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一張沒有發出的「戒嚴令」

在文章《中共中央至今仍未完成對湖北省委常委會的「改組」》中，討論了去年初因為武漢疫情失控，而替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央決策層背鍋的時任湖北省和武漢市主要領導人應該是接受了哪一類黨內處分的問題。

按照中共黨章和黨內的紀律處分條例規定，黨紀處分共分為警告、嚴重警告、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開出黨籍等5種。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對中央委員或候補委員給以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或開除黨籍的處分，必須由中央委員會全會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決定。在特殊情況下，可以先由中央政治局和地方各級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做出處理決定，待召開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時予以追認。

前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和前湖北省委副書記兼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至今並沒有受到開除黨籍以及留黨查看的處分是毫無疑問的。因為在位的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的被開除黨籍處分並被清除出中央委員會，都是在某次中央全會上進行並對外公開宣布的。從程序 上講，無法對外保密。

遠的例子不舉，自一九九五年九月的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以來，二十多年積累下來，已經有近二十名時任中央委員及候補委員在中央全會上確認被開除黨籍，包括外界無人不知的薄熙來和令計劃以及孫政才等。

另有過去還有兩個在位的中央委員，在某次中央全會上被撤消中央委員會委員職務，但並未被開除黨籍的事例。一九九五年九月召開的十四屆五中全會上，第十四屆中央委員陳希同被清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保留黨籍以觀後效（後一次中央全會上又被宣布開除黨籍，移交司法）；二零零七年十月召開的第十七屆三中全會上，于幼軍被撤消中央委員會委員職務，給予留黨察看兩年處分。

這裡要說明的是，無論是周永康還是郭伯雄等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委員，他們被宣布開除黨籍時都已經不在位了。也就是說，對中共黨員來說，開除黨籍不但是最重的處分，而且在具體實行過程中， 所有在位的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所接受的黨內處分如果嚴重到開除黨籍的話，那麼一定都是已經被內定「移交司法處理」了，極少有例外。

可見，在蔣超良和馬國強去年初雙雙被宣布免職之後，如果已經被附帶了黨內處分的話，只能是黨內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

有湖北省委人士透露，日前由湖北省委副書記兼省長位置上黯然下台、到全國政協去等待退休的王曉東，事實上雖然沒有在去年二月和蔣超良及馬國強一同下台，但當時他們三人同時都被內部宣布了處以黨內的警告處分和嚴重警告處分。

根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九條規定，黨員受到警告處分，一年內不得在黨內提升職務和向黨外組織推薦擔任高於其原職務的黨外職務。黨員受到嚴重警告處分，一年半內不得在黨內提升職務和向黨外組織推薦擔任高於其原任職務的黨外職務。

雖然蔣超良下台之後已經完全沒有可能被安排在黨內提升，或者被向黨外組織推薦擔任高於其原任職務的黨外職務 — 比如全國政協副主席，但既然已經被免去原來的職務，再被安排任何一個同級別的新任職務也還是需要一個為時至少一年半的「沉寂」期。馬國強也是一樣。

當時有外界媒體注意到，黨報《環球時報》總編、「叼盤手」胡錫進有一段很詭秘的話，他說蔣超良和馬國強黯然離職，留下很多思考。胡錫進稱，這兩位官員「本可以把過失的責任主動承擔起來，如果有七分責任，他們應該主動承擔九分」，那就會贏得「諒解」，可是他們給人的印象是只想承認「一小部分」。

胡錫進此言一出，《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先生即發表評論說：胡錫進的意思就是，地方官員要把習近平的責任、中央的責任攬在自己頭上，這樣黨中央就諒解了，就不會免你的職了。

有消息說，就在武漢疫情失控的最初一段時間裡，一度保持沉默的習近平其實也不是整天圍着中南海游泳池轉圈，嘴裡不停地吭嘰着偉大領袖毛主席的「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閒庭信步」，而是幾次招見王滬寧、栗戰書、許其亮、張又俠等人，問計發布戒嚴令的可行性。

眾所周知，中共政權自統治了中國大陸之後，由中央發布 「戒嚴令」的情況只出現過一次，那就是一九八九年「六四」鎮壓。

根據中共當局的相關「法律」規定，全國或者個別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戒嚴，由國務院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發布戒嚴令。

當時的情況是，廣場示威學生和社會各界的訴求之一就是召開全國人大，依法解決事端，所以就搞出了一個「對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的「李鵬總理戒嚴令」。

之後，中共當局「痛定思痛」，肯定了對「戒嚴」一事進行專門立法的必要性。

一九九六年，當時還是江澤民為總書記的中共當局正式生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戒嚴法》，稱：

「在發生嚴重危及國家的統一、安全或者社會公共安全的動亂、暴亂或者嚴重騷亂，不採取非常措施不足以維護社會秩序、保護人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的緊急狀態時，國家可以決定實行戒嚴」 「戒嚴期間，為保證戒嚴的實施和維護社會治安秩序，國家可以依照本法在戒嚴地區內，對憲法、法律規定的公民權利和自由的行使做出特別規定」；

「戒嚴地區內的一切組織和個人，必須嚴格遵守戒嚴令和實施戒嚴令的規定，積極協助人民政府恢復正常社會秩序」；

「戒嚴任務由人民警察、人民武裝警察執行；必要時，國務院可以向中央軍事委員會提出，由中央軍事委員會決定派出人民解放軍協助執行戒嚴任務」。

當時有外界評論說：輿情洶湧，人民的怒火對準了官員，與其說習近平派去的省市委書記比蔣超良和馬國強更有能力消滅瘟疫，不如說習近平派他們去是為了滅火，是為了鞏固被這場大疫撼動的政權。表面看，習近平的權力仍然很強大，但是，李文亮醫生不幸逝世之後，中國人罕見的一致的憤怒，對失去言論自由權利的憤怒，對一個吹哨人被剝奪權利的憤怒，一一指向北京，這也是近年來罕見的。在李醫生逝世前，已經有清華教授許章潤勾勒了「憤怒的人民不再恐懼」的形勢，還有在自己的祖國逃亡的憲政學者許志永發表了勸習近平讓位的檄文。李文亮逝世後，到處都是要求政權向人民道歉，呼籲全國人大落實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權利的聲音。習近平派親信重整武漢，意在修補自己黯淡無光的形象……。

當時被派去的應勇無疑是習近平的政治親信，但稱得上是習近平政治親信者多了去了，為什麼單單選中了應勇？而武漢市委書記的繼任人，為什麼會是當時的濟南市委書記王忠林而不是另外的什麼人？

仔細研讀並對照他們兩人的中共政壇履歷就不難發現，卻原來當時的習近平政權從中央部委和地方百官中，單單選中了都是職業警察出身的應勇和王忠林前往接掌危機中的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主要考慮因素就是在決定暫時不直接公開宣布實施 「戒嚴令」的前提下，在當地實施沒有「戒嚴令」，但事實上比實施「戒嚴令」還嚴酷的控制手段。這兩個職業警察出身的省級黨政官員，是最可能勝任的。

如果把湖北和武漢疫情爆發之前的中共所有任副省部和正省部級官員逐一對比就會發現，正在或者一直是在擔任政法系統職務者除外 — 因為這類人並不同時具備地方黨政主官的從政經驗，正在擔任省和副省一級地方黨政主官者中，職業警察出身者少之又少，而應勇和王忠林又是他們中間履歷最亮眼的兩個。

先說應勇。在自己的簡歷中聲稱是「大學學歷、法學碩士」的應勇，事實上沒有經歷過哪怕半天的正規大學的校園生活。他十九歲即在家鄉浙江的一個工商行政管理所當辦事員，據傳是因為他的父親退休，他因此獲得了一個「頂替」的「招干」名額。工商制服穿了一年，應勇即改穿了警察制服 ，開始了為時近三十年的職業警察生涯。

從一九七七年至二零零三年，他前後花了二十六年時間，從一個鄉鎮派出所的「片兒警」，一步步經歷了派出所所長、地區公安處的副處長和處長、地級市的公安局長，直到省公廳的正局級副廳長。並在此職務上，進入了二零零二年中共十六大召開之前從福建省調至浙江省委的習近平的「法眼」。

此後，他脫掉警服，擔任了不到兩年時間的浙江省紀委副書記兼省監察廳廳長；隨又改穿上一身法警制服，被當時的浙江省省委書記習近平提升為享受副省部級待遇的浙江高級法院院長。

二零零七年中共十七大前夜，已經擔任了數月時間上海市委書記的習近平進中央任職政治局常委兼書記處書記之前，主持的最後一次上海市高層人事變動的事項之一就是安排時任浙江高院院長應勇任上海高院黨組書記。在此黨內職務的基礎上，等待同級人大會議上通過一個接任上海高院院長的「法律」程序。

再說王忠林。此人從一九八零年在家鄉山東費縣高中畢業後，即被華東政法學院法律系刑法專業錄取；一九八四年大學畢業後，即被分配回山東。從基層警員做起，刑警、交警、偵察員……，幹過好幾個警種，花了十一年時間才爬升到棗莊市公安局交警支隊隊長的職位；而後又花了五年時間，爬升到棗莊市檢察院副檢察長的職位。但只在這個位置停留了不到半年，就脫掉了制服，開始了地方黨政官員的任職過程。直到二零一六年，以山東省濟南市市長身份開始享受副省部級待遇。在此期間，他「在職進修」的是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刑法學專業的在職研究生課程進修班。在此基礎上，日後他也和習近平一樣，也弄了一個「在職博士」的頭銜。

不過，正所謂「時勢造英雄」，如果不是因為武漢疫情，當時馬國強的仕途前景明顯比王忠林看好。因為比王忠林還年輕一歲的馬國強已經是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而十九大召開時，還只是濟南市代市長的王忠林連十九大代表都沒有被安排。

而現在看來，馬國強的未來最好前景就是被異地安排一個不為眾人所關注的副省部級閒職。而王忠林在已被從武漢市委書記升任湖北省長的基礎上，二十大進中委當然是板上釘釘的事，而且屆時接替應勇的省委書記職務是非常有可能的。

至於應勇本人，我們前面節目中已經介紹和分析過的近一個月前，十堰燃氣爆炸事故後後續追蹤報道眼看已經被完全壓制下來，「政治影響」已經被從快從速消除，不會因此而影響他應勇在明年二十大上的仕途走向，是越來越可以肯定了。

確實，兩個「臨危受命」的職業警察到任之後的「酷吏」作為，簡直可以說是令習近平大喜過望。未來二十大上，肯定都會是首先考慮的犒賞對象之一。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