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迫停滯的春耕:「禁令」下貸款種地的農民們

與開魯縣事件一樣,科左中旗的花生禁令,也是一起有關糧食安全、生態保護與現實利益的衝突矛盾。在政府部門發布的「花生禁令」中,禁止種植的理由是:花生、西瓜等經濟作物易造成水土流失、風蝕沙化,不利於確保森林資源和生態環境安全。禁令的範圍不僅包含我國歷來對用途有嚴格管制的耕地,還包括林地——這是柴達木嘎查村民們用幾十年時間花費勞力改造而成的。在改造過程中,村民們形成的對林地的理解和使用方式,被「花生禁令」幾乎完全否認。這讓村民們感到憤怒,也感覺不安。

花生禁令

4月底,內蒙古通遼市科左中旗的希伯花鎮,天氣已經暖起來,正是一年中春播的好時候。種植戶張立奎卻在自己的田地邊無所事事。

準確地說,這片地是張立奎租的。他來自吉林松原,老家扶餘市有幾十年花生種植史,但土地有限。「一戶就幾十畝地,想包也不連片。」而內蒙古科左中旗土地面積廣,沙土地適合種花生,承包價格也更便宜,「耕地單價700~800元/畝,林地500~600元/畝,吉林老家的單價都在1000元/畝以上。」

租約早就簽好了,張立奎也早早就為春耕做了準備。他找親戚朋友借了十幾萬,又抵押了家鄉的土地。從吉林的農商行貸款20多萬元。2024年2月,承包款分批次付完,設備、種子、化肥也定了,他和妻子在春節後啟程趕往通遼,卻遲遲未能下地。

5月初正是內蒙古春耕的忙碌時節,農民們忙着在地里給新種的幼林澆水
5月初正是內蒙古春耕的忙碌時節,農民們忙着在地里給新種的幼林澆水

就在2月底,科左中旗發布了一項政策:2024年全旗範圍內禁止種植花生、西瓜等經濟作物,涉及各類經營主體流轉的耕地,也包含了張立奎一家租賃的林地。消息一出,張立奎妻子氣得生了病,天天要去診所打吊瓶。張立奎還挺着,一方面他認為這是「大老爺們兒」的本分,另一方面,他還寄希望於租土地給他的當地農戶與政府的談判。按照自然規律,花生的播種最遲在「五一」假期後就得開始,持續到5月20日左右。但截止到5月初,命令仍沒鬆綁。

自今年2月以來,科左中旗希伯花鎮柴達木嘎查(村)的原村支書李七英也在為這個事情煩惱。4月底,他開車帶着本刊記者在連片的農地邊轉了一趟。隨處可見農地邊的楊樹上貼着禁止種植的告示,醒目的紅色粗體字昭告着通知的嚴肅性。一路上響起幾次電話,都是村民們在向他問詢。花生不讓種植後,外包土地的村民們都陷入一種糾紛——吉林租賃戶喊着退錢。「咱這邊地廣人稀,土地流轉承包本來就是一個大趨勢。我們村大概1/3的農民都把土地流轉出去了。」李七英說,而花生是近幾年最普遍也最有價值的經濟作物。按照當地人的說法,科爾沁這邊的土壤偏沙化,如果種傳統作物玉米,畝產不到1200斤。按去年玉米收購約1.1元/斤算,只能賣1300多元,「落兜里就800多塊錢」。但如果是種花生,畝產700斤左右,按收購單價超過3元/斤算,利潤能有1500元/畝。

李七英一邊開車一邊給我算賬:如果不讓種花生,耕地承包的單價要下滑300元/畝左右,林地更幾乎沒人會承包了,農民們每年要少600~700元/畝的收益。尤其今年的「花生禁令」下來得比較晚,很多村民租賃土地的合約早在春節前就已經簽訂了。「現在很多吉林客商追着村民要錢,但各家有各家的開銷,錢早花掉了,哪有錢退?」

廣袤的土地是內蒙古獨特的資源,也是張立奎等外地承包戶離鄉背井,拉着大型耕種設備,住進集裝箱板房,在這裡勞作的原因。農民們期望土地能產生財富,養活自己和家人。但作為土地更高層級的擁有者,政府對土地應該如何使用有着不同於個體家庭的邏輯。

2024年4月底的春耕時節,與科左中旗相鄰的開魯縣被曝出村鎮幹部阻礙承包農戶下田耕種、增加承包費的新聞。事件經媒體報道和官方通報後逐漸明晰: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當地為了治理荒漠改善生態,在政府主導下鼓勵農戶「包荒開荒」,一些在國土部門地類檔案中是林地、草地等性質的土地被農民們承包後一步步開墾為了耕地,後者在國土調查中被認定性質變更,因而有了政府要求增加承包費的說法。

與開魯縣事件一樣,科左中旗的花生禁令,也是一起有關糧食安全、生態保護與現實利益的衝突矛盾。在政府部門發布的「花生禁令」中,禁止種植的理由是:花生、西瓜等經濟作物易造成水土流失、風蝕沙化,不利於確保森林資源和生態環境安全。禁令的範圍不僅包含我國歷來對用途有嚴格管制的耕地,還包括林地——這是柴達木嘎查村民們用幾十年時間花費勞力改造而成的。在改造過程中,村民們形成的對林地的理解和使用方式,被「花生禁令」幾乎完全否認。這讓村民們感到憤怒,也感覺不安。

林地何來

希伯花鎮之名在蒙古語中意為「長滿牛蒡草的坨子」,意指這裡曾經是牛羊遍布的科爾沁草原。但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包括科左中旗在內的整個地區都面臨着嚴重的荒漠化問題。土地沙化後,當地人把那些起伏的坨子稱為坨召地、坨子地。他們是由沙土堆積而成的小型山丘,坡度高度都不大,但一坨接一坨地在大地延綿。「一到大風天的時候,大風一吹,你都能看到沙丘一坨坨地被吹得流動起來。」一名老農戶回憶。

1978年,國家啟動「三北防護林」工程。三北是西北、華北及東北的統稱,這個橫跨整個北方的防護林工程體系,集中涵蓋了風沙危害和水土流失嚴重的區域。「三北防護林工程」被譽為世界上「最大的植樹造林工程」,科爾沁沙地是造林重點。它橫跨三省區、涉及面積7760萬畝,科左中旗的希伯花鎮也是這沙地環繞的一部分。

要種樹,勞動力從哪裡來?北京林業大學教授朱清科多年來深度參與「三北防護林」工程,主要研究水土保持和林業生態工程。他告訴本刊,在「三北防護林」前十年起步階段,主要是靠發動農民群眾,「最早是生產隊,集體勞動記工分,從80年代包產到戶以後就是每一戶定種植的指標」。一些地方會把林地按照包產到戶的方式分配給農民,允諾他們一定的使用權。國家林業和草原局在「三北」工程30周年之際刊文指出,工程一期上馬不久,各地就結合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大力推行了承包造林、「誰造誰有,允許繼承和轉讓」等政策,促進了造林生產責權利的結合,調動農民積極性。

柴達木嘎查村民們的林地也就是這麼來的。整個科左中旗的造林自1980年後大力推開,在柴達木嘎查,要造林的面積有2萬畝之多,相當於3萬個籃球場、半個香港。這麼大的工程,只有發動群眾之力。那時候還是一個青年的李七英記得,政府提供了種植的楊樹樹苗,按網狀格子規劃了種植面積,將造林任務均分給村民,家家戶戶都被發動起來。在此之前,村里剛剛施行了包產到戶,按土地的肥沃程度均分了一定耕地(俗稱「口糧田」)和糧食,只能勉強管飽。造林被村民們視作增加土地種植面積的一種方式。在樹木長得足夠高之前,林間的土地可以用來種一些糧食作物,相當於多了一點「口糧田」。李七英記得,當時幾乎所有村民都會利用林間土地來種植一些農作物,前後種過玉米、穀子、蕎麥等。但這類林地可用於種植的時間不到10年。「等樹長大了,遮陰了,下面的地就啥也幹不了了。」李七英說。

柴達木嘎查的原村支書李七英為「禁種」之事煩惱
柴達木嘎查的原村支書李七英為「禁種」之事煩惱

要在廣袤起伏的沙地上造林並不容易。1999年後,通遼啟動「5820」工程(5年時間在8個旗縣造林20萬畝),開始利用外部招商引資植樹造林。2001年,北京商人許文麗來到這裡,打算以每年承包3000畝、10萬棵的速度,用10年時間造出3萬畝的林地。但第一年,她的10萬棵造林工程最後只存活了6萬棵。許文麗告訴本刊,對於沒有造林經驗的人來說,前期投入是巨大的,在一片荒地上,水、電、澆水、除草,林間密度怎麼排都是問題。2001年他們就投入了600萬元,「那可是2001年的600萬」。幾年下來,一起招商過來的7家公司都放棄了。

在這種情況下,造林高度依賴於植樹者的自驅力,而後者取決於林地能帶來的直接收益。李七英說,起伏的坨子地需要人工平整。「現在都機械化了,但那時候要靠人力把地墊平」,否則沙地水流容易滲透匯聚到地勢更低的地方。其次是開溝,人工要用鏟子在沙地上劃出一道道種樹的溝來。有時候還沒等到澆水,五六級風一刮,早上開的溝,下午就刮平了。村民們要趁着間隙種上樹苗,樹苗之間株距1米、行距6米,一畝地才種上100多棵。

樹苗種完了,難題才剛剛開始。那時候科爾沁還有一定降雨,降水一來,沙地會很快長出一批嫩草與楊樹爭搶水分。農民們就要拿着鋤頭抓緊時間去鏟鏜撫育,將青草苗子挨着剷出來。「那時候沒農藥,全是一點點地刨出來。下一場雨就得鏟,一年得鏟個三四遍,一茬茬鏟。」李七英說。澆水也必不可少。種樹一年至少要澆三次水,夏天三伏天一次,立冬前一次,「就跟人穿大皮襖似的,一澆就凍不死」,開春後再澆水一次做「解凍」。在樹苗幼林時期,一年五六次更是常態。

由於近年來降水減少,當地村民習慣打井用地下水灌溉
由於近年來降水減少,當地村民習慣打井用地下水灌溉

雖然繁瑣辛苦,但在政府補貼和「多囤點地」的激勵下,村民們的造林積極性很高。到2000年,柴達木嘎查2萬多畝的造林工程分批次順利完成,樹木存活率普遍在85%以上。整個通遼也在這時候完成了生態的逆轉。2003年,中科院沙漠化土地空間分布遙感監測顯示,「三北防護林」工程實施以來,科爾沁沙地在通遼市範圍內的沙漠化面積已減少了1200萬畝,在全國四大沙地中,科爾沁沙地唯一出現了治理大於沙化的總體良性逆轉。

當時,對於植樹造林中的民間貢獻,政策也給予了保障。2008年後,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在全國推開,五年裡基本完成了林權明晰產權、承包到戶。柴達木嘎查在2010年後完成了林權確權。原有的林地承包機制被以正式合同確認下來,配以新的林權證。村民吳七林的父親在2000年去世,他得以在這一輪改革中將父母的林地延包下來,期限為30年,價格是並不貴的2元/畝。合同規定,取得林權證後,他有權以轉讓、出租等形式流轉這片土地,同時有權自主生產經營和處理林木及其產品。

水源困局

如今,站在柴達木嘎查一塊地勢較高的坨地上,觀看當年的造林成果,是一望無垠的綠色與沙土交織,像是荒漠與人力持久對壘的戰場,仍然勝負未定。

外來的吉林種植戶們,幾乎所有人都背着高利率的貸款來到異鄉耕種
外來的吉林種植戶們,幾乎所有人都背着高利率的貸款來到異鄉耕種

在2000年後不久,也就是造林工程取得階段性成功時,成活的防護林已經開始產生新的問題。種植的楊樹雖易存活,但耗水量高,它的存在會使周邊環境和土壤變乾旱。而此時的通遼也不再是上世紀80年代那個坨召延綿的荒地。經過多年不間斷地開墾,它成了內蒙古最大的玉米生產基地。科左中旗更名列內蒙古玉米產量最大的旗縣之一,產量超過60億斤,肩負着糧食安全的重任。這個新晉成形的「黃金玉米帶」一邊貢獻收成,一邊也在消耗水源。通遼的地下水位連年下降,流經的西遼河成為全國七大江河中唯一斷流的幹流,通遼段更是斷流25年之久,直到去年才通過調水實現幹流來水。

原來種植的老楊樹陸續出現枯萎現象,沙地又裸露出來,活下來的楊樹低矮無力,被當地人稱為老而不死的「小老頭樹」,防護林整體的防風固沙效應有衰減風險。為了扭轉這些趨勢,通遼市從2010年開始逐步推行原有林地上的殘次林更新工程,鼓勵農民們種植諸如文冠果、海棠果等經濟林,去取代枯死衰竭的楊樹,試圖達到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的統一。

吳七林在2010年延包了林地。這也是多數村民的選擇:更新殘次林能享有一定補貼,果樹結果後還能拿到市場上售賣。同時在樹苗的成長期,林間地也能利用起來種植農作物。但殘次林更新的指標不是每年都有,柴達木嘎查2萬畝的林地在2015年後才開始慢慢更新,每年只有1000~2000畝。2022年,更新指標終於輪到了吳七林家的30多畝地。這是吳家人在這片土地上的第二次造林。但與40年前不同的是,如今的自然環境讓林木生長變得更困難。

吳七林家裡有十多畝耕地種玉米,這是他如今的主要收入來源之一
吳七林家裡有十多畝耕地種玉米,這是他如今的主要收入來源之一

朱清科告訴本刊,導致土地荒漠化的因素有很多,但主要取決於兩個,一個是土質,一個是水源。如果土地鬆軟易於流失,就有荒漠化的風險,這種情況下地表覆蓋物越多,越是利於固沙;但同時,如果降水較少且地下水過量開採,也有可能導致生態惡化、加劇荒漠化。而後者,剛好是科爾沁乃至整個內蒙古在生態上最大的短板。

內蒙古政協農牧委員會副主任、內蒙古農業大學教授蓋志毅告訴本刊,在連續多年的開墾後,內蒙古如今成了全國主要的糧食產區。上世紀70年代末,內蒙古糧食產量只有幾十億斤,現在變成了將近770億斤,是國家十大糧倉之一,每年有超過400億斤糧食往外輸出,而同期南方很多省份則在「去糧化」。這當中的主要問題在於,全國如今的十大產糧大省中,只有內蒙古嚴重缺水,降水條件並不好。全區高增的糧食產量背後,是無盡開墾之下榨取有限的地下水得來的。「全內蒙古的地下水,現在都在變得越來越少。」蓋志毅說。

這種情況在通遼和科左中旗尤其尖銳。通遼的用水結構極其特殊——絕大部分來自地下,且絕大部分用在農業上。截至2022年,通遼市用水量30.3億立方米,農業用水占據91.4%,其中地下水源占總供水量的96%。整個科左中旗,遍布着冒出地面的50~60厘米的農用水井。以柴達木嘎查為例,村子裡有耕地近1萬畝,需要有50多口井,一口井覆蓋100~200畝耕地。李七英說,原來雨水較多時澆水壓力不大,十幾年前氣候變得乾旱後,村民們開始自行打井取地下水灌溉,「一般是幾家人合夥打一口,一年年地增加,有時候一年要打好幾口井」。隨着地下水位下降,井也越打越深,以前是打60米,費用80塊錢一米,後來就打80米,價格也超過了100元一米。「以前地上水泵都能出水,現在水泵得到地下20米才行。」一位村民說。後來政府開始對私下打井進行限制,耕地水井需要報備審批、統一規劃。

相比之下,林業用水會比農田灌溉多,也暫時沒有管制。半乾旱條件下,一片幼林一年澆水5~6遍是正常。「樹根要深,要淌水滲下去,如果算上林間作物用水量就會更大一些。」2023年春,吳七林就和4戶村民搭夥一起打了一口井,深70米,費用110元/米。這口井擔負着上百畝林地和林間耕種的灌溉任務。這種當地用水的便捷,也是吉林種植戶傾向於來內蒙古承包土地的原因之一。

從荒漠化防治的角度,過量開採地下水已經影響到了多年的荒漠化治理成果。朱清科告訴本刊,在「三北防護林」工程40周年紀念活動時,就有一位相關專家做了調研,把這個話題提了出來:農業用水是當地地下水位下降的主因,危及防護林和荒漠化治理的成果。「在一個半乾旱地區,大量開採地下水是會導致生態環境惡化的,不利於整體植被的恢復。」朱清科說。

這或許也是「花生禁令」的政府決策邏輯。希伯花鄰鎮的一位副鎮長對本刊表示,當地有保糧食安全的重任,同時又有綠色生態的重擔。「種植花生西瓜屬於土地非糧化了,這長期看來肯定是不允許的。現在的基本農田都要牢牢保障糧食作物,加上科爾沁沙地殲滅戰,兩大壓力都匯聚在一起了,所以就要犧牲花生和西瓜這些經濟作物了。」

農民的經濟賬

但和政府的決策邏輯不同,作為一塊土地的直接勞動者,怎麼使用一塊土地?到底應該種植什麼作物?農民有自己的使用邏輯,而這個邏輯中最重要的決策因素通常是經濟。

由於務農收入不高,這幾年柴達木嘎查有1/3的人都外出務工,去到京津冀甚至更南方的省份打工。不大的村子在變得冷清和蕭條。這些外出打工的村民,很多是子女快到了婚齡。「一般是老兩口結伴一起外出,掙個十萬八萬給孩子結婚的彩禮錢。還有蓋房子的錢,如果算上裝修也得二十幾萬。」李七英說,外出的村民們一般把林地、耕地都租出去了,自己收一些承包費。

外來種植戶的居住條件十分簡陋,一般就住在田地邊的板房裡
外來種植戶的居住條件十分簡陋,一般就住在田地邊的板房裡

吳七林是少數還留在村裡的中年人。他和愛人一直以務農和打零工為生,在家種了十幾畝玉米,也幫周邊其他的種植戶幹活,比如施肥、除草、澆水等,價格150元/天。活兒不是每天都有,日子只是「將巴能過」。2022年9月,女兒考入通遼蒙古族中學念高中。這是當地最好的蒙古族高中,開銷一下子大了。「補課費很貴,還必須得補。一門課一小時200塊錢,放假補個20天就要花個五六千塊錢。生活費也得1000多塊錢一個月。按以前那點收入就沒法整了。」為了增加收入渠道,吳七林去申請了殘次林更新指標,想着把林地利用起來增收。

林地的再一次更新,是一個不亞於當年拓荒的過程。首先要取得林業部門頒發的採伐證,交300元/畝的押金,找人來把地里的「小老頭樹」採伐並清理乾淨。採伐的木材商會順帶清理地里的樹根,相當於還農戶一片相對的淨地。作為交換,地里的木材會免費送給對方。2023年春天,一個採伐商來到地里,連根帶木地拔走了吳七林30多畝土地里的楊樹。「相當於這30多年沒啥效益。」吳七林覺得。

採伐結束後,農戶們還要找人「旋地」,用拖着大輪胎的拖拉機帶着旋地機器,將土壤上下翻轉並混合,把地面整平。有時候,他們要親自下地將地里的木疙瘩撿出來,開溝後再種上5元一株的海棠果樹苗和2元一株的山杏樹苗。每個步驟都是直接的經濟支出——旋地是25元/畝,3000多株樹苗花了1萬多塊,再加上合夥打水井和購買機器的費用,從去年開始,吳七林已經投了3萬多元進去。有了這麼多前期投入,他也不打算再種植玉米了,而是瞄準了花生這樣的經濟作物。

在村民們樸素的賬本中,林地應有其經濟價值。2023年以來,隨着玉米行情走低、牛肉價格下跌,很多村民的收入衰減。種植經濟林能享有一定國家補貼,但拿到手有相當長的時間延宕。政府對存活率有考核指標。如果連續三年存活率在80%以上,那700元/畝的補貼才會按照20%、40%、40%的比例逐年下發。而且,從過往幾年的情況看,補貼的發放期在無限延長,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真正到農民手中。抓住更新林地尚未長成的生長期,利用林間土地種植更能帶來經濟利益的作物,是當地農戶爭取收入的不多指望。

「目前還沒有放開的意思。」5月初,前述副鎮長對本刊說,「我們也只是負責執法,執行上級命令。」該副鎮長透露,林地不讓耕種花生是通遼對相關政策的落地。2024年,通遼響應國家生態保護政策,開展了「科爾沁沙地殲滅戰」的專項行動,試圖鞏固過往多年的沙地治理成果。「殲滅戰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只剩一小塊了,到了最後的衝刺階段。」過去多年,通遼通過植樹造林、防風固沙等工程,在荒漠化治理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從政策決策的角度看,如果放任種植花生,可能會有導致土壤再次沙化的風險。一些農戶們也在採訪中坦承,種植和採摘花生都需要大型機械作業,確實有「刨地」起沙的風險。

廣袤的科爾沁已從早年的草原變成一個重要糧倉
廣袤的科爾沁已從早年的草原變成一個重要糧倉

但通過禁絕農民想種的經濟作物的方式,是否就能保證樹木的成活,達到保護生態的效果呢?農戶們認為並不是這樣。「沒有收益,就沒人去林間鏟鏜撫育了,林子也活不好。」李七英認為,如果不發揮林間種植的經濟價值,那樹苗在培育階段就會面臨農民喪失積極性。

「從理論上講,農林複合是不會造成荒漠化的,尤其是幼林期間。因為林地密度不大,如果是林下種植的話有利於固沙。當然也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看科爾沁當地這些年的氣候土壤條件。」朱清科說。他對本刊補充,允許林間種植,會更有利於農民的積極性,「他們是以短養長,因為現在種植經濟林暫時沒有收益,種花生就是以短期效益去助推更長遠的效益。有了短期效益,農民才願意去經營土地,會對土地有一些保護,比如澆水、除草等。」

蓋志毅則表示,現在的內蒙古承擔着糧食安全和綠色生態發展的雙重重擔,這也意味着不能再用過去的情況來劃分林地等土地的性質了。「在當下,其實經濟林與生態林的概念是可以很好融合的,比如像文冠果樹就是一個很好的治沙作物,通遼就有全國最大的文冠果林之一,你很難定義它是生態林還是經濟林。」蓋志毅說,「林下種植也是實現林業效益一個很重要的做法,南方很多省份也在做,不能把林業、種植業、畜牧業三者對立起來,它可以是一個生態系統工程。但要怎麼去把握這個度,是值得好好去研究的。」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三聯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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