然而,硃批習的事並沒有在社會擴散開來,只有部分經濟學者知道這個事。我的微信群和朋友圈過去幾月無人談及朱,說明知曉此事的人確實不多。這也就表明,朱的妄議不太可能涉及對習的政治攻擊,至少不像任的那篇討習檄文一樣。可如果是這樣,像前面說的,當局為何又大動干戈?我提出一個解釋。朱很可能在微信群里說了對習大不敬的話,對他的某幾個政策進行了程度激烈的批評,此事傳出去後被社科院和網信部門獲知。但對這種事的處理當局本來是可大可小的,大就是現在的處理方式,小則交給經濟所內部處理。可是,這個事情被匯報到了蔡奇甚至習那兒。無論蔡還是習,在他們二位看來,眼下是政治上的不穩定時期,由於中國經濟持續下行,動搖了習的領導力,現在像朱這樣的擔任一定職務的知名經濟學者,對習和他的經濟政策說三道四,卻不加以嚴處,會不會鼓勵其他對習不滿的學者也跟著批評抹黑習,攻擊當局政策,從而動搖軍心,損害習的權威?所以他們指示對此事要從重處理,把它作為政治上妄議中央和習近平的典型案例,達到殺一儆百效果。

任犯的是政治罪,最後當局以腐敗罪判處他18年重刑。朱應該沒有腐敗問題,所以當局要把朱收監,判朱的罪恐怕很難,總不能像對待民間人士一樣,也給朱安個尋釁滋事的罪名,這將會讓人貽笑大方。我估計現在警方在深挖朱背後有沒有一個反習小集團,或者朱在思想上是否受了海外反習勢力的影響,和這個勢力有什麼策應。如果警方是在這個方向調查朱,那麼他可能面臨兩種結局:要麼在調查後發現沒有其他嚴重政治問題,把他放了;要麼抓到其他把柄,給他安個相應罪名,判處幾年監禁。

不管對朱的處理結果如何,當局都是要發出一個強烈信號,即決不允許包括學者在內的體制內官員,借著當下的困難局面,非議習近平和中央的決策,在政治上和中央懷有二心。通過這起事例,官方學者更不敢、也不願去表達和當局不一致的看法,提出和當局不一致的政策建議。當官方學者都噤若寒蟬,可想而知,當局出台的政策和決策,品質只會越來越差。

※作者為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全文轉自上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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