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關於中國的樂觀評估都是錯的

中國快要撐不下去了嗎？

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引述陳獨秀的一句話：”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這十六個字，正是中共二十大之後中共和習近平權力模式的真實寫照。

對於中共二十大之後政局的走向，人言人殊。日本《產經新聞》台北支局長矢板明夫認為，中共正面臨其建政以來最複雜、最多變的時代，台灣面對的，或許不是一個強大的中國，而是一個即將快要撐不下去的中國、一個「後中共時代」的中國。矢板明夫早年曾在中國生活過，深知共產暴政之邪惡，比起大多數溫和內斂的日本媒體人來，他向來不加掩飾地譴責中國的種種黑暗面，對此，我引以為同道。但我不能認同他對中國極度樂觀的看法。

矢板明夫認為中共快要撐不下去的第一個論據是：俄烏戰爭是中美兩大陣營的代理戰爭，而代表中國出場的俄羅斯，已經顯露出敗相。這個看法並不符合事實。首先，俄羅斯發動烏克蘭戰爭，並非中國唆使，普京開戰，並不需要獲得習近平批准，習近平只是樂見其成。

其次，俄羅斯確實顯露敗相，但俄羅斯的敗相併非中國的敗相，相反是中國火中取栗的契機。俄羅斯與烏克蘭（以及烏克蘭背後的西方）兩敗俱傷，習近平坐山觀虎鬥，白白撿了個大便宜。

《紐約時報》發表了資深駐華記者儲百亮撰寫的題為《中國眼中烏克蘭戰爭的贏家：中國》的文章，該文指出：「烏克蘭戰爭遠未結束，但一種共識正在中國的政策圈子裡形成：有一個國家將在這場動盪中脫穎而出成為勝者，那就是中國。……隨着俄羅斯為反抗西方制裁向北京尋求支持，俄國將中國作為自己外交和經濟生命線以及地緣政治重要戰略支撐的依賴程度將越來越大。」《外交事務》雜誌發表了努爾·哈伊里撰寫的題為《烏克蘭戰爭是否將俄羅斯變成中國附庸國？》的文章，更直白地指出：「莫斯科開始逐漸轉變為強大中國的從屬國，最近爆發的俄烏戰爭及俄羅斯在全球範圍內日益孤立，加劇了這一趨勢，使俄羅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依賴中國。……

不難想象，在不久的將來，中國控制着俄羅斯一半的貿易交易，並成為通信、運輸和能源生產等重要領域的最大技術來源，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將在俄羅斯擁有非常強大的影響力，並且會毫不猶豫地使用這種影響力。……中國將是這種轉變的最大受益者，它將盡其所能在克里姆林宮維持一個促進其利益的友好政權，通過購買廉價的俄羅斯自然資源，擴大中國技術市場，推廣中國技術標準，並將人民幣兌換成歐亞大陸北部事實上的區域貨幣。隨着其影響力的增長，北京將能夠從俄羅斯獲得一項重要的讓步，而這在一年前無法想像，即獲得最先進的俄羅斯武器和設計，並享有進入俄羅斯北極地區的特權，並考慮中國在中亞的利益。」所以，習近平不是俄烏戰爭的受損者，而是獲益者。

矢板明夫還認為，中國內部近期有諸多矛盾浮上檯面，「二十大胡錦濤被架出場，說明中共黨內的矛盾已經表面化；習近平出訪時當面訓斥加拿大總理，說明中國和自由民主國家之間矛盾表面化；全國到處出現的『白紙革命』，也說明了中共和人民的矛盾也表面化了」。但這三個論據都不能說明中共的統治已出現重大危機。第一，胡錦濤在江澤民的葬禮上公開亮相，說明黨內鬥爭並未到徹底決裂的地步；第二，習近平訓斥加拿大總理，而世界各國領導人仍爭先恐後與之會面，說明西方對華綏靖政策被未被徹底埋葬；第三，白紙抗議不是革命，影響面相當有限，解封之後，絕大多數中國人對黨和政府在過去三年裡「無微不至地呵護民眾」感激涕零。

不要再犯了劉賓雁的錯誤了

無獨有偶，香港資深出版人、原天地圖書總編輯顏純鈎先後發表《我的樂觀：中共沒那麼強大，中國人沒那麼怯懦》和《我仍相信中國在十年內必有大變》兩篇文章，提出中國即將發生大變的三個理由：一是習近平上台十年，把內政外交搞得一塌糊塗，把中共的家底幾乎耗光；二是習近平政治上大倒退不得人心，對人民的管控無所不用其極；三是白紙運動壓迫下，中共不得不對人民作出讓步。他指出，「我只是相信人性，人性趨利避害，人性追求自由，抗拒壓迫，人性要求實現個人和家庭的幸福」，人性必然戰勝黨性。他還說，「今後主要看經濟狀況……經濟惡化中共力竭，大陸人沒有活路，那時真正的改變就會到來」。

顏純鈎是一位有正義感、良知和風骨的知識人，他在天地圖書任職時，曾出版我的成名作《火與冰》的香港版。他退休後遷居加拿大，沒有保持沉默，屢屢就香港和中國議題發出擲地有聲的言論。但是，或許因為他很早就離開中國，對中國事務的評論往往顯得隔膜，在事實上有相當的落差，在論述和分析上過於樂觀而無法讓人信服。比如，他認為白紙抗議「全中國都有人響應了」，這顯然高估了白紙抗議的力道。據我了解，十有八九的中國人根本不知道彭載舟及白紙抗議，一位生活在中國國內、關心時事的臉友評論說：「牆外白紙的討論和傳播非常熱烈，但牆內一片肅殺，大部分人並不知道白紙抗議，他們也不明白一夜之間解封的原委始末。白紙封殺得如死牢一般。」

顏純鈎對中國未來的樂觀，是因為他對人性的樂觀，而這種對人性的樂觀是靠不住的——他忽視了人性中的「幽暗意識」，人性並不一定追求自由，正如納粹集中營倖存者、心理學家弗洛姆所說：「如果一個人只知服從而不知不服從，這是一個奴隸；如果一個人只知不服從而不知服從，這是一個暴民。」中國人長期在奴隸與暴民之間晃蕩，從未養成公民人格。

顏純鈎還認為，中國的經濟惡化必然導致變革到來，這也不符合當代中國的歷史——從大饑荒到文革，經濟比現在糟糕多了，連鄧小平都承認，國民經濟已然崩潰，但中共的統治仍穩如磐石。箇中原因，如王岐山所說，中國人吃草都能活下去。

六四發生後不久，流亡美國的作家劉賓雁曾預言中共不出兩年就會倒台。但後來中國的發展與他的預言大相徑庭，他對此深切反省說：「我們，不是我一個人，相當多的人，在六四以後對中國形勢的估計都犯了一些錯誤，我們沒有料到江澤民會穩穩噹噹地執政十三年。當時我們以為天安門運動的勢頭還會繼續，想不到九二年鄧小平改變了戰略，用經濟利益來誘使中國人忘掉政治。這十三年來，也就是因為大家在經濟上得到了一些好處，這個國家在經濟上確實有了很快速的增長，大家對現狀也就接受了，實際上，這是一種合作，中國人和共產黨合作了。九二年以後，我們對形勢仍然估計不足，其中有一個因素，就是我們把江澤民的社會基礎估計過低了。」今天，不要再犯跟當年的劉賓雁同樣的錯誤了。

我贊同經濟學者何清漣在《中國：潰而不崩》中的論述：中共政權在十至二十年不會崩潰，中國社會卻將長期處於「潰而不崩」狀態。這個過程是中共透支中國未來以維持自身存在的過程，也是中國日漸衰敗的過程，當然更是中國不斷向外部（尤其是港台）擴散負面影響力的過程。也許我們一輩子都要面對這樣一個潰而不崩的中國，一輩子都要與這個惡魔抗爭。

顏純鈎批評說，「悲觀導致消極的態度，無心做事，放棄抗爭」。其實，悲觀不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而是如魯迅所說「直面慘澹的人生，正視淋漓的鮮血」。當年，生活在漫長的勃列日涅夫時代蘇聯異議分子對未來非常悲觀，他們認為自己無法看到自由的降臨（他們中的大部分人確實沒有看到自由的降臨），但他們仍然不放棄抗爭。對此，劉曉波曾說過，我們的抗爭如同西西弗斯推石頭上山，石頭最終抵達何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一直在推它。這種在徹底的絕望中生發出來的抗爭勇氣，比盲目的樂觀更能持久。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