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月前,新冠病毒實驗室泄漏假設是一個很禁忌的話題。但是情形突然變了,這是為什麼?法國『世界報』記者Stéphane Foucart在「新冠病毒與對北京有用的白痴」一文里把矛頭指向了歐美一些著名的科學期刊。
作者說,幾周來話風逆轉的情形所有人都注意到了,有關新冠病毒出自實驗室事故的說法曾經在公共輿論空間幾乎消失,現在強有力地捲土重來,添加了一種直至目前從未有過的合法性。以至於似乎讓某些人錯誤地以為已經有了定論:新冠病毒很不幸就是出自武漢病毒研究所的一場事故。
一年來,有關新冠病毒是動物自然傳播的假設幾乎被肯定並且形成科學共識,現在重新降格為一個普通的假設,儘管堅持自然界傳播這樣看法的人還是很多,但他們也需要拿出科學論據來支持自己的假設。
文章質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實上,今天同一年前一樣尚不存在新冠病毒乃實驗室泄漏所致的確鑿證據,但引發輿論轉向的是一篇18名科學家聯署的只有兩頁紙的發表於5月13日美國『科學』雜誌的文章,文章主要說的是,我們必須嚴肅對待所有涉及自然傳播和實驗室泄露的假設,直至我們掌握足夠的證據為止。
需要問的是,為什麼要等到18個月以後才會發表科學家的這樣一篇聲明?這一事件同時也凸顯了著名科學刊物的權力,諸如『自然』『科學』『柳葉刀』等等。它們框定或者限定或者認定某些問題可以豐富社會上的科學討論,它們決定提出某些問題,同時對另外一些問題關上討論的大門。
事實上就發生了這樣的事,記者Ian Birrell在網絡雜誌領英(UnHerd) 發出這樣的詰問:那些著名科學刊物是否曾經充當了北京的「有用的白痴」?這位獨立報前副主編指出,那些著名科學刊物為病毒自然傳播 一派留下了講述故事的巨大頁面,即使這樣做並非因為他們掌握了堅實可信的證據。
在數個月時間裡,科學家和研究人員相信科學討論是開放的,但是有關實驗室泄漏的假設卻被系統性摒棄,一直到『科學』期刊5月13日接納了他們的觀點。
不對稱的情形有時非常嚴重,2020年2月19日,『柳葉刀』發表了27名科學家的一封短信:「堅決譴責關於新冠病毒並非來自自然界的陰謀論」,排除新冠病毒可能源於實驗室泄毒事故。從此,有關病毒是否源自實驗室事故的討論成為禁區。在『柳葉刀』庇護下,這幾行字的短信產生了一種錯誤導向,一切都有了定論,但另外的科學家指出,這份聲明的表述是錯誤的。因為這像是在告訴科學界應該提什麼樣的問題,不應該提什麼樣的問題,而這與科研精神完全背道而馳。
可以肯定,著名科學刊物出版人並未沆瀣一氣堵塞科學辯論,他們僅僅只是受到偏見的影響。2013年,研究科學史的哈佛大學教授Naomi Oreskes,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教授Keynyn Brysse等人在一份有關氣候問題的研究中寫道:科學理性的基本價值導致對戲劇性結果的非有意識偏見,戲劇性結果這裡指的應是可以擾亂經濟、政治或社會平衡的結果。實驗室事故當然比自然傳播更富有戲劇性。
問題不止是這些,根據披露的材料,『柳葉刀』2020年2月發表的那份短信並非由第一作者撰寫,聲明的主要執筆人與中國存在利益關聯,並且在署名時為了避免第一作者嫌疑,把自己的名字排在第四位,現在證明,這一聲明的第一作者就是這位與中國有利益關聯的專家。根據非政府組織「美國知情權」(USRTK)依據美國信息管理法獲得的電子郵件證明,聲明的真正起草人也就是第一作者是健康聯盟(EcoHealth Alliance)總裁彼得.達薩克(Peter Daszak),但他的名字卻排列在一串作者名單之後。達薩克領導的健康聯盟同時是武漢病毒研究所有關蝙蝠病毒研究的資助機構。
達薩克在有關是否存在利益關連的聲明部分沒有提及存在任何利益牽扯,這一聲明顯然是有問題的,至少達薩克作為發起人和撰稿人存在利益關聯。世界報和多家媒體強調這種做法有違倫理,但『柳葉刀』一直沒有予以澄清。
這還不是全部,美聯社披露的一封中國政府的文件指出,中國所有有關新冠病毒的研究在公開之前必須經過政治審查,文件還補充,所有有違這一從2020年2月起執行的新規定的做法將被「嚴厲懲罰」。
世界報的文章認為,在發表研究成果之前,科學期刊必須要求科學家聲明其研究是否受到各種形式的外在介入。一些提供資金的機構或者企業是否參與制定了研究框架?他們是否閱讀或者修改了初稿?他們是否對發表某些研究成果起到決定作用?因為沒有對出自中國實驗室有關新冠病毒的研究提出這些問題,科學出版人形同協助中國政權常態化(正常化),這就又回到Ian Birrell前面提出的那一併不令人舒服的問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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