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煙歲月你最美 遺世獨立的西南聯大

在中國的現代化歷史進程中，最為成功的是民國時期的教育；在民國時期的教育中，最值得尊崇的是抗戰時期的教育；在抗戰時期的教育中，最光彩奪目的是西南聯大。

西南聯大全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她誕生於抗日戰爭的烽火之中，與抗日戰爭相始終，前後只有8年多的歷史。但是，短短8年多，西南聯大「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築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碑文中語），培育了眾多國家級乃至世界級的人才，所出人才比北大、清華、南開三十年所出的人才都要多，創造了中國以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偉大奇蹟，不但成為馳名世界的世界一流大學，而且，雖身處邊陲，卻引領思想，開啟了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絢爛的一頁。由於她的存在，使當時的雲南昆明這一邊陲之地成為抗戰時期中國的文化中心。美國弗尼吉亞大學約翰．伊瑟雷爾教授甚至認為「這所大學的遺產是屬於全人類的」。

西南聯大之所以能贏得如此美譽，是因為在她的身上集中體現了中華民族「剛毅堅卓」的民族精神，彰顯了一種現代中國的新的道統，那就是：愛國，民主，科學。

一、西南聯大的歷史首先是一部關於「氣節」的歷史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伴隨著宛平城外激烈的槍聲，北平告急！天津告急！華北告急！

國難當頭，當時全國最為著名的三所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慘遭摧殘。為保存文化力量，三校合遷湖南，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

1937年11月1日，國立長沙臨時大學開始上課。但不到兩個月，南京又陷入敵手，武漢、長沙為之震動。長沙臨時大學被迫再度南遷昆明，成立「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西南聯大」這個中國教育史上熠熠生輝的名字由此誕生。

南遷的過程充滿了艱難險阻。大部分師生經廣州、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再轉滇越鐵路進入雲南。另有250多名同學組成步行團，在聞一多、黃子堅、曾昭掄、吳征鎰等11位教師組成的輔導團帶領下，櫛風沐雨，徒步行軍3,500里，歷時68天，幾乎用雙腳橫穿湘黔滇三省，完成了世界教育史上一次罕見的遠征。

在民族存亡的緊要關頭，振興國家的強烈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感，使聯大師生在被日軍摧毀的殘垣斷壁前仍然精神不倒，用生命書寫了一個個感動千古的真實的故事，淋漓盡致地彰顯了「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誓死不當亡國奴」的崇高民族氣節。

西南聯大這批學者，基本上都是帶著真摯的愛國情感和救國使命感離開古都的。學生也是這樣。清華大學董樹屏先生在轉移到昆明的過程中，承擔了把清華教學器材運往南方的任務。當時既要騙過日本人，又要在路上和難民一塊兒爭船爭火車。他想了很多辦法，才把器材保護下來，完整地運到了昆明。這使得西南聯大的工學院成為設施最好的學院。

曾經就學於西南聯大的汪曾祺在回憶中談到，當時同學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不同地區，有一個河南的同學是從老家一步一步走來的，一個西康的同學是買了一頭驢一路騎過來的，可見戰時上大學，是何等的不易。汪曾祺說：大部分同學是來尋找真理和智慧的。後來成為著名詩人和翻譯家的穆旦當年也是步行者之一，他由此寫下了這樣的詩句：「我要以一切擁抱你，你……一個民族已經起來」。

西南聯大教學條件之艱苦是今天的人們所難以想像的。學生們幾十人擠在鐵皮屋頂（鐵皮屋頂最後還因為經濟困難換成了茅草屋頂）、土坯牆的教室和宿舍里，這些教室方向不同，大小不一，裡面放了一些木椅，都是本色，不漆油漆……這種椅子的好處是不固定，可以從這個教室到那個教室任意搬來搬去。

名師、教授們的生活同樣異常艱辛，聞一多、華羅庚兩家一度十幾口人共居一室，中間用布簾隔開，形成「布東考古布西算」的奇特格局。在物價飛漲的年月，名教授也不得不賣衣、賣字、賣書、治印維持生計。為躲避轟炸，教授們大多住得很分散。有的住在幾十里外的遠郊，步行來上課，周培源先生騎自養的馬上課，都是從不遲到。

在昆明，朱自清先生的生活窘迫到了連一件布棉衣都無力縫製的地步。有一年冬天，昆明天氣異常寒冷，體質本來就很差的朱自清為了禦寒，只好在趕街的日子去買了一件雲南當地馬幫里的窮苦趕馬人穿的那種廉價披風，既當被褥，又當外衣用。

為一日三餐奔波的遠不止普通教員，校長梅貽琦的日子也過得十分拮据。他有四個孩子正就讀於聯大，家庭負擔確實不輕。但梅貽琦卻從不讓自己的孩子領取聯大發給學生的生活補貼，而是把錢儘量滿足那些更需要補貼的貧困學生。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傳統和「剛毅堅卓」（聯大校訓）的頑強精神支撐著聯大師生在物質生活極為艱困的日子裡激情不減，弦歌不輟。無怪乎林語堂上世紀40年代初路過昆明作演講時發出這樣的驚嘆：「聯大師生物質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1946年5月4日，「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落成。在這塊由聯大文學院院長馮友蘭撰文、中國文學系聞一多教授篆額、中國文學系主任羅庸教授書丹的紀念碑上，鐫刻著「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抗戰以來從軍學生題名」共834人。據說，實際從軍人數遠大於留名數。

二、西南聯大的歷史是一部堅守現代大學精神的歷史

聯大奇蹟的出現固然植根於師生高度的民族責任感和歷史擔當精神，更有賴於正確的辦學思想和原則，有賴于堅守了大學之所以成其為大學的現代大學精神。

西南聯大在昆明正式誕生後，由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校長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為常務委員，共主校務。聯大分理、工、文、法、師範五學院，共26個系，兩個專修科，1個先修班；學生總數3,000人，規模之大，在抗戰時期堪稱全國第一。

聯大不但匯集了一大批著名專家、學者、教授，師資充實，人才濟濟，而且融合了北大的「兼容並蓄」之風，清華的「嚴謹求實」之風和南開的「活潑創新」之風，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辦學思想和原則，這就是：「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築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碑文中語）；

更具體地說，就是「堅持學術獨立、思想民主，對不同思想兼容並包。校方不干預教師和學生的政治思想，支持學生在課外從事和組織各種社團活動。」對此，美國弗尼吉亞大學約翰．伊瑟雷爾教授做過中肯的評論：「聯大素負盛名的教師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戰時最優秀的學生。除了虎虎有生氣的文化學術活動以外，聯大還成為中國最具政治活力的一所大學。 ……在不到半個世紀以前，就能產生一所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大學，這所大學的遺產是屬於全人類的。」

86歲的張瑞蕃老人1939年就讀於西南聯大物理系，他至今仍難忘聯大民主的學風：「老師從不強迫學生學甚麼」。教師開課都是按自編教材講授，一般不受干擾。與此同時，相當多的教授主張「通才教育」，認為打好「博」的基礎才易於求專求精。課時安排上，讓學生有充分自學的時間，去獨立思考，自覺鑽研，鼓勵學生勤學勤思，不讀死書，不死讀書。

在西南聯大，教授之間，對立的觀點爭奇斗絕，蔚成風氣。如哲學系的賀麟教授欣賞陸象山、王陽明的「心外無理」說，反對理在心外，而馮友蘭先生的在這方面的思想觀點則正好相反。但不管是賀先生還是馮先生，都受到了學生的尊重。旁聽在西南聯大蔚然成風，不僅學生旁聽老師的課，而且老師之間互相旁聽之事，也經常有之。聞一多與沈有鼎，兩人同開「易經」課，經常互相旁聽。旁聽意味著自由選擇，意味著開闊視野，意味著學術對話。

在西南聯大，最可貴的是當時師生之間存在著一種平等、誠摯、親切、和諧的關係和教學相長的風氣。聯大實行「自由教育」。有時候一門相同的課，由二三個教師同時擔任，各講各的，各有特色，這叫「唱對台戲」。每個教授必須擔任三門課，而且上課時很少照本宣科，主要講自己的專長和研究心得。平時師生可以隨時談天，討論問題，甚至為某個科學論據和學術觀點爭吵起來。但正是在「唱對台戲」這些不經意的學校生活中，「民主」與「科學」的精神在學生的心靈里悄然紮根，而這，正是一所現代大學的靈魂。

還有，就是聯大師生雖然身處邊陲之地，但他們的學術視角卻始終瞄準世界學術的制高點。楊振寧先生離開聯大後到美國留學，他說，我們一到美國甚麼普林斯頓等一流大學，根本就沒有感到我們有甚麼落後，我們在美國都是最傑出的學生。

趙忠堯先生是我國最早研究原子能的，「兩彈一星」元勛里很多是他的學生。他當時是國民政府派往太平洋去參觀美國比基尼導彈、原子彈爆炸的，參觀完以後，他當時就到處籌資想買一些基本的實驗器材，帶回國來教我們自己的學生實驗。在這個過程中，經歷了1949年的政權更迭，但他一直在買這些器材，用教學生的薪酬去買，想法集資去買，最後在朝鮮戰爭爆發前期帶著器材回國了。

正是有了這樣的學術視野，一部部一流水平的學術著作在硝煙中問世：華羅庚完成了開創性的著作──《堆壘素數論》；吳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動光譜及結構》被視為該領域的經典；還有張青蓮的《重水之研究》、趙九章的《大氣之渦旋運動》、孫雲鑄的《中國古生代地層之劃分》、馮景蘭的《川康滇銅礦紀要》、馬大猷的《建築中聲音之漲落現象》、聞一多的《楚辭校補》、馮友蘭的《新理學》、陳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湯用彤的《漢魏晉南北朝佛教史》等等大批奠基性論著。而同樣在那艱苦卓絕的環境中，楊振寧在兩位導師的輔導下，完成了對他一生科研事業起到決定性作用的學士論文；李政道讀完了他的物理學業，為日後的成就奠定了至為關鍵的基礎。

三、西南聯大留給我們的另一筆寶貴財富

當面對強敵入侵或國家陷於災難時，自然需要整個民族步調一致，這時往往會產生國家主義，強制主義或者專制，會以國家和愛國的名義來抹殺個性，剝奪個人權利和自由。而西南聯大有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現象，就是當國難當頭的時候，整個知識份子群體既保持了一致性—堅持抗日的一致，同仇敵愾；同時它又能夠容忍和保全學者們和學生們的個性；既未因為需要統一而走向國家主義，又未因為堅守自由而無視民族大義。他們彰顯出的是君子的「和而不同」，而不是小人的「同而不和」。作為一個文化群體，它留給我們的這一寶貴財富，給我們現在的大學該怎麼辦提供了珍貴的歷史借鑑。它告訴我們，中國的知識份子在民族大義面前從來都是以大局為重，以國家利益為重的，同時他們也懂得在甚麼時候甚麼問題上需要堅守人格獨立，思想自由，懂得愛國不等於國家主義，統一不等於專制和獨裁。他們決不能容忍打著國家的旗號搞甚麼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

在西南聯大，政治氣氛和學術氣氛一樣濃重。聯大的師生大都不是兩耳不聞窗外事的學究和書呆子，而是心憂天下的仁人志士，但他們又從來不忘記自己作為學人的職分。在這裡，德先生與賽先生似乎友情依舊，往往攜手同行。

學者的個性是自身學術個性和個人生活細節的慣性，在西南聯大都受到了應有的尊重和保護，原來的三所大學的個性也得到了很好的傳承。比如原來北大的「兼容並包」，清華的「厚德以載物」和南開的務實精神，在這種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反而更加和諧的融在一起，創造了新的學風，新的人際關係和更加開放的氛圍。

在聯大，吳宓先生的個性很有代表性。吳先生講「英詩」，多離不開一，一也離不開多。他認為，美就是講的多樣性的統一，即多中有一，亦即和諧。吳先生為人耿直，放蕩不羈。教學卻嚴謹認真。他講西洋文學史，卻重中國經典；愛《紅樓》，卻崇奉孔子。吳先生本人就是一個「一中有多，多中有一」之人。像吳先生這樣的人，在西南聯大尚不乏其例。西南聯大很讚賞這樣的人，因為這是西南聯大自由之風的一個標誌。畢業於聯大的張世英教授認為，西南聯大這個學校本身就是一座「一中有多，多中有一」的學府。政治思想方面：進步的，保守的，中間的，左中右都有，各得其所。

在學校里，學術是衡量一切的最高標準；愛國、民主、科學，教育獨立、教育救國、知識報國，反對專制和獨裁是聯大師生共同的價值追求。

當然，聯大的學者教授們也並非聖人、道德君子，不同類型的學者在觀念上的衝突也十分常見。

前面提及，西南聯大本身就是一座「一中有多，多中有一」的學府。所謂「一中有多，多中有一」也就是孔子所說的「君子和而不同」，而不是孔子所批判的「小人」的「同而不和」。聯大真正做到了「和而不同」，所以成了世界一流。

（編者按：因篇幅原因，本文保留主線，刪去了細節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