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床單綁住的老人

在接到給張愛華送外賣的單子時，外賣員陳航特別小心翼翼。 

那正值新冠肺炎高發的春季，這個荒無人煙的小區，除非是身體不適自我隔離，否則沒人願意住在這裡。 

穿過野狗與野貓出沒的空地，攀着因生鏽折斷的樓梯扶欄，他來到五樓的舊房子門前，敲打着那個一碰就震落灰塵的老木門。 

敲了一會，裡邊開始有聲響，但等了十多分鐘，依舊沒有人開門。 

陳航感到很生氣，因為疫情期間，願意出來送外賣的人不多，他手上的外賣單子數量龐大，不能在這一單上花費太多的時間，否則會接到一系列的投訴。 

他外賣放在門口，點擊訂單已完成，正要轉身走的時候，門裡傳出了一個老太太的抱怨，「都餓一周了，來了鑰匙也沒帶，故意折磨我啊？」 

伴隨着說話的聲響有些大，陳航回過頭，老太太已經把門鎖打開，然後馬上轉身，拖着身子往回走。 

這個時候，他才看清這是一個瘸腿的老人，靠着一張塑料凳子協助支撐着她走路。 

老人以為他是小兒子，在陳航把外賣拿進屋裡的時候，一邊劈頭叫罵，一邊搶着打開外賣盒。直到抬頭才發現，那只是一個外賣員。 

那是張愛華的第一份外賣。 

吃外賣等死

張愛華告訴陳航，她的小兒子原本每周都會來兩次，給她洗澡和做好兩天的飯菜，沒吃完的放冰箱裡，要吃的時候就在微波爐熱一下。 

但那幾天，她兒子都沒過來了。 

原本，小兒子給她打過電話，說現在到處都在傳新冠肺炎，他們沒法出門，讓她省一點，把冰箱裡的飯菜多勻幾天來吃。但她老了耳背，電話她知道怎麼接，卻根本聽不到他們在說什麼。 

食物吃光以後，她自己也沒法下樓，撐着個塑料凳子下樓，她知道她會被摔個半死。實在餓得不行的時候，就拿柜子里的老茶葉，用水泡開以後，一把一把地嚼着茶葉。 

在她吃了好幾頓茶葉，吃得快要吐的時候，陳航送來了外賣，這個外賣，香到她自己都不信是兒子給點的。 

「一定是你為了幫我，給我點的飯菜。」 

然而過了幾個周以後，她終於確信那就是她的兒子們點的。這些外賣，很快變得像那些茶葉一樣讓她反胃。一開始，因為餓了幾天，她吃得特別滿足，但這樣的外賣持續近一年後，她已經瀕臨崩潰。 

點外賣，由她兩個兒子分工，一人負責一周。原本，外賣員每天給她送兩份外賣，兩個月後，外賣員送來的有可能是三四天的量。她的兒子發現，這樣可以節省配送費。 

外賣數量越來越多，但她的冰箱壞了，失去了製冷的功能。在氣溫回升的那幾天，速凍層凝結的冰塊溶解，地上流出一條條褐色的水。那些外賣在裡邊開始發臭、腐爛。 

外賣平台的系統，第二次把給張愛華的訂單指派給陳航時，他毫不猶豫就接了。為此他並沒有接太多其他的訂單，來到門口時，發現她已經不再把門鎖住。 

他知道自己這行每天都在跟時間賽跑，高效又無情，但碰到這種老人，總想着能幫幫她。不過，屋子裡衛生實在太過惡劣，讓他打消了幫清理的念頭。 

這一次時隔上次已經半年時間，門外有動靜，張愛華就知道是送外賣的來了。很多時候，外賣員成了她和兒子之間的傳聲筒。 

感冒發燒她讓小兒子過來，小兒子就用外賣給她買盒布洛芬和頭孢拉定膠囊；冰箱壞了，她小兒子來了看了看，說沒得修了給她換一個，但也一直沒有下文；每個月，小兒子會過來一次，給她擦身洗澡，把那些飯盒一起扔掉，就算搞過了衛生。 

最近她長褥瘡了，說想要去醫院看看。她知道很多老人長褥瘡以後，很容易就是走到死亡。但小兒子照例用外賣送藥買了一支消炎的藥膏。 

「他們就是想我死，早點死了，這個房子拆遷他們就能拿到錢了。」 

沒呆多久，陳航感覺到那裡要變成大型控訴現場，趕緊離開。臨走時，張愛華要求他幫打電話給小兒子，「跟他說明天就要簽拆遷文件了，看他過不過來。」陳航覺得這是撒謊，只撥通了電話讓她自己說。 

「沒時間過來，明天七夕節，是人流量最大的時候。你幫我問下拆遷補回來多少，要是不吃虧的話，讓她自己簽吧。」小兒子忽然想到什麼，略帶興奮地說，你告訴我媽，我找到了一台質量很好的二手冰箱，過幾天有空我給送過去。 

不過這次，張愛華聽了個仔細，直接破口大罵，「二手冰箱，買個新的才多少錢？你又想我冰箱幾天就壞了嗎？」 

很快，小兒子就掛掉了電話。 

一千多公里外，廣州海珠區建基路的一處老舊民居里，另一位像張愛華這樣遠離兒女的老人走到了生命的終點。 

外賣騎手馬煜淞按照訂餐地址找到這兒，可任憑他怎麼拍門也無人應答。 

外賣是屋主的兒女點的。他們電話聯繫不上老人，住得又太遠，便想通過外賣小哥看看家中老人是否安好。 

透過防盜窗的窗縫，馬煜淞隱約看到有人倒在浴室，不祥的預感瞬間升騰起來。 

他向街坊借來扳手和斧頭，試圖砸開門或防盜窗，未能如願。 

報警後，消防員很快趕來，直到醫護人員到場，老人已經不幸離世。 

馬煜淞當場就哭了，為這個素不相識的老人，也為自己遠方的父母。 

送外賣每天都在和時間較勁。 

因為超時他收過差評，扣過錢，也被顧客訓斥過。但從來沒有哪次像現在這樣錐心刺骨。    

他忍不住假設：「如果我早來一步，一切是不是會不一樣？」 

很多人勸馬煜淞不要自責，他所做的已經遠遠超出本職工作。而本來最應該對老人負責的兒女，卻在無數類似的故事中缺席現場。 

他們的缺席，大多也有這樣或那樣之無能為力的因由。 

張愛華的小兒子在昆明的一家健身房上班，工作內容就是發傳單和拉客開卡。由於業績和客戶轉化效果掛鈎，一個月工資平均起來2400左右。兒媳婦則在一個學校做清潔工，一個月1700。 

「我一個月房租要1200，女兒幼兒園上學得1000，吃飯開銷1200吧，剩下的手機話費、買個衣服買個被子，基本上每個月都算着來。我還能剩多少錢？這個二手冰箱，都還是我省了幾個月擠出來的。」在小兒子看來，他是實在沒有辦法。把母親接過來住，就得租個三房，直接增加了500的房租開支。這樣的額外支出，會讓他的生活無法維持。 

加上微信的陳航反問過他，說你額外時間多做份工，送下外賣都可以把這500塊補貼回來了。 

「現在發傳單和以前不一樣了，我以前只是發傳單，一個月就有個3000。但網絡發達以後，健身房這些都通過網上推廣，發傳單也就80塊一天，還得把客人轉化開卡，才能拿到提成。上下班、午飯與逛街高峰，都得時時刻刻上緊發條，跟互聯網推廣們搶客戶，我哪來的時間去跑外賣？」事實上，他也無法轉行去做外賣賺更多錢，因為他有肝炎。 

張愛華的大兒子，則因為借網貸做生意失敗，帶着妻女前往深圳開起來網約車。 

網貸他借了12萬，五年期，一起得還20多萬，每個月5000多。同時，他需要養家，要給兩個孩子創造更好的環境，所以他需要一份收入過萬的工作。昆明他找不到這樣收入的工作，只能選擇去經濟發達地區。 

但成本上，他也沒法帶上他的母親。在深圳租房，多一個房間就多1000，還得安排一個人力專門伺候飲食起居。並且，跑網約車，要賺夠10000塊，他每天得跑20多單。連喘口氣的空檔都沒有，更別說去處理老人的生活問題。 

按照經濟成本層層篩選下來，外賣就成了遠程贍養的不二選擇。 

作為近年來興起的一種養老方式，除了充當傳聲筒，確認老人是否活着之外，它所能起到的作用其實很有限。 

這絕不是個別家庭的困局。 

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中國人口老齡化增速位居世界第一。截至2019年末，國內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經突破2.5億，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18.1%。其中，失能失智老人超過4000萬，對比往年呈現加速增長的態勢。 

在「未富先老」的國情之下，年輕人被拖拽着進入高效率高節奏的社會化生產機器之中，越來越「卷」，分身乏術，加上代際衝突等一連串問題，全社會正面臨家庭養老功能日益萎縮的困境。 

「老人外賣」，不過是這種困境裡，最為極**端的一面。** 

對眾多老年人尤其是失能失智老人而言，疲於奔命的子女難以了解他們的真實需求，也無法提供長期細緻的照顧，請保姆又怕對方關起門來稱王稱霸，這時候，專業的養老機構就成為剛需。 

社會學家藍佩嘉稱之為「孝道的市場轉包」。 

表面上看，養老產業是前景廣闊的朝陽產業。可實際上，卻有大量民營養老院在垂死邊緣掙扎。 

養老院的種種癥結所在，也是中國式養老困境的集中體現。 

送進養老院

老人和子女們對養老院的態度，處於兩個極端。 

在張靈眼裡，養老院是他們這個家庭唯一的選擇，「如果不找養老院，我們兄妹幾個可能要反目成仇了。」 

突如其來的腦梗塞，讓張靈75歲的父親張建軍徹底喪失對身體的控制。他卯足力氣，卻無法將腿抬高1厘米；想說話，僵硬的舌頭並不配合；就連五官也被紊亂的神經牽扯成極不協調的形態。 

稍不留神，口水就順着嘴角淌下來。 

住院期間，他由三個孩子輪流照顧。每天4次鼻飼，要將食物打成糊，輕柔緩慢地注入胃管，溫度適中，不能讓空氣混進去……胃管封蓋扣好後，用紗布包裹，再用皮筋纏緊。完事以後拿溫水沖洗，避免食物囤積變質。 

長期臥床容易引發褥瘡、尿路感染，所以還要經常給父親翻身，開放尿管，以及換尿墊——父親150多斤的重量，身上又纏着各種管線，這些工作每次都要手忙腳亂折騰半天才能完成。 

腦梗塞留下的後遺症沒有特效治療方法，加上張建軍的梗死面積較大，醫生推斷，能恢復正常的概率微乎其微。 

父親出院前，張靈和兩個姐姐向母親王鳳霞提議：「不如二老一起住到養老院去。」 

王鳳霞並不願意，人年紀越大，越不想離開熟悉的生活圈。為了留在家裡，她一度開出條件：誰願意照顧我們，退休金就給誰。 

三個女兒卻大吵大鬧起來，互相推脫照顧父母的責任，一連幾天的激烈交鋒之後，王鳳霞妥協了。 

當他們着手去找養老院，才發現養老院也不是這麼好進的。 

公立養老機構收費便宜，床位競爭也異常激烈。除了由街道推薦的「三無老人」（無勞動能力、無生活來源、無贍養人和扶養人）和曾對社會作出重大貢獻的老人外，其他人都要經過漫長的等待。 

光大證券此前出過一份養老報告，裡面提到，全國標杆公立養老院——北京第一社會福利院，全院只有1100張床位，排隊登記的老人一度超過1萬人，每年輪候只能入住幾十位，很多老人等到去世都沒輪上。 

三個女兒做主，把老兩口送到廣州白雲區一家已經成立十幾年的民辦養老院。雖然占地面積大，房型選擇多，還有經衛生局批准設立的醫務室，但因為很久沒有翻新，院內處處透着凋敝的氣息。 

按照能否自理，養老院被劃分出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 

五樓以下的自理區，老人生活相對豐富，可以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打牌搓麻，閒話家常。活力更充沛的，還能獲准到樓下花園曬太陽散步。 

五樓以上，則住着那些失能失智的老人，每張床都配有應急呼叫器，四周擺着輪椅，吃飯的小桌子，坐便器。 

管理借鑑醫院住院部的模式，醫務人員每天早晚兩次查房，三餐由護工配送。這裡的活動區棄用已久，牆上歪七扭八貼着用紅紙寫的幾個大字——「福如東海，壽比南山」。 

王鳳霞陪張建軍住進六樓的夫妻房，寬敞的房間裡放着老舊掉漆的實木家具，兒女們風風火火地張羅着布置。 

坐在剛鋪好的床上，她看看張建軍，又看看準備離開的兒女，眼帘慢慢耷拉下來。 

「想起以前送你們去大學報道的時候，也是這樣大包小包。但你們是為進入社會做準備，我和你爹，可能就是進墳墓前的最後一站了。」 

三個女兒並不理解目前突然的傷感，在他們看來，住進養老院，已經稱得上是享福了。 

度死日

「吃飽穿暖，不用幹活」就是兒女們眼中的安享晚年。但到了老人那兒，卻像是坐上開往死亡的列車，四周空氣里都是緩慢流淌的「老氣」。 

這一點，直到半個月後張靈單獨來看望父母，才真正讀懂。 

為了方便打理，失能失智的老人統一被剃成寸頭，張靈總是會將阿婆錯認成阿公。 

在這裡，性別仿佛只剩下一個個模糊的符號。

最裡面屋的蔣校長90來歲，得了阿茲海默症，智力退化到學齡前兒童的水平。她坐在輪椅上，輪椅後面用綁帶纏住欄杆，防止亂動摔傷。 

才踏進走廊，張靈就聽見她歇斯底里地喊叫，「好心人過來啊，給我解開吧。」 

半個小時不斷重複這一句，不知疲倦似的。 

護工偶爾走到她跟前安撫一句：「乖啦乖啦。」她更加急切地央求，「天黑了，我要回家，好心人讓我走吧。」 

仿佛一張被揉皺的報紙，枉圖鋪展自己 。 

在蔣校長几步外，另一位80來歲的老太太也被布條禁錮在輪椅上，蓋着毯子，閉着眼睛曬太陽。 

一位護工經過，指着老太太的長耳垂打趣：「一看就是富貴長壽命。」 

聽到這話，老人皺紋深刻的臉上沒有任何波動。 

對他們而言，長壽真的是值得欣喜的事嗎？ 

在張靈看來，老人們就像屋裡的有聲擺件一樣。靜默地杵在那裡，定期被擦拭一番，只要不磕着碰着，這一日就算是功德圓滿。

時間流動的痕跡，遍布他們的身體。但在更深的精神層面，時間則停滯了，幾乎不再向前延伸。 

父親張建軍尚未恢復語言功能，看到小女兒到來，張大嘴「啊啊啊」個不停，努力想要抬起手來，張靈小心翼翼，握住父親顫抖的手。 

「我在這裡是很輕鬆，每天衣來伸手飯來張口，但就感覺特沒意思。」    

王鳳霞說她現在就盼着張建軍能快點好起來，像以前那樣痛痛快快跟她吵上一架。 

她有時候覺得，住養老院跟蹲監獄區別不大。 

這裡的照顧是一種全權代理的，看管加保護的模式，它以保障老人的身體安全為第一要務。 

為了防止意外發生，即便能自理的老人，很多護理員也會限制他們走出自己看管的範圍，所以他們的日常活動空間非常有限。基本就是圍繞床的一小塊空間打轉，偶爾再去門外的走廊坐一會兒。 

即便在劃定範圍內，老人的一些自主性行為也被視為「不安分」的表現 。 

陶九妹是個閒不住的人。瞅見桌子落灰了，地板髒了總忍不住自己動手清理。護理員每次看到都如臨大敵，立馬制止她：「放着我來，你顧好自己就行啦！」 

在她們眼裡，行動總是與危險相伴。因此，避免行動就等於將危險扼殺在搖籃里。 甚至有些護工會覺得，還是那些臥床不起的更讓人省心。 

過多的規範和約束，反過來也會讓老人相信自己真的非常衰弱，讓他們不敢，也不願意再離開眼前的一畝三分地。 

大半年來，陶九妹連自己所在的樓層都沒出過。 

她總是拄着助行器在門邊四處張望，像放學後等待家長來接的小孩。一旦有人出現，她的目光就會靜靜跟隨，直到對方消失在視線之外，才無聲收回。若是經過的人和她眼神對上，她就忍不住上前攀談一番。 

她說話聲音輕，神態又鄭重，像在跟人交換什麼秘密，但實際上聊的也無非是日常瑣事。有時候還會熱情邀請別人去她房間參觀，屋裡有張床位空了很久，她很希望有人住進來。 

張靈也去過她的房間，裡面有種微苦，冷清，懨懨的氣息。仿佛文火煮過，隔了夜的藥渣。 

娛樂活動匱乏，老年人睡眠又少，無處消耗的時間大多只能用閒聊填充。但因為缺少新見聞，到最後每個人翻來覆去，說的都是自己那點陳芝麻爛穀子的事，聽久了護工連敷衍的興致都沒有。 

為了打發時間，王鳳霞托張靈帶了一塊水寫布。她在上面認認真真地抄寫有關生肖與節氣的內容，過不了多久又看着它們消失於無形。 

東海大學社會學博士吳心越，曾經在蘇南一個縣級市的養老院做田野調查。那裡的老人都不約而同地用「度死日」來形容自己的生活狀態。 

「度死日」在吳方言中的意思就是混日子，吃完早飯等着吃午飯，吃完午飯等着吃晚飯，吃完晚飯忍不住感慨「一天終於又混過去了」。 

沒有熱情，沒有期盼。被以保護的名義剝奪自由和生命力之後，活着，似乎已經成了一項沉重的任務。 

就連兒女來看望時的欣喜，也會在他們離開後，被更大的落寞吞噬。 

二次拋棄

從某種意義上說，在構建威權式看管模式，壓縮老人世界的過程中，家屬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吳心越曾經看到一個奶奶的家屬氣勢洶洶地衝到院長辦公室，因為這個奶奶在養老院的院子裡早鍛煉，不小心摔了一跤，骨折了，家屬譴責養老院沒有盡到照顧的職責。 

院長覺得很委屈：每一個老人都有早鍛煉的自由，工作人員也不可能時時刻刻在旁邊盯着，這樣的風險要怎麼去防範呢？ 

後來養老院還是作出了經濟上的補償，也加強了管理，比如提醒老人走路儘量使用助步器，行動不便的儘量坐輪椅，最好也不要再早鍛煉了。 

從老人角度看，很多民營養老院的看管理念的確缺乏人文關懷，不尊重他們的主體性。但當你把諸多現實因素納入考量，放眼整個大環境，似乎又的確沒有更好的選擇。 

按照廣州市政府規定的照顧比，養老院通常是一個阿姨同時照顧5至10名老人。當她幫其中一個老人穿衣服餵飯的時候，視線之外的其他老人有誰不小心摔倒，工資就要扣掉大半。 

摔倒，是老人世界的頭號大忌。 

上了年紀後，老人普遍骨質疏鬆、肌肉萎縮，一旦受到外力衝擊，很容易骨折。骨折本身不致命，但骨折引起的各種併發症如肺部感染、褥瘡、尿路感染、血栓栓塞等卻會要人命。 

租賃場地、建設以及基礎設施的修建及設備購買等前期投入，加上經營期間的員工工資以及日常生活開銷這類運營成本，本身已經讓民辦養老院普遍入不敷出。 

2006年入行的河南某民辦養老院院長張玲，用了十年時間依然沒能盈利。在她眼裡，養老是個高風險行業，「入院的老人本就身體虛弱，而且不少本身就身患疾病，對於一些失智、弱智的老人，或者處於痴呆界限的，往往風險特別高」。 

入住民辦養老院的老人，不少只交付了床位費和伙食費，家屬並沒有為這些老人購買護理服務，但老人只要在養老院裡出任何閃失，家屬就會發起訴訟。 

法院在下達判決時，基本都會以養老院提供有償服務為由，同意家屬的賠償要求。 

要解決這個問題，只能在簽訂入住合同時附上特別約定，比如事先約定如果出現老人摔傷或者死亡等事故，只要不能判定是養老院的直接人為責任，就不該由養老院賠償。但在實際操作里，這樣的約定很容易引發家屬的牴觸。 

困在走不出的狹縫裡，看過太多同行因為類似事件背上債務的張玲，只能祈禱自己養老院裡不要出任何岔子，尤其是不要有老人摔倒，「一旦出事，一家養老院就完了」。 

所以，為了防範安全風險，也為了減輕照顧的負擔，約束就成為養老院中通行的保護手段。 

大家都默認為了安全可以剝奪老人的自由，但限制的合理界限在哪裡呢？尚沒有清晰定論。 

所以很多時候，照顧也同樣蘊含着暴力和傷害。    

2019年4月7日晚，102歲老人高仔死在了南昌市一家養老院內的床上。直至去世前，她還是沒能掙脫綁在右腋下的約束帶。 

待屍體被火化、安葬後，家人在收拾遺物時向院方提出，想看老人去世前的監控錄像，以確定去世準確時間及去世前的狀態。 

公安機關調取了從高仔去世前4月1日到4月7日的監控視頻，發現她連續7天都被護工強行束縛。 

4月7日的監控中，側身躺在床上的高仔被兩名護工用約束帶綁在床上，高仔掙扎着示意不要綁，但護工視若無睹，還用力將約束帶打結處再次拽緊實。 

護工離開後，高仔靠一隻手費力解約束帶，半個小時後，她終於解開了，把約束帶掖在了被子下面。沒多久，男護工開燈進入房間，在兩人撕扯中，再次將高仔綁上，力道明顯比上一次更大。高仔不斷用力拍打被子表示不願意被綁，仍舊無效。 

這一次，高仔折騰了一個小時，還是沒能將右腋下的約束帶解開。她想了另一個辦法——鑽出約束帶。但很快又被男護工塞了回去。男護工解開那截從垃圾桶撿出來的短約束帶，將高仔右腋下的約束帶向下拽後與另一物體捆綁，這回想鑽也鑽不出去了。 

監控視頻顯示，20時47分之後，高仔始終沒有動彈過。她向左側躺、蜷縮着。這段監控視頻讓家人揪心不已。 

女兒胡如蘭清晰記得，當天她去看望母親時，母親狀態還很好，綠豆糕和茯苓餅都吃了不少，喝粥堅持不用她餵。可轉眼間，那就成了她和母親見的最後一面。 

外孫女彭淑芳想起，早在去年年底，高仔就曾埋怨護工會對其使用約束帶，「我又沒有偷東西，為什麼綁我的手腳。」 

但當時養老院的答覆是，「這樣年紀的人說話不能全信，跟小孩子一樣。」 

他們相信了院方，不再深究下去。 

在江西當地電視台的採訪中，涉事護工稱，捆綁高仔的約束帶是用被單撕成的布條做的，綁老人是因為老人不久前從床上摔下來過。 

當時家屬提出希望能增加費用，找一個可以始終陪護在高仔身邊的護工，防止高仔再次摔傷，院方以「人手不夠，請不到護工為由」拒絕了。 

家屬也沒有繼續爭取，默認了院方將約束帶作為唯一的防線。 

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場合謀。兒女將照管老人的責任轉嫁給養老院，結果喪失主體性的老人又被養老院「二次拋棄」。 

所以，面對監控錄像，院方才有底氣拋下一句： 

「100多歲的老人死也正常，一根繩子怎麼能綁死人？」 

養老院摺疊

對大多數民營養老院而言，「人手不夠」這四個字背後，藏着他們持續多年的痛點——難以盈利。 

通常情況下，養老院入住率需要達到75-85%才能實現盈虧平衡，而實際情況是，全國養老機構的入住率只有50%。 

走普惠路線的養老院，為了保證入住率，不能把價格定太高。為了讓營收覆蓋運營成本，他們只能儘量削減人工支出，設施修建也能省則省。 

北大教授穆光宗曾直言，中國經營最困難的，就是民營養老機構。民政部公布的數據顯示，全國51%的民辦養老機構收入只能持平，40%民辦養老機構長年處於虧損狀態。 

在決定創辦廣外老年公寓時，張福祥沒有想到，以「為世上父母解難」為宗旨之一的養老院，卻在3年後成了他最大的難題。 

房租每年200萬，40餘名護工、近20名後勤人員、5名醫護人員，一期投入700餘萬元，二期截止到目前已經投入500餘萬元。然而，廣外老年公寓現在每個月僅有40餘萬元的營業額，「不要說現在盈利，就是幾年後都不敢想象。」 

「民辦和公辦差太遠了。」張福祥不禁感嘆，「政府建養老院，土地、房子、設備、人員，一切都有財政支持。我們創辦養老院，一切都要靠自己。」 

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養老研究中心高級分析員成緋緋也說過，「公辦和民辦最主要的差別在於資金支持。」 

以土地為例，公辦養老院是免費拿到國家土地，民營養老院卻要以市場價格拿地。即便政府在用地、運營資助補貼等方面持續助力民營養老院的發展，但面對用工、租金成本、耗材支出等多方面的壓力，多數機構的成本與收入上升依舊不成正比。 

這也就決定了它們的硬件配套、服務質量只能滿足老人最底層的生存需求。  

如王鳳霞所在的養老院，房屋老舊，設施簡陋，伙食選擇有限，看護模式以約束為主，文娛活動只在應付檢查時出現，就差把「得過且過」四個字當成門幅貼起來。 

而在生存之上，更抽象細微的東西，或許只有財力雄厚的中高端養老院才有能力觸及。  

以廣州越秀區某高端養老院為例，人性化設計滲透在房間裝潢的每一個細節里。這裡每個護工最多看管3個老人，營養師會根據膳食金字塔搭配一日三餐；養護院內配備康復醫院，有方便快捷的轉診通道。 

活動空間按照不同功能劃分為12大區域，棋牌室 、書畫室 、懷舊室 、禪思室、做心理疏導的感官療法室…….開設老年大學，請老師過來教書畫聲樂，社工團隊每天組織文娛活動，教授數碼產品的使用。 

對失能失智老人也採取積極干預的態度。有專門的康復室進行肢體訓練和腦部保鮮。 

高品質，意味着高收費。 

一個雙人間，購置費加床位費、護理費、還有其他雜七雜八的，每個月少說也得8000以上，護理級別更高的，尤其是認知症專區，每月得奔兩萬去。 

這個門檻，足以將絕大部分的工薪階層拒之門外。 

像王鳳霞這類普通收入家庭的老人，沒資格企望高品質的晚年生活，他們最大的希望，無非是朝夕相處的護工能夠友善一些。 

鄙視鏈底端的「阿姨」

在中國的養老院，護理員通常是本地的下崗女工，或者外來務工的中年女性 ，她們普遍學歷較低，缺乏專業護理技能，有些甚至是半文盲，即使參加培訓，也拿不到國家要求的上崗資格證。 

同樣被稱作「阿姨」，養老護理員的待遇完全沒法跟月嫂、育兒嫂相提並論。以廣州為例，一個育兒嫂的月薪可以達到八千，但是養老護理員的月收入普遍只有三四千。 

維持老人和周邊環境的清潔，是護理員的主要工作任務之一。這個過程中，他們不可避免地要接觸到老人的身體乃至排泄物。 

感觀層面的骯髒，是她們需要跨越的一道大坎。除此之外，性別和身體界限的逾越，還會帶來一種道德上的「骯髒感」。 

照顧張建軍的顧阿姨回想起自己第一次幫男老人換尿布、洗澡的場景，尷尬得直咧嘴，「簡直不敢睜眼看……」 

差不多過個半年，才能不帶情緒的，將這視為一項日常的標準化的勞動。 

直到現在，她仍然覺得這份工作很不體面。入行7年，一直對老家的親朋好友謊稱自己在超市打工。 

工作強度與收入嚴重不匹配，既無法從工作中獲得自我價值感，也無法獲得來自他人和社會的尊重與肯定。 

在一個負面反饋環環相扣的工作環境中，阿姨們很難真正發自內心去同情和關愛老人。那些年深月久不斷積累的負面情緒，會在不經意間轉移到老人身上。  

田野調查中，吳心越曾經目睹這樣一幕：護理員氣喘吁吁，連抱帶拽地把一個失去自理能力的奶奶從床上搬到輪椅上，奶奶突然轉頭指着吳心越說：「要是這個妹妹來抱我，肯定是抱不動的。」 

護理員一聽這話瞬間炸毛：「你想得好！人家是大學生，博士生，人家出去是要當幹部的！她們年紀輕輕的，哪會到這裡來做這種活，只有我這種年紀的人才來弄弄你！」 

人員流失嚴重，一直是困擾養老服務行業發展的主要問題。留在這行的阿姨也很少有出於對行業的熱愛，更多的，是走投無路後的認命。 

跟阿姨們所抱怨的不同，養老護理並非沒有技術含量的苦力，它其實是融合溝通、護理學、管理學、心理學、營養學等多領域的綜合型專業。 

為了向行業輸送年輕血液，提高護理隊伍的專業程度。近年來，大中專院校陸續增設老年服務等專業。然而，真正留在一線的年輕人少之又少。 

從頂崗實習的第一個月開始，他們就要承受身體和心理的輪番衝擊。很多人看到嚴重潰爛的褥瘡會嘔吐，吃不下飯；因為頻繁幫失能老人移位，工作量吃不消得了腰肌勞損；碰上便秘的，來不及多想，戴上手套就得開始「人工取便」。 

即使能夠克服心理障礙，很多事還是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比如失智老人，前一秒相安無事，後一秒就莫名其妙挨了他的巴掌。「你也沒法計較，畢竟他都不知道自己幹了什麼。」 

還有老人三更半夜不睡覺，起來「砰砰的」敲門，鬧着要出去，要回家。把值夜班的小姑娘嚇得半死。 

每一天的兵荒馬亂，都會在年輕人心裡積攢下無數個辭職的理由。 

調研顯示，北京市的老年管理與服務專業畢業生僅有30%的行業留存率。按照目前培養速度，10年內都無法滿足市場需求。為了留住年輕人這項稀缺資源，很多機構會拿管理崗做誘餌。 

「談錢多俗氣，我跟你談談未來，現在行業內沒啥大學生，只要你入行，堅持幾年就是管理者，拿年薪。」 

一次面試中，瀋陽市家緣興養老院負責人周立國如此對應聘者說。 

「那現在工資是多少呢？」 

「扣了保險，到手2600元。」 

「當個餐廳服務員都比這多，還沒這累。」 

周立國當場被噎得沒話說。 

目前國內養老與家庭服務人才補貼政策還不完善，相應工資標準也有待提高，而且家長們也不願孩子畢業後去干「伺候人」的活，這就導致涉老專業培養的人才，大量轉去其他「來錢快又體面」的行業。 

結構性困境難以突破的情況下，尚未離開的年輕人，大多是在與「衰老」同行的過程中，找到了一些世俗成功之外的意義。 

28歲的景源，是王鳳霞所在的養老院裡最年輕的護工。當年和她一起實習的同伴幾乎已經全部轉行，開店的開店，搞銷售的搞銷售……朋友圈日常動態看起來都熱氣騰騰，而她養老院的生活混雜在飛速更迭的信息流里，怎麼看都格格不入。 

她經常覺得這裡像個無底洞，不斷吸食自己的青春活力，卻依然沒能改變暮氣沉沉的底色。 

可也總有些細碎的溫暖，一次次將她留住。 

白天吐了她一身的蔣校長，那天晚上難得的沒有吵鬧。給蔣校長掖被角的時候，她的臉突然湊了過來，在景源胳膊上磨蹭兩下，囁嚅道：「謝謝你，阿姨。」 

那一刻她的心徹底鬆軟下來。人老了，真的會變回孩子。 

而正年輕的她，暫時還願意做托舉的臂膀。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藍字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