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凱歌前妻洪晃：外交部官司後 我退出了特權階層

洪晃資料：導演、演員、媒體人、專欄作家。母親是外交家章含之，父親是學者洪君彥，繼父是前外交部長喬冠華，前夫是導演陳凱歌。

沒想到，我跟外交部的房產官司，打了兩年。 

史家胡同51號的產權在外交部，2008年母親去世後，他們就想收回房子，要求我搬出。我同意搬出，但要求外交部支付房子30年的維修費用。2009年，外交部將我告上法庭。我提出索賠，但沒有任何證據。

我當時只知道，法院是政府的，原告也是政府的，這官司我肯定會輸。沒想到還拖了兩年。最後，由法院指定評估公司判定總維修費用80萬，由外交部支付。我跟外交部的官司這才了結。 

我媽媽一直說，51號院也就到她這一代，我從小就走出去，不屬於這個院子。這個說法是對的，我不屬於史家胡同51號，它也不屬於我。所以，當官司了結後，我在微博上寫下這句話：終於把史家胡同51號還給外交部了，徹底逃出中國的特權階層。值得慶祝一下。 

51號院曾經是我家享受過的特權，特權的存在和我的價值觀念是衝突的，對我來講，曾經沾光並不值得驕傲。我沒有對這種特權戀戀不捨。對我而言，51號院留給我的最重要的東西是回憶。 

從北京地鐵5號線燈市口站出來走幾步，就到了史家胡同。從這個胡同往西走一公里，是故宮；往南走一公里，就是長安街。 

鼎盛時期，這裡曾有80多個四合院，居住過很多高官和名流，如華國鋒、徐向前、榮毅仁等。

當年胡同兩邊成片的四合院，現在早已不復存在。胡同西口，馬路南邊的院子已經拆了正在蓋大樓，很遠就能聽到叮叮咣咣的施工聲，一棟蒙着綠色防塵網的大廈已經蓋了十幾層，往上還不知道要蓋多高。 

馬路北邊，從西往東數，59號是曾經的史可法祠堂舊址，現在的史家胡同小學；53號是清朝大太監李蓮英外宅，現在是一家賓館；外牆很高的55號，住的是榮毅仁的兒子、登過首富寶座的榮智健；有着大紅門的51號，就是我的家。 

我的關於過年的所有記憶，都在這裡。 

小的時候，過年真是非常快樂的事情，那時候物資缺乏，我們都拿着有配額的小本本，跟着大人的屁股後面去買幾斤花生，幾斤瓜子。因為每家都有限量，所以我們都很小心，那時候買東西都自己帶網兜，裡面襯一個塑料口袋，我們回家的時候，都把裝滿花生瓜子的網兜抱在懷裡，哪怕一粒都不能掉。 

我外公（指章士釗）在的時候，過年最有意思的事情是躲在他的太師椅後面看所有來拜年的人，我記得很清楚，有各式各樣的人。有個老頭，像電影裡面的地主，穿着大馬褂，外面套個棉背心，頭上頂着瓜皮帽，不知道為什麼我對這個老爺子印象特別深，後來才知道他是個學者，「文革」的時候被斗死了。 

「文革」的時候，史家胡同51號是最熱鬧的，這裡成了很多人的避風港，大部分是我爸爸家的人，比如我小叔叔，北大一個數學系的高才生，學校武鬥了，他就躲在51號陪我外公聊天，給我講小人國的故事。 

我6歲那年，大人允許我和他們一起熬夜，我就逼着小叔叔給我講了一晚上的故事，一直講到他自己睡着了。後來，小叔叔被分配到貴州去了，他是老三屆，我們想了各種辦法不讓他去，好像都不行，因為他大學畢業了，要服從分配。小叔叔從史家胡同走的那天是陰天。他背着一個軍書包，我爸爸走在他旁邊，不時地拍拍他肩膀，安慰他兩句。我們就這樣從史家胡同51號走到北京火車站。 

慢慢地，人都走光了，新年也越來越冷清、淒涼了。我外婆是在1970年新年前後過世的。外婆走了之後我也被送進了寄宿學校，平常就我外公一個人在家。1973年，外公去世了，我9月份去了美國，史家胡同51號院後來成了喬部長的家。 

據說那些年間的春節，51號又熱鬧起來，回到我小時候那種氣象，來拜年的能踩破門檻。那年頭沒有大款和老闆，所以部長是非常值錢的，不像現在，說什麼北京的部長能拿籮筐裝。 

但是那幾年我不在，我1977年夏天曾經回來休假，可以體會當時史家胡同51號的盛況。我家旁邊的55號是外交部宿舍，一天回家，突然從那院兒里出來一個阿姨，手裡拎着一筐蘋果，衝到我的面前，死活要把蘋果給我，嘴裡說着：「問你媽媽好，問喬部長好！」 

但是不到一年，我就在51號過了這輩子最慘的一個春節。1977年「四人幫」倒台後，喬冠華部長被撤職，他和我媽媽都被隔離審查。我媽媽被關在老外交部樓里一個儲藏室，喬冠華被一個12人的學習班關在史家胡同後院，我從半個高幹子弟一下子變成了「四人幫爪牙」的後代。 

我春節前回到北京，外交部沒有讓我去找我父親，而是在史家胡同的前院把司機的房間騰出來讓我住，讓我也好好交代問題。 

他們輪流找我談話，問我知道不知道他們犯了什麼錯誤，我說不知道，這絕對不是我犟嘴，或者有「鬥爭意識」，只是我那時候是個16歲的美國孩子，除了覺得這些大人完全像美國電影裡欺負人的惡霸，對其他事情都毫無概念。 

後來，這些問話就越來越不友好，再後來，乾脆把我外公的圖章、煙槍、部分書畫，我媽媽的照相機、錄音機都擺在我面前，以命令的口氣說：這些東西我們沒收了。至今這些東西沒有還給我們。這天是1978年臘月二十九。 

第二天是大年三十。我跟學習班的人要求去見我父親，他們笑嘻嘻地說：去吧，去吧，隨便去。你又沒被隔離。我問他們，能不能幫我打聽一下我父親在什麼地方，他們都哈哈大笑，說，你還以為你是高幹子弟，我們得替你找你爸！之後，喬冠華帶來的保姆梅阿姨就差我出去買點蝦，她說不管怎麼樣，是過年，她想給喬部長做點好吃的。 

我拿着供應本跑到東單菜市場，已經快關門了，但我還是買到了蝦。走到家，大紅門關着，我使勁按鈴，就是沒人開門，我開始喊，還是沒人。 

我突然意識到，也許我在大年三十就是賣火柴的女孩，凍死在門洞裡。我真的開始害怕了，坐在門墩上嚎啕大哭。最後是鄰居杜大媽救了我，看見我哭，把我拽到她們家去過了這個年。 

也就是那天晚上，杜大媽和她一家給我講了喬冠華是部長的時候，51號有多少人來拜年，「多得嚇人，比你外公在的時候多！」杜大媽說，「那好日子你可沒趕上。」 

春節過了以後，我決定自己去找我父親，或者乾脆搬到杜大媽家去住，要不就去朋友家。我打好了包裹，從51號出來，真的沒感覺我還會回來。胡同里，我又碰到那位蘋果阿姨，她瞪了我一眼，吐了我一口唾沫，惡狠狠地說：「四人幫爪牙！」 

我的吃驚和半年前她塞我蘋果的時候沒什麼不同。我開始長大了，開始懂得什麼是中國的政治。

1979年春節前，我已經在國際廣播電台工作了。那天是周六，我上中班，辦公室來了一個女的，說是外交部的，找我。我兩年沒有回51號，更不想跟任何外交部的人有來往。 

所以面對這個阿姨我態度很壞。她卻很耐心地把我拉到一邊，說：「你媽媽回家了，喬伯伯也在家，快過年了，你回去吧。」 

「你是誰？」我問她。「我是你媽媽學習班的，看她的。但是現在我們倆是好朋友了。」 

聽到這個消息我沒有馬上回去，緩了兩天，心情很複雜。後來那個阿姨又來了，說你怎麼還不回去，你媽難受死了，以為你不認她了，要和她劃清界限。聽到這個我馬上回家了。 

1979年的春節我們又是在史家胡同51號過的，那年特別熱鬧，因為我媽媽剛被放出來，所以大家都決定要好好過。 

我舅舅一家過來了，帶着我的表哥和表妹，我們買了很多鞭炮，說要把外交部學習班的晦氣用鞭炮趕走。幾個小孩對東西的貴重毫無概念，拿了一個巨大的玻璃盤子放鞭炮，結果一個火花進了盤子，裡面所有的鞭炮和盤子一起炸得粉碎。 

那年大人都心情好，沒有罵我們。後來才知道那是基辛格送給喬冠華的禮物，是水晶的。 

媽媽放出來之後，我只在51號住了兩年，就又自費出國上大學了。這一走就是5年。就在我大學畢業的前一年，喬冠華去世了，媽媽沒有告訴我，我是在《紐約時報》上看見的。 

我往51號打電話，沒人接，怕媽媽想不開，出事。後來才知道媽媽去南方在朋友家住了一陣子，51號對她來說也是很傷心的地方。 

3年前，我媽媽也在春節前過世了，我的朋友把我拉到海南去過春節，我當時非要抱着骨灰一起去，被朋友勸下。那年的春節，51號院裡只有媽媽了。 

媽媽去世的那個春節，還沒出正月十五，外交部的人就來了。 

那次來了三個人，一個姓沈的處長，一個「誰說什麼都在那狂記」的戴眼鏡的小伙子，還有一個「長得像打手」。他們很專業，公事公辦，也不喝水，10分鐘就把事情講完了。我當時就表了態：你們拿房產證出來，賠償維修費，我就搬。 

接下來就收到了一封來自外交部的函件。信上說：洪晃女士，經過幾次溝通，我們限你在某月某日之前搬出去，我們要收這個房子，至於你所提到的補償，將在你搬出去之後予以考慮。 

我也回了一封信，說同意搬出去，但補償的問題必須在搬出去之前先談好。後來他們又發了一個函，還是一樣的內容，我就沒管它。等第三封函的時候，他們說已經雇律師了。 

接下來，我就收到一張法院的傳票。再接下來就是預審，雙方在法院見面。時間已經到了2009年冬天，登記護照身份證時，法官說，原來你拿的是美國護照。然後就問，補償的話，你有沒有任何房子花銷的記錄？我說沒有。於是又給了一個半月的時間去舉證。 

後來實在沒有證據，我和律師商量，直接找評估公司評估一下算了。但法院卻遲遲沒有指定評估公司。又過了3個月我才知道，原來是外交部還要追加被告人。 

預審的時候他們就發現我拿的是美國護照，沒有戶口，起訴我是沒有用的，所以要追加被告。我丈夫楊小平的戶口在51號，追加上；媽媽當年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中國城鄉發展研究協會當主任，為了辦公方便，協會的註冊地址也在這裡，也追加上。 

直到2010年9月，追加被告的程序終於走完，法院通過公證搖號，定下了評估公司，評估才算正式開始。 

官司這樣又拖了大半年，最後，評估公司評定總維修費用80萬，由外交部支付。我接受了這個結果。至此，經法院調解，我與外交部的「史家胡同51號」之爭終有定論。  

打這個官司不是因為我想留在院子裡，而是因為我不想在和外交部談定搬遷條件之前搬出四合院。我的朋友們都說我太輕易就放棄了這麼好的一個四合院，其中一個懂房地產的跟我數着兩個手指頭說： 

「估價得兩個億啊，你想好了。」 

其實，我總是在想，搬出來完了，這個院子對我最重要的東西我都有了，就是記憶，這個誰也拿不走。而我不想讓自己變成那個送蘋果的阿姨，不想為了得到一個四合院，讓我的靈魂變成一個廢墟。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新註冊公眾號，原文已被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