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活在不一樣的中國

我們常設想潤出去的可能，計算成本、規劃未來，我們很少注意到，中國也是一些外國人的移居目的地。2020年，有80多萬外國人住在這裡。和我們一樣，他們也要計算成本、規劃未來。他們會發現自己在這裡有一些特權，但總的來說生活是有限的、暫時的。沈愷偉（Christopher St. Cavish）是美國人，2005年來到中國，在這裡生活了近20年。接下來這篇文章，他會從所有人都要經歷的四大人生關頭「生、老、病、死」講起，呈現在華外籍人士的真實生活。

我們在這裡生，在這裡老，在這裡病，在這裡死。但我們不算本地人。我們是身在中國的外籍居民，我們在這裡的生活永遠都是暫時的，無論多久。我們在這裡生養，但我們的孩子不是中國人。我們在這裡變老，但永遠不會退休。我們在這裡心臟病發作，或是得了癌，不管能不能倖存，我們都必須回老家。不管我們將多少人生歲月豪擲於此，在華外籍人士都不能在此安葬。我們最終都要離開。

在中國待了將近二十年，我有不少朋友生了孩子，也有朋友去世。我眼看着大家變老、得病。無論他們——我們——從哪裡來，都要經歷生、老、病、死，這四大人生關頭誰也躲不過。

你們肯定在哪座城哪條街上看到過我們，但我們活在不一樣的中國。不管我們的中文水平有多高，不管我們有多麼融入在地社區，不管我們和誰結婚，不管我們在這裡逗留多久，在最要命的四大人生關頭，我們總能回到老外的泡泡圈（bubble）里。

「生」

如果她想坐着分娩

要說中國和全世界在哪件事情上毫無二致，那就是生孩子，但孩子一出世，各種差異就會立刻接踵而來。中國的孕婦通常都是小心翼翼的，以十萬分謹慎應對孕期內的狀態；但在北美、歐洲和其他國家，很多女性在懷孕八個月、甚至九個月的時候還會去跑馬拉松。

在中國生孩子的外國孕婦必然要面對這種差異，在兩種方式間不斷磨合：在西方，盛行個體選擇孕產方式，討論各自的「生養體驗」；在中國，醫院實行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有一位外國助產士曾向我這樣描述：對一個家庭來說，懷孕、生育孫輩幾乎被視為一份正職。

安德里亞（Andrea）是一位「導樂」（doula）。導樂的角色介於准媽媽們的翻譯、智囊團和教練之間。她們會提供關於超聲檢查的諮詢和建議，甚至在分娩時提供幫助（有時會用微信視頻通話參與分娩過程），但她們不是專業醫護人員。

導樂還有責任告訴客戶，有些分娩方式在她們國家司空見慣，比如在家生，但在中國不受推崇，甚至會被強烈反對；再比如，如果孕婦不想按照規定仰躺，而想試用別的分娩姿勢時，導樂也有責任協助護士和助產士。

安德里亞有一位客戶，自身就是助產士，她想在分娩過程中保持走動，到時候再選擇一個自己覺得舒服的姿勢。

「但是在中國，他們通常就叫你上床，躺下，」她告訴我。女人仰面躺着生，就像你在電影中看到的那樣——「這是規範。」也就是說，護士和助產士們是按這樣的標準接受培訓的。她們很少見識到別的分娩姿勢。

據她的回憶，那位女士決定坐在分娩椅上，但醫院的助產士非常困惑，不知道怎樣給產婦消毒，怎樣給她鋪治療巾。助產士斟酌良久，反覆考慮該如何規範操作；與此同時，那位產婦就干坐在椅子上等。助產士拿不定主意，去問醫生該怎麼辦。

「就這樣吧，」安德里亞勸助產士，「這個媽媽不想躺下來。這樣坐着，她才覺得舒服。那就這麼辦吧，你知道的，就跪坐下來、幫她接住寶寶好了。」

結果，嬰兒出生時，醫護人員都不在房間裡。是安德里亞親手接住了孩子。「媽媽很好，孩子也很好，」她說，「助產士反倒手足無措，因為這情況和她學到的、她習慣的那套方法完全不同。」

「她從未接受過（別的分娩方式）培訓，」安德里亞說，「規範做法是在床上，中國女性只需聽話、照做就好了。」但分娩椅不符合中國的規範分娩法，屬於另類操作。「助產士無法應對這種新情況，」安德里亞對我說，「這是一種文化差異。對我們來說，和中國醫生或助產士交流時，這依然是一種挑戰。」

如果醫生表示歡迎（醫生們通常都喜歡有免費幫手，哪怕導樂沒有正式身份），而且，如果待產夫婦不能或不想支付私人診所的高額費用，她們就能在公立醫院提供服務；當然也可以在私立醫院，某些看起來高大上的私立醫院的檢查費和分娩費就可能超過10萬元人民幣。

2004年，安德里亞在畢業後的gap year從德國搬到了寧波，一直住在那裡。她的第一個女兒是在趕往上海某家醫院的半路生下的，就在杭州灣跨海大橋邊的一個服務區里，就在車裡。

懷了二胎後，她吸取前車之鑑，早早住進上海的一家醫院，並在住院期間建了一個寧波外國媽媽微信群。那時，微信群功能剛剛興起，她終於可以把很多人拉進一個小組了——以前只能一對一的發短信。

這個微信群漸漸發展成為一個孕友中心，讓她藉助這個平台幫到了不少新媽媽應對母乳餵養問題和產後抑鬱症。她在2020年獲取得了導樂認證。

看起來，在中國成為導樂的途徑是這樣的：在這裡生個孩子，分享你辛苦得來的信息，讓其他孕婦可以從中獲益，再通過國際認證讓你的經驗正式生效。

我沒有孩子，就生娃而言可以說一無所知，雖然我有許多外國朋友在中國生了孩子，但在搜集人生第一關頭的相關信息時，我首先求問的仍是互聯網。

「在異國生子很嚇人！」那個網站是這樣寫的，「我們在此隨時為您提供幫助。」 那是一家名為「在中國生孩子」的自媒體（Having A Baby In China.com），由天津的一對美國夫婦創辦，他們有五個孩子，其中四個出生在中國。他們每周推出一期播客，還會匯總一些和孕產有關的中文詞彙，從「吸奶器」到「臍帶脫垂」不一而足。他們還推出了199元的付費課程（「旨在『讓外籍人士安心』，助您體驗在中國分娩的極大樂趣」），課程主題包括「選擇一家中國醫院」、「在中國孕期里自我維權」等內容。

藉由這個網站，我們能窺見對於外國准媽媽及其伴侶來說哪些事是重要的、在華外籍人士如何試圖在中國醫院裡複製西方孕產經歷——打造「孕產泡泡圈」。導樂就是這個網站提供的其中一項服務。

「中國的醫院對死亡有種零容忍的態度，這很了不起。」傑奎琳·卡曼（Jacquelyn Carman）這樣對我說，「但媽媽們的感受和個人體驗就未必是他們的首要關心對象了。這就是文化衝突之所在。」 卡曼和丈夫創辦了Having A Baby In China.com，他倆是這個外籍人士生養社區的核心人物。

「我們希望自己拿主意，雖然聽上去有點奇怪，但我們想去享受懷孕的過程。我們想感受到自己的想法被聽到了，」卡曼說，「在中國，個體在這個過程中的感受並非第一要務。」

「老」

中國不需要更多人口

我們年紀越大，中國就越不知道該拿我們怎麼辦。

查爾斯（Charles）五十二歲時，第四次來中國生活。他是一位老派的英國紳士，數十年如一日地在世界各地經營五星級酒店。在過去的十六年裡，他一直在上海管理一家常有市領導和高級遊客下榻的著名酒店。現在，他六十八歲了。

查爾斯的城市生活很活躍，時常去酒吧、餐館和文化場所尋求新鮮感，還有很多朋友，各個種族、各個年齡段的都有。他的消遣就是在中國和世界各地旅行，參觀葡萄酒產區。他的公寓就是他的家，他經常為自己和朋友們下廚。他思維敏銳，對生活充滿熱情。

但他真的不該在這兒。他太老了。

外國人必須年滿十八周歲才能來中國工作，但我們是不是必須像中國公民一樣在五十五歲或六十歲退休，仍然是個未被裁定的問題。就目前而言，查爾斯受到綠卡的保護。

2004年，中國開始向經過精心篩選的外籍人士發放永久居留權。門檻很高：必須連續三年向中國企業投資至少五十萬美元；與中國公民結婚；為中國做出過「重大貢獻」；或擁有中國特別需要的技能。

查爾斯擁有永久居留權，屬於極少數綠卡持有者之一。截止2020年，中國政府發放的綠卡（最近，因其新設計而被稱為「五星卡」）不到17000張。相比之下，美國在同一時間段內發放了超過200萬張基於就業的綠卡。查爾斯享受政府為中國公民提供的福利，但涉及工作時，他就處於某種灰色地帶了。

上世紀末、本世紀初，當中國迎來一大波外籍人士時，並沒人指望我們長久留下來。我們的簽證總是有條件的、短期的，等我們老了，肯定就離開這兒了。這樣想沒錯，合情合理。中國不需要更多人口，尤其是健康問題不斷增多的人。和許多東南亞國家不同，中國沒有退休簽證。

但我們在這裡生活的時間越長，變化也就越大。據金杜律師事務所（King & Wood Mallesons）所言，有些外籍人士已開始向法院提起訴訟，因為勞動法規定我們應該退休。還有些人在互聯網上談論怎樣從我們的月薪中收回8%的養老金——在中國工作十五年後就能提取這筆養老金，但考慮到簽證和醫保的現實狀況，我們十有八九都用不到這筆錢。

該律師事務所表示，造成這種分歧的根源在於「《外國人在華就業管理條例》規定外國人在中國就業的最低年齡是十八歲，但沒有明確規定外國人該不該遵照中國對法定退休年齡的要求。」

查爾斯在超過法定退休年齡後繼續工作了很多年。反正，他的人力資源部門也好，出入境管理局也好，誰也沒有跟他說：他不能這樣做。

他的合同每年一續，「通常是在春季，他們會來問我『你想延限嗎？』。我們只是走這個流程。所以，我猜想以後也會這樣吧。為什麼不呢？我想不出來還能怎樣。」

以查爾斯的年齡都能當我爹了，他是我社交圈中年紀最大的朋友。查爾斯代表了一種未來的可能性——雖然我身邊沒有一個朋友打算在中國退休。

我的大多數朋友都是二十來歲來中國的，和我當年一樣，現在也都和我一樣四十多歲了。他們是來找機會的，或是來工作的，出於各種各樣的原因，他們在這裡定居下來。2022年，許多人走了，去新加坡、北美、歐洲，但也有一些人留下來了。

他們中的許多人，是我在夜店、通過音樂認識的，想當年，我們還曾關心哪個DJ在哪個俱樂部表演，現如今，他們聊的都是娃的學費、保姆的排期表。

然而，留給他們中許多人的時間不多了。中國公立學校體系讓他們敬而遠之，因而，他們把孩子送去國際或雙語學校——學費可達每人每年30萬人民幣以上，這還只是幼兒園的收費。如果沒有高管層薪資的支撐，光是學費就會讓他們最終離開中國。只要外國人在中國生下一個孩子，沙漏就會翻倒過來，倒計時開始。

我沒有孩子，也沒打算生孩子，所以我留在上海，眼看着我的朋友們帶着他們的孩子們慢慢地抵達年紀的上限，一個又一個地離開中國。

查爾斯現在孤身一人，賬單寥寥，他不需要養老金。我們沒談這事兒，但他拿到綠卡時，明面上規定的最低工資是年薪72萬元。他肯定夠格，反正他也不想退休。

我們算了一下他的工齡：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開始，他就在中國工作了，至今三十多年了。香港回歸時，他在香港；世博會時，他在上海。「有這麼多積極正向的事情正在中國發生，」他說， 「都是歷史性的時刻。」

就算他對自己在國外生活了四十多年——或者說在異國他鄉變老——有什麼遺憾，他也不曾表露出來。他覺得自己比實際年齡年輕十到十五歲。他每年都會在泰國進行健康檢查，但會去中國公立醫院接受他這個年齡所需的常規醫療護理：做腸鏡、檢查前列腺。

「我一個人住，」他說，「早晚有一天，我會醒來，死掉。我把這事兒拋之腦後，我想所有人都這樣。這就是為什麼我更想把自己手頭的事做下去，長途旅行也好、短途旅行也好，多看看中國，多看看這個世界。」

他已經考慮到最後一步了：立遺囑，記下他電腦里的一系列密碼。查爾斯毫不擔憂自己有可能死在異國。「再過十二天，我就六十九歲了，」他對我說，「到目前為止，我這一生過得很幸運。希望繼續順遂吧。」

「病」

被風箏線抹了脖子，16萬

艾托·奧拉貝戈亞（Aitor Olabegoya）前腳登記結婚，後腳就被一根風箏線抹了脖子。

當時，這位三十多歲的西班牙人剛離開一家北京的婚慶公司，開着電動摩托回家，後座坐着新婚妻子。兩人都還穿着結婚禮服。就在這對新人快到四環邊的朝陽公園時，突然，有根拽緊的細繩橫掃過來，撞上他的前胸。

細繩卡在他胸前的挎包帶扣上，頓了一秒鐘，緊接着就彈跳到了他的脖子上。摩托繼續向前，張力倍增，繩子就切進了皮肉。他沒感覺到什麼異樣。但當他停下來時，周圍的人都萬分驚恐地盯着他看。就是那麼寸：奧拉貝戈亞騎車經過時，公園裡有個放風箏的人把線扯得太低了。他用手機自拍，想看看出了什麼事。他的脖子從一側到另一側，被割開了。

按照不同的統計方式，我們可以被分成各種階層、各種數據圖表，但要說衡量外國人在中國的生活水準，能獲得何種程度的醫保絕對算得上決定性的標尺。

只要我們在工作——因為要簽證，我們在中國生活幾乎都要仰仗一份工作——我們就都有中國的醫保。我們可以和任何中國公民一樣，去公立醫院就診，只不過，要先搞清楚這兒的醫院怎麼分科、怎樣在迷宮般的醫院裡找到該去的地方、怎樣預約掛號、怎樣與醫生溝通，後面的問題還多着呢。大多數老外要在老弱病殘孕的狀況下親自抱病摸清這些門道，真的太難了。

請進入外國人的「醫療泡泡圈」：這個圈子裡的醫生會講數十種語言，可以電話預約，從新生到瀕死，一切盡在他們的掌控之中——但費用極高。

事故發生時，奧拉貝戈亞每年要為私人醫療保險支付15000元人民幣，剛剛好，能解鎖這個泡泡圈。頂級的醫保費用可能會高出幾倍，或許包括在中國無法治療的情況下，將你空運到另一個國家的醫療運送服務。

這倒不是說我們懷疑中國大城市醫生的技術或專業素養，我有很多朋友都去公立醫院享受常規醫療服務。但是，假設真的出了大狀況，我們希望能和醫生語言相通，即便中文很好，我們也希望得到基於共同的文化背景與醫療期望的安慰。假設這種安慰是有償的，我們可以花錢買。

奧拉貝戈亞是廚師，收入不低，他付得起這筆保險費。所以，事故發生當天，他一手緊捂頸部傷口，另一隻手開着電動摩托車，後座依然坐着身着婚紗的妻子，當即前往北京和睦家醫院。

和睦家醫院由美國人羅貝塔·利普森（Roberta Lipson）始創，她有個中文名：李碧菁。她遷居北京將近二十年後，在1997年成立了和睦家醫院，也是中國第一家外資醫院。

在北京的和睦家醫院有超過25個醫療科室，四位急診醫生中有三位是美國人。和睦家的護士都能說流利的英語。除了和睦家，中國還有好幾家高端醫療險可以覆蓋的、更適合外國人的私立醫院，包括：百匯醫療、嘉會醫療、全康醫療、上海德達醫院、萊佛士醫療和哥倫比亞中國。

這些醫院不只向外國人開放——光靠在中國的幾十萬外國人根本不足以運營這些機構，但外國人遇到緊急醫療情況時，都會首選這些醫院。

奧拉貝戈亞在第一時間被送往手術室。醫生用47針才將他的脖子縫合。粗糙的傷口險些觸及他的頸動脈和頸靜脈，但最大的風險在於繩子很髒，造成了感染及其他併發症。醫院將他留在重症監護室，兩天後才出院。他花了三個星期康復。保險償付了16萬元的醫療費用。他說自己幸好買了保險。

現在，有兩條鋸齒狀的疤痕繞在他的脖子上，自喉結向兩邊延展。醫生提議整容手術，以去除那天留下的痕跡，但他選擇保留傷疤，作為一種留念。

那個放風箏的人，他們一直都沒找到。

我和奧拉貝戈亞交談時，我在思忖的是：假如他沒買保險，或是去了最近的公立醫院，那會發生什麼樣的情況呢？於是，和他談過之後，我在朋友圈裡打聽起來：有誰遇到過相似的生死攸關的事情，但選擇了不同的做法？這時馬克（Mark）跳了出來。

馬克憎惡泡泡圈。他是美國人，在中國北方一所大學當教授。他十幾歲時就開始學中文。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至今，他一直在中國生活，用中文教中國學生。

「六個月前，如果你稱我為外籍人士，我會跟你翻臉，」最近，他這樣對我說，「我從來都不想和外國人有任何關係……我一直理想化地以為自己能和中國學者平等合作。」說起泡泡圈，他會極盡嘲諷之意地談論三里屯那些不會說中文的老外。

幾個月前，一切都改變了。

他的中國伴侶的僱主想給他們一個驚喜，安排了一家私立醫院的體檢項目，誰承想，檢查結果顯示他最近有過嚴重的心臟病發作跡象——他甚至渾然不覺自己發過心臟病。他被救護車送往中國最頂級的一家公立心血管醫院後，有位醫生冷漠地對他說：必需立刻進行挽救生命的治療。

他必須入院才能接受治療，他問什麼時候有床位，得到的答覆讓他大吃一驚：「我又不是神算子。」說完，那個醫生就招手讓下一個病人進來。

醫生輕描淡寫地將他拒之門外，這讓他非常無助，希望徹底幻滅。他感覺自己命在旦夕，醫生也沒有推薦別的公立醫院。馬克和他的中國伴侶很快梳理了一下他們有多少選項，最終選中了一家知名的國際醫院，他在那裡接受了能救命的治療。他沒有私人醫保，住院費達15萬元。他自掏腰包。

馬克對中國的醫療體系並不陌生。剛來中國的時候，他曾在東部沿岸城市的一家公立醫院當過志願者，幫人做翻譯。現在他五十多歲了，漢語說得比絕大多數在華外國人都好，完全融入了社會，身為教授，也享有一定的社會威望。他一直以為，就算在中國遇到所謂生死攸關的狀況，他也能安然度過。

他不會去幻想這種事在美國就會更容易一點，因為，如果你在美國沒有保險，遇到這樣的緊急情況很可能就破產了。雖然第一位醫生的冷漠態度讓他很不安，但他說，「換個角度想，謝天謝地，我是在中國遇到了這事兒。」他知道自己多少有些特權，能通過一些「特殊渠道」獲取他所需的那類治療。

後續的康復治療，他是去公立醫院做的。目前他已完全康復，仍在擔任教學工作。

和奧拉貝戈亞一樣，我2005年來中國時也是個廚師，在上海的一家五星級酒店工作。那時我很年輕，工資很低，但福利包括醫保——條件好到不可思議，對我來說絕對算奢侈的。那之前，我在美國的餐館打過工，好多年都沒有保險。我很少用到那份中國醫保，但每次去浦東的一家私立醫院看醫生都挺愉快的，因為心裡明白賬單不用我自己付。

第二年，我辭去了那份工作，重回單槍匹馬的狀態，沒有保單護體了。接下去的好些年裡，我都不進醫院，不看醫生，靠美好的願望存活。中國的醫院系統太複雜了，我又不好意思請朋友陪我去，幫我翻譯；而私立醫院太貴了，我根本負擔不起。我經常生病，通常是腸胃問題，我會在衛生間裡耗上幾小時，祈禱症狀自行消退。

2009年有天晚上，我驚醒過來，胃裡銳痛不已。那是凌晨一點。我當時的妻子睡得正香，我說我要去醫院，她只是點了點頭。我沒時間解釋。那不是食物中毒或單純的胃炎，靠祈禱靠蹲坑都沒用。我打車去百匯醫療的24小時診所的一路上都在痛，整個人蜷成一團窩在後座上。

我知道那兒的診療費遠遠超過我的承受力——那時我已換了跑道，只能靠寫東西掙點可憐巴巴的稿酬。但那次痛得太厲害了。

我不記得最後的診斷結果是什麼了，但打了點滴，留觀幾小時後，刺痛感消失了。

治療總共花費了6000元左右，差不多是我當時月薪的一半。這次診療讓我的銀行賬戶劇烈縮水。離開醫院時，天都亮了，我暗自發誓：從此往後，我不會再祈禱自己的病情消失。我要的是保險。當時我在一家媒體公司打工，就去申請漲工資，其實也不算漲，只要求每個月多給我1000元，好讓我買份保險。老闆不肯，我當場就辭職不幹了。

現在，我有保險，並且經常使用。我與幾位醫生保持了長期關係，常去的診所里的藥劑師都知道我的名字。保費是我能承擔的，但也只能算勉強應付——我已經40多歲了，所以每個月要幾千元——但對我來說，這事兒必須要做，沒得商量。我知道自己的處境算是很不錯了，我是不會邁出「醫療泡泡圈」的。

「大多數外國人會為了治大病而離開中國，我理解那是為什麼，」凱瑟琳（Catherine）對我說，「就算用母語，那些醫學術語都很難懂，更不用說用外語了。」

她是外籍人士群體中最罕見的那種人——睿智的長者。在中國的38個年頭裡，凱瑟琳（Catherine）在中國已經歷了四分之三的人生關頭：生育、衰老和朋友去世。現在，她被籠罩在疾病的陰影中：患有三陰性乳腺癌，第四期，已轉移，並擴散到結腸。

她可以輕鬆地用中文處理個人事務。她的親朋好友遍布國內外，他們都能幫到她。她留在中國就是為了接受治療。

凱瑟琳堪稱例外中的例外。只要不是緊急狀況，外國人在中國患重病後，幾乎都會離開中國。

我們總是事後才聽說他們的事。他們會從我們的微信群和社交圈中消失，回來的人屈指可數。我的一位熟人阿貝（Abe）因為患精神疾病回了美國，而對老一代人來說，讓他們回國的可能是心臟病或癌症。但凱瑟琳選擇留在了上海。她和這兒的淵源太深了。

她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從美國移居中國的，先在內陸省份教英語，同時學習中文，然後進入了製造業。八十年代，她靠公共汽車和綠皮火車走遍了全中國，從黑龍江到新疆、西藏，她都去過，九十年代初，她在中國的公立醫院生下孩子，在上海獲得了事業上的成功，就這樣在中國生活了幾十年，現在她上了年紀，已進入半退休狀態。

凱瑟琳有一份很棒的個人醫保，但如果回美國的話，情況就複雜了。與許多國際個人保險公司的產品一樣，凱瑟琳的保單承保世界各地的治療，但美國除外，因為美國的醫療費用極高、計費系統相當複雜。但在中國，那份保單可以覆蓋大多數醫院，包括公立和私立醫院，為了救治癌症，她兩類醫院都會去。她沒有額外購買適用於美國醫院的個人險。

她的癌症治療是在公立和私立醫院同時進行的，換言之，是在泡泡圈內外混合進行的——在中國，她算得上受過高等教育的資深醫保消費者，知道怎樣在合適的公立醫院找到合適的醫生，擁有能幫她獲得資源的通達的社會關係網；她也有海外關係，和美國的醫生、醫學專家們保持聯繫。她的醫生們都對她的未來很樂觀。

「死」

遺體必須遣返，骨灰也是

吳瓊左右為難。她剛從火葬場領回了一名美國男子的骨灰，現在身在武漢機場，骨灰就在她隨身攜帶的行李箱中。她實在太想上廁所了。她在腦海中自我爭辯了一番，看看哪種情況更糟糕：是把行李箱放在廁所外面，冒着被偷的風險呢？還是帶「他」一起進洗手間，犯下不尊重死者的錯？

「這大概是你第一次進女廁所吧，」她記得自己一邊把行李箱推進衛生間，一邊對它念念有詞。這位男性死者罹患癌症晚期，最後一次去武當山參加國際朝聖活動時去世。「把頭轉過去，」她說，「別偷看啊！」

這是她2012年接手的第一樁委託，但肯定不是她最後一次對骨灰說話。早些年，她在羅斯澤特——一家專門把在華外國人遺體運回死者祖國的小公司——工作時，就曾問過骨灰：真的有鬼魂嗎？她想他們應該是知道的。吳瓊從中國各地領取了很多外國人的遺體，多到她都忘了許多具體的細節。通常，如果她要等早上的航班，就不得不在酒店房間裡和骨灰一起過夜。

她告訴我，她並不害怕——死亡對她來說不是禁忌——但她確實想得到這個問題的答案。「如果你在那邊，請讓我知道。」她會這樣單挑，讓鬼魂顯形。她一個鬼也沒見過。

現年39歲的吳瓊曾把在西藏登山時死亡的外國人遺骸送回國，也曾去蘇州提供協助，因為有個外國女子試圖從22層樓的外窗爬進屋時不慎墜亡。她還目睹過一名俄羅斯年輕男子醉酒死亡後，屍體在沙發上腐爛後的場面。據羅斯澤特的創始人估計，這種情況發生的頻率比我們想象的要高，最多的一天高達五起，之後的轉運物流過程非常複雜。

自1995年起，在中國亡故的外國人不允許被埋葬在公有土地上，骨灰也不能撒在公有土地上，只有對中國做出「特殊貢獻」的極少數特例除外。外國大使館的任務是聯繫死者的近親，之後，死者的近親通常會雇用羅澤斯特這樣的公司完成後續操作。

羅斯澤特公司是比利時人維爾弗里德·維爾布魯根（Wilfried Verbruggen）在大約十五年前創立的，在吳瓊心目中，他擁有父親一般的地位。據其官網介紹，公司服務範圍包括涉及「醫院、緊急干預小組、醫院太平間、法醫中心、殯儀館、火葬場、公安局、以及各地、區、市級的民政局、公證處、外交部、殯葬協會、本地靈車公司、檢疫檢驗、機場海關、貨運代理、航空公司代理和收貨方」等環節的相關事宜。

維爾布魯根曾在比利時承辦國際殯葬業務，用他的話來說是從事「進出口」，之後又在歐洲和非洲銷售過土方設備。上世紀九十年代，他移居中國，但在接到大使館的朋友求助後，他不情不願地重操舊業，再啟遺體遣返業務。從那以後，他就一直在中國承辦殯葬轉運服務。

在中國，喪葬是受到嚴格監管的行業，服務價格是固定的——但對我們來說並非如此。據《中國日報》報道，2015年，中國公民防遺體腐的官方價格是300元人民幣，但吳瓊告訴我，外國人可能要付更多錢，特別是在經辦人員不太熟悉流程或規定的偏遠地區。

一次典型的遣返，費用包括防腐和機票，總額會有六位數。我請吳瓊估算一下，萬一發生意外，將我的遺體運回美國需要花多少錢——她給我的答案是：12萬元人民幣，送到亞特蘭大機場。我在邁阿密的家人會在機場簽收，之後怎麼辦，就得靠他們自己想辦法了。

並非每個人都承擔得起如此高昂的費用，哪怕羅斯澤特公司的手續費只是這筆費用中的零頭而已。吳瓊講到了一個委託案：有個非洲年輕人在停屍房裡停放了兩年多，就因為他的家人一直在為遣返和葬禮籌款。另一個委託案：去世的是位攝影師，大使館無法找到他的家人，因此變賣了他昂貴的相機，用那筆錢支付費用，將他的遺體送回了祖國。

根據羅斯澤特公司的統計，維爾布魯根、吳瓊和另外兩名中國員工平均每年要處理120—140樁委託案，不到在華外國人死亡總數的十分之一。他們公司曾將遺體送往八十多個國家，但排名前三的目的地是德國、美國和英國。

維爾布魯根處理過那麼多死亡事件，遍布中國各地，他非常清楚各地殯葬業的質量和性價比，能滿足這兩方面要求的城市就只有上海了，尤其就防腐的專業性、棺槨的工藝而言。在其他城市或省份，所謂的棺材可能就是一隻內里空空、沒有襯裡的運輸箱，看起來像是貨真價實的棺材，其實徒有其表，沒有金屬內襯，根本不具備相應的功能性。「在中國，死在上海是最好的。」維爾布魯根這樣說。

維爾布魯根年過七旬，已在2023年將公司交給吳瓊打理，自己和家人在成都過上了退休生活。吳瓊告訴我，他本來就有些健康問題，而這個行業每周7天24小時無休輪轉，要繼續工作的話，他的壓力就太大了。

在吳瓊看來，這份工作意味着一項使命，要為那些在遙遠的異國失去親人的死者家屬提供服務。她希望餘生都能從事這項工作。如果她的前老闆在中國去世，吳瓊，或是她的同事，很可能不得不將他的骨灰送回比利時。（維爾布魯根告訴我，如果他死在比利時，他希望能被土葬，但要是死在中國，他希望能被火葬。）

這是一個很難開口去問的問題，但吳瓊讓我免於尷尬。「我們都希望維爾弗里德再活十年、二十年，但我們必須講求實際，」她說，「畢竟，到了那時，我還能工作。」

維爾布魯根倒是不太擔心。「不管是中國還是比利時，我死在哪裡並不重要，」他說，「我只求不要死在醫院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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