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趙鼎新辭職信中讀到一點「可憐」

看浙大趙鼎新教授的辭職信，有點感慨。

他正在上海為社會學系籌款的時候，系裡開了一個黨政聯席會，搞了一個「社會學學科建設領導小組」。作為系主任，他根本不知道要開這個會，今後「更高站位」的學科建設和他想的也不一樣，他也感到無法面對自己引進的年輕學者，於是一口氣辭去了好幾個職務。

這個概述中，對我觸動最深的是他正在上海籌款這個細節。研究經費不夠，他自己想辦法籌款，這一點他延續的還是美國大學的做法。其實在中國不是這樣的，經費要向上面申請，要想辦法「報項目」，不管是浙大、浙江還是教育部，都不缺錢。

這說明，他還沒有完全「融入」。

前年，南方人物周刊採訪了他。他準備從芝加哥大學徹底退出，全身心投入到浙大社會學系的工作中。那時，肯定已經有變化的潛流或者徵兆，而他全然不覺，可見一個學者不管理論多麼紮實、邏輯多麼有力，也仍然有天真的一面。

該報道還提到他給浙大社會學系帶來的一些「變化」。講座明顯增多，學術氛圍活躍，年輕人的研究主題都很有趣，有一些學術理想主義的色彩。他不想讓學術那麼僵化，而是儘可能保持開放和活力。

現在看來，這些「站位」還可能不夠高，多少有一些知識分子的幼稚。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如果看過去很多年趙鼎新在各種場合的發言，他也在努力「接地氣」和融入。他曾經從競爭的角度（他早年是搞生物學的），為「權力的集中」辯護，諷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現在卻又抱怨自己「被排除出決策圈」，或許，在一些人眼中，他也有點「自由主義」。

他甚至是一個「築牢共同體」研究所的首席研究員，說明已經在努力提高「站位」了，只是還不夠「進步」。

他內心理想的學術圖景，應該是努力保持某種平衡。一方面，他長期在加拿大、美國讀書和研究，熟悉那裡的學術氛圍，想引進到浙大，另一方面，這種努力也要儘可能符合中國國情。現在，這個空間已經越來越狹窄了。

讀他的辭職信，有一種深深的悲哀，倒不是為理念衝突，而是他的語言：

「這就把我這個剛剛退下來才不到10天，並且仍然擔任着社會學系大量工作的老人搞得非常被動，眼見教師們的各種焦慮我心裡難受，但我已經被排除出『決策圈』，無能為力。想來想去我只能決定辭去所有職務，為『陳素珊新政』騰出道路。」

這段話中的那個「我」，不再是率性的「芝加哥大學教授」，而是一個在小權力體中掙扎的可憐人。這裡的關鍵詞是「老人」和「新政」，在社會各個層面的「單位」中都有着這樣的衝突。坦白說，這和我小時候在河南一個鄉鎮感受到的學校權力鬥爭沒有什麼區別。

這種「權力鬥爭」不是一個天真的讀書人所能駕馭。被「排除出」去，有着某種必然，也未必是壞事。尤其是對一個社會學家來說，這至少為你提供一個研究主題。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城市的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