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真相供給不足，人們如何討論以巴戰亂？

首先，我認為這已經不僅僅是以色列與哈馬斯之間的戰爭，它在反恐之餘，也在深刻影響着巴勒斯坦民族的塑造與未來的巴以關係，加上加沙的人道主義災難，所以我傾向於稱之為以巴戰亂。

已經進行兩月的以巴戰亂，完美再現了《基督山伯爵》的第35章《錘刑》。哈馬斯把加沙變成一座行刑台，以色列國防軍成為劊子手，哈馬斯和整個加沙的200多萬居民被按在行刑台上。全球民眾通過社交媒體同步圍觀。難以化解的絕望與瘋狂通過大大小小的屏幕蔓延全球。

這大概是全球圍觀人數最多，爭議最大的一場戰亂。在西方社會的廣場、中央車站，立場對立的不同群體打擂台一樣地抗議，宣示各自心中篤定的正義。對峙逐漸升級，仇恨相互鼓舞，迸發出不可預測的突發事件，撕裂社會的日常。在我所知的範圍內，還沒有哪場戰亂做到這一點。無論是持續中的俄烏戰爭還是日漸興起的緬甸內戰。顯然，在全球輿論場中，加沙200萬人的份量，要遠遠高於緬甸流離失所的170萬內戰災民。

看客的立場，表面上是二元對立，各方在巴以之間站隊。但我認為，二元對立後面，實際上是四種立場，支持以色列或巴勒斯坦，仇恨巴勒斯坦或以色列。

以色列的支持者將戰亂定義為反恐活動，將平民死亡歸為反恐不得已的外部效應。他們會堅守反恐的正義，把反對者統統視為哈馬斯的支持者，如果不是，就稱之為表面上不是，實際上依然是哈馬斯的支持者。然後水到渠成地問一句，你們支持哈馬斯，還有沒有人性？

仇恨巴勒斯坦者，也表現為支持以色列，但核心議題不是反恐，而是巴勒斯坦乃至相關文明是極權者的朋友，更誇張的說法是，他們是人類現代文明的共同敵人。這種將整個文明共同體定義為邪惡的做法正是當年排尤主義者幹過的。

巴勒斯坦的支持者則站在巴勒斯坦民族主義的視角，認為這場戰亂的根源在於巴勒斯坦的權益沒有得到保障，巴勒斯坦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他們指責以色列一方是在搞種族屠殺(Genocide)。10月7日，哈馬斯行動時，有巴勒斯坦支持者聲援。坦白說，支持者對於哈馬斯的態度是複雜的。有人從最初的公開支持轉為否定，有人繼續保持極端主義的態度——這樣的極端表達在公開活動中其實並不多見。但在紐約，有人將貼滿以色列被綁架人質的海報被撕掉，或許證明依然有這樣的態度存在。而大多數情況下，支持者更願意談論巴勒斯坦的遭遇。因此被以色列的支持者視為迴避哈馬斯的恐怖行動，也多少可以理解。

仇恨以色列者的立場與巴勒斯坦支持者看起來兼容，但其立場的出發點則有微妙差別，前者認為以色列是西方帝國主義勢力，尤其是美國的盟友，後者則只訴諸於巴勒斯坦的民族苦難。

無論是仇恨以色列還是仇恨巴勒斯坦的一方，都有個共同的特點，即喜歡用全稱判斷，強調批評的對象全部都是惡的。同時，他們的表達也更容易出現種族歧視的言論或修辭。

隨着加沙人道主義災難的持續擴大，人道主義的聲音似乎越來越多。

我本人主張人道主義，不願意從民族主義的立場去看待戰亂，只是不得不接受民族國家這個遊戲設定。現實角度，我更接近尤太左派知識分子的立場，即以色列的社會與巴勒斯坦的社會不可分割，以色列的安全與巴勒斯坦的安全不可分割。只有巴勒斯坦人可以獲得平等的生存機會，以色列才能有未來。而基於種族主義立場的以色列是不可接受的。

幾天前我現場圍觀了一場尤太左派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議活動。在場的還有支持以色列的反對派，針鋒相對地抗議着支持巴勒斯坦的尤太左派的抗議。有趣的是，雙方都在指責對方以全體尤太人的名義說話。一方說，You can’t do it in our name。另一方的牌子上則寫着，You do not speak for the jews。

這些天，社交媒體上開始流行一句話，據說來自《無敵浩克》的扮演者，美國電影演員馬克·魯法洛，「我對加沙苦難的同情並不意味着我反猶太，也不意味着我支持哈馬斯或反以色列。它使我成為人。」（My empathy for the suffering in Gaza does not make me anti-Semitic, nor does it make me pro-Hamas or anti-Israel. It makes me human.）

馬克的確說過這段話，但並不是針對本次以巴戰亂，且非原創。2014年7月24日，一位長期評論巴以衝突的網絡作者David Harris-Gershon在推特發出這段話引起追捧，馬克在次日對其進行了轉述。

相對於考察各方的立場，我其實更關心簡中輿論的質量，即關於這場戰爭，簡中世界的看客們在吵什麼，吵的是否有營養。畢竟，戰亂對當事者是苦難、代價與創傷，但對看客而言，卻可能是反思人類教訓的一個機會。

坦白說，簡中輿論圈吵架的營養極少。比如，人們會討論哈馬斯釋放人質時是否友善，似乎人質與綁匪之間的相互關係不足以證明哈馬斯的戰爭責任。又或者關心一個嬰兒的死屍是塑料的，還是真實的。仿佛如果一個嬰兒的死屍造假，整個加沙的悲劇都不算數。這很八卦，很肥皂劇，更像在討論劇本、演技和道具。

我還見過一個離譜的想象，那人認為，難民身份可以世襲，外界給了加沙難民太多支持，以至於他們非常享受難民身份。這種想象，大概率來自對於中國扶貧政策的貧瘠經驗。問題是，如果難民福利那麼好，必然帶來的是周邊大量人湧入加沙，爭相當難民的局面。然而有嗎？

在文初提到的《基督山伯爵》中，一個圍觀行刑的年輕人說，「我最初感到厭惡，隨後變得無動於衷，最後感到好奇」。這話也可以拿來形容今天簡中社交媒體上的現象。或許，這就是人類天生的特點，是大腦神經處理信息的套路。

但是，加沙的真相究竟是什麼，這場戰亂被看作反恐和反恐的合理代價又是否合理？200萬加沙居民的命運如何？死亡數字究竟如何統計？甚至，哈馬斯的支持率到底多高，為什麼那麼高？等等等等。

那些精心剪裁的短視頻說明不了任何問題，他們只是影像，能夠準確地傳遞情緒和面孔，但不能為判斷事件的深層真相提供知識上的支持。

多少有點諷刺意味的是，據說恰恰是有公信力的媒體記者站出來說嬰兒是死屍，不是塑料玩具，才讓一場鬧劇得到部分平息。令人沮喪的是，現在依然有人樂于堅信塑料嬰兒的陰謀。直說吧，如果是我在現場報道，不得不去向公眾解釋那個孩子不是塑料的，大概率會罵出聲來。

真相，是一個將發生的現實細節通過專門方法生產的知識。新聞報道又是這類知識生產最典型最主要的部分。或許我們可以用上訪者來類比加沙的難民。

上訪者大多是社會弱勢和邊緣群體。有些上訪者資源少、知識能力不足，精神狀態差，偏執。他們往往沒有遊說或打動主流社會的能力。曾有人拍過上訪者的影像，渾身披上白布，身上寫個大大的冤字，製造出一種低成本的，但是又很鮮明的視覺奇觀。它是一種誇張的修辭手法，同時也說明了上訪者所面臨的困境，無法在既有的權力-知識體系中準確且合理地表達自身所遭受的苦難與不公正。

如果沒有專門的知識生產者對他們的「轉述」，他們的形象大概就是另一個世界的神經病。但上訪者的經歷，往往承載着某種真相，即他們是作為某些勢力乃至主流社會獲取利益的代價出現的。他們扭曲的遭遇與笨拙的表達背後，映射着社會的不公與無情。而這些需要專門的知識生產，從個體命運中挖掘真相。

以往，關於公共事件的真相，主要由具有公信力的媒體報道。很顯然，此次戰亂的烈度與風險造成了媒體報道的極大阻礙。大牌國際媒體與以色列當地媒體都曾出現事實錯誤，而去往現場的記者的死亡數量，也從側面反映了此次新聞報道或者說「真相」生產的巨大難度。

當真相的供給相對貧瘠時，那些未經證實無法核實的戲劇性場景自然而然地引爆了輿論場，導致原本就對立的各種聲音變得更為極化。塑料嬰兒是極端案例之一，而在兩個月以來的輿論中，我們可以看到大量將對手「非人」化的表達，受情緒或創傷裹挾的偏執者，竭盡所能地論證某個特定群體會極端的邪惡與暴力，偏離普通人類的正常範圍。這種觀念和排尤主義顯然是一路貨色。

一定程度上，儘可能合理地想象他者的行動，是一種珍貴的認知能力。坦白說，我認為巴以這次衝突暴露了很多人對於如何認知戰亂缺乏基本的合理理解的能力與意識。或許是因為，公眾並沒有多少認知苦難、評論苦難的經驗。自媒體、短視頻中有大量的細節，也有大量的10分鐘帶你讀懂XXX的濃縮知識。但普遍的，人們對於看到的影像細節與找到的來歷不明的知識並沒有基本的判斷能力。這些現象，讓我想到歷史人類學者王明珂筆下描述的分布在青藏高原的羌寨傳說。他針對羌寨里恐懼與暴力的分析，似乎完全可以用在21世紀的簡中輿論場關於以巴衝突的討論中。

這是一種返祖現象嗎？回頭看看我們自己的歷史，是我們還有我們的父輩經歷的苦難太少嗎？顯然不是。但公眾閱讀苦難、反思苦難的經驗卻實在是太少了。

更不堪的是，當輿論越來越極化，仇恨與暴力肆虐的時候，一批從事知識生產的知識精英並沒有承擔反思責任，反倒發出種族歧視的極端話語，比如抨擊巴勒斯坦人智力水平低下。一定程度上，或許正是因為缺少真相的供給，才暴露出所謂知識精英的真實水平。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新新默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