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吳國光：習近平還能否在秋天順利連任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親自指揮」的效力在海內外引發重大質疑：為什麼不顧奧米克潤變種病毒毒性弱化、國際社會普遍採取開放性防疫的形勢下，他非要在中國實施嚴酷的清零政策？為什麼在俄羅斯發動侵烏戰爭前兩個星期這樣一個微妙的歷史關頭，他要與普京發表中俄合作無上限宣言？他的「清零」政策與高層政治清洗有何關係？這一切對習近平幾個月後尋求第三任會發生什麼影響？我們為此訪問了正在巴黎人文科學研究院（FMSH）講學、對中國政治有着深刻觀察的加拿大維多利亞政治學教授、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的智囊團成員吳國光先生。

問：上海這次封城，讓中國最國際化的現代大都市陷於水深火熱、民不聊生的狀態。未封城前，上海當局一直公開表態不封城，強調有上海特色的「精準防疫」。直到封城前兩天的3月26日，當局還肯定地表示，上海不會封城，上海封城對經濟影響太大，國際影響太大等等，顯得相當明智，兩天後突然無預警封了!  為什麼突然扭轉，中南海下了命令？

吳國光：中國自從2020年開始在武漢實行的封城政策，一直是非常強制性的路子，這樣一個路子，在相當長時間內，對於防止疫情擴散，在中國的環境下可能是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在奧米克潤變種病毒出來後，全球主要國家防疫政策都做了很大的調整。一個是因為病毒的性質發生了改變，一個是因為在過去兩年多時間，廣泛注射了疫苗，各方面應對措施能力都提高了很多。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本來能夠理解上海在稍早以前，開始採取新的防疫路子，這本來是一個明智的路子，給中國這樣一個完全以粗暴、強制控制這樣一種防疫至少打開一個縫隙，探索一條新路：在病毒對生命的威脅度小了很多以後，即使付出些代價，也不會付出那麼大代價。那麼，為什麼會突然發生這種改變呢？現在上海這種情況，我們並不了解真實情形，到底感染率是什麼，死亡率有多高，對於整個衛生系統的壓力，到底到了什麼程度？當然，一般民眾更關心的是日常生活，遭遇到這麼大的困難，為什麼在現在這種情況下，還要堅持現在這麼一個相當粗暴，相當控制的政策呢？

問：上海宣布封城不久，出現了民眾大清早搶菜，叫餓，甚至屢屢發生因患其他急症但得不到醫院接納而死亡的悲慘事件，擁擠髒亂的方艙，嚴禁出入的小區，以自願者名義監管人身自由的「大白」，成了上海緊張、抑鬱、絕望的象徵，社會上對清零的質疑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然而，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卻去了海南，他在海南傳話，「要堅持清零不動搖」，一句話堵死了任何可能鬆動的縫隙？

吳國光：看得出來，習近平的意思在裡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我的一個疑問是，此前一段時間上海實行相對寬鬆一點的防疫政策，相對另類一樣的防疫政策，難道是完全違背了習近平的意志，自己在哪裡瞎搞嗎？也就是說上海不聽中央的指揮了？我覺得，在習近平過去這麼多年一直對地方實行強硬控制這樣一個背景下，再考慮到上海的主要領導人都應該是習相當信任的這樣的人物，很難想象此前的做法就是和習過去兩三年的強硬路子對着幹。因為我們知道，在中國這樣一個體制下，一個下級官員，為了自己的政治生命，至少為了保證個人的安全，不要被查等因素，應該不至於和北京對着幹。當然現在網上傳言很多，是不是背後有政治權力的角力，特別是在今年召開二十大這樣一個重頭大戲背景下？

問：是的，外界不少觀察人士是把習近平強硬清零不鬆手與秋季召開的中共二十大聯繫起來。給人的感覺像押賭，似乎習近平個人的聲譽和威望都押在了他制定的清零政策上，所以他執意走到底。您前面提及，因為剛開始那一段時間，在中國特定環境下實施嚴控的路子曾有所成功，北京將此歸功於中國特色制度的優越、領袖的英明，所以絲毫不能改變，改變就意味着承認缺陷？就會在某種程度上影響統治？

吳國光：內情我們看不到了，我想中國政治的一個最大問題就是內情大家都無從得知，雖然關係到每一個人的生活，關係到每一個人的生命，但是也不讓大家知道背後在搞什麼名堂。我們只是做一個合理的猜想，我們看到習近平這兩年施政開始出現一些嚴重的後果，經濟的後果，外交政策上的後果等等，在這樣一個情況下，臨近二十大權力的再分配，內部權力鬥爭隨之加劇，這也是可以想象的。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上海前段時間實施的可能得到習近平同意的政策成為一個抓手，就是說一旦疫情擴散，對習的壓力會不會進一步加大？習反過來又搞這麼一個東西？這都是我們的猜測了，實際上，現在這麼做，經濟的壓力會非常大，還不要講上海民眾每天在承受的生活的壓力。所以我不知道對於當局來講，它在如何盤算這個東西，也許對一個專制政權來講，人民每日每時的生活，哪怕你再不滿，你也無力直接挑戰專制政權。那麼，如果精英內部有非常強烈的不滿呢，那可能就更容易引起高層的至少是權力的重新分配。高層是不樂意看到這種局面出現的，所以在這種天平上，人民的生命，人民的安全和他們內部權力分配相比，就變得無足輕重了。那麼是不是因為這個東西，走向今天這樣一個局面呢？我作為一個不了解內情但是研究政治的人來講，政治邏輯可能是這樣的，專制政治就是這麼一套東西。

問：俄羅斯發動烏克蘭戰爭始於北京冬奧會結束第二天，普京宣布正式承認烏東兩個所謂的「共和國」獨立，三天後俄羅斯軍隊侵入了烏克蘭。而在二月四號，北京冬奧會開幕之日，習普舉行峰會，發表宣言，要點就是中俄合作無止境，無上限，外界直指這是要聯手對抗甚或改變現有國際秩序的意思。這個聲明一公布，西方輿論當即就以「軸心」來形容中俄關係，「軸心」這個詞是二戰時用來形容德意日法西斯聯盟的，習普宣言、冬奧閉幕、侵烏時間段上高度巧合，西方輿論強烈質疑，在美國和西方國家不斷警告中國如果支持俄羅斯就會遭到制裁後，中國似乎有所退步，比如駐美大使秦剛的講話很有意思，中俄合作無止境，但是有底線，底線就是國際準則。可是過了幾天，中國外交部語調又反了過來，反而變本加厲攻擊美國。這種反反覆覆，是否意味着中央內部有一種鬥爭，內部有種認為習近平做了蠢事的意識，要糾正他，但是習照舊堅持，或者他已是騎虎難下？

吳國光：我想俄羅斯對烏戰爭的進程本身應該對剛才你講的這種情況有很大的影響。在俄羅斯發動侵略烏克蘭戰爭以前，我相信習近平和普京在北京冬奧會期間一定是討論了這個問題。最近我一直在講，如果我們想理解當前世界政治格局，從大國之間的關係這個角度看這個變化的話，那要知道習近平和普京在北京他們倆到底談了什麼東西？我想他們對整個這個形勢有一個判斷，這個判斷很可能就是習近平多年講的「東升西降」，他們覺着西方民主國家現在是相對衰弱，也沒有戰鬥力這個情況，可能要抓住這個機會，重塑世界地緣政治的格局。特別是俄羅斯，因為在經濟科技遠遠落後於西方的情況下，他要想在這個格局當中重新加強他的地位，當然就是通過領土的擴張，軍事的行動，我想普京原來判斷這可能是他的長項所在。

那麼，從這麼長一段時間俄烏進程來看，這兩個判斷都是錯誤的，一個判斷就是習近平的「東升西降」，另一個判斷就是普京認為輕易可以占領烏克蘭。哪怕是採取扶植傀儡政權的方式，把烏克蘭變成他的附庸國，來擴大俄羅斯帝國的地緣政治的影響，增加在整個世界權力布局當中俄羅斯的份量。這兩個判斷，一個從戰略上，一個從戰術上，顯然都是錯誤的。在這種錯誤情況下，北京恐怕不得不面對現實，不一定全面地重估他們對中俄關係的判斷，也不一定要全面地重估他們對東升西降的判斷，但是至少在戰術的層次，它很難再像以前那樣非常確信，非常確信他們要做的事情肯定能夠做到，至少要換一套辦法，換一套手法。

我想，剛才你講的這些情況，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中國駐外大使，中國的官方輿論，中國的各種各樣的喉舌，關於烏克蘭的說法就是各種各樣的自相矛盾，一個反映了他們自己現在對這件事情的認知很難統一起來，他們已經很難找到能夠既符合他們自己的總體判斷、又符合中共現政權的利益、同時還能夠對俄羅斯說你還是我們的哥們、又不至於招致西方國家及國際主流社會譴責這樣一條可行的道路。他們現在在走鋼絲，走鋼絲就少不了東歪西扭，你不知道哪一個動作是本能的，哪一個動作是具有戰略戰術考慮的。

問：您的結論是，俄烏戰爭進程證明習近平和普京兩人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出了重大的問題，習近平的「東升西降」是錯誤的，這種判斷已經產生了可以看得見的對中國很不利的嚴重後果，那麼，中共決策階層會否吸取教訓，吸取什麼樣的教訓，或者至少調整戰略，避開有損中國自身利益的陷阱呢？

吳國光：如果這次俄烏戰爭危機，能夠給中國領導層一個教訓：知道你現在對世界格局的判斷從根本上來說是錯誤的，你和俄國之間的結盟對於中國的整體的國家利益，如果是以犧牲與西方國家的聯繫為代價，那對中國的國家利益從長期來講，是一個致命性的錯誤。同時，最近幾年在中國內部的輿論，採取的戰狼的這樣一個姿態，以及對台灣的戰爭的叫囂，這些實際上對於中國今天，無論是國際地位，還是國內的政治運作，都沒有什麼利益，這些完全沒有上限的狂熱民族主義，恰恰是損害中國的利益的。

如果中國能夠做出這樣的反省，那當然是一個機會之窗。但現在看來，由於中共對輿論的控制，由於中國的許多民眾長期以來受盲目的民族主義的教育，還有更多其他的比如當局的政治操控等等因素，看不到這個希望。只能說最近這些年，他們想走的，以戰狼為代表、希望迅速取代西方來主導國際秩序這樣一種所謂中國夢，已經變得不現實了。在中國夢變得不現實以後，中國當局是否會面對現實，進一步變得清醒一點呢，還是另外找尋更多的花招應對，還要在那條錯誤認知的道路上走得更遠呢？我想這不光取決於國際局勢，也取決於中國內部各種力量，各種角力的結果。儘管由於專制體制的特點，中國的老百姓很難在中國的權力分配當中發生作用，但是如果中國民眾能夠認識到這種東西，不接受這種東西，就像上海封城這個措施那樣，就是說你的不滿越大，你的反抗力度越高，實際上對於中國調整它的道路，對於中國整個的領導層也好，一般民眾也好，頭腦清醒一些，這個應該是有好處的。

問：前面談到的兩個問題都指向最後一個問題，中共秋季召開的二十大。按照鄧小平時期制定的規則，中共最高領導人任期總共兩屆，每屆五年。二十大，應該是新一屆領導人接班，但是習近平已經修改了憲法，廢除了領導人任期界限的問題，現在的局面是只有續任，不存在接班，續任，總要需要營造續任的氣氛，讓黨內臣服，非習不可？一切都歸於習「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功勞。但是這種無所不能的親自指揮出了嚴重問題，清零出了問題，親俄出了問題，經濟也失去了以往的繁榮景象。那麼，在習的這種籠罩性的 「親自指揮、親自部署」 受到明顯挫折的情形下，您認為習近平會否順利地在二十大自我接班？我去年看過您曾對媒體預測，今年，在中共黨內，還會有相當重要的人物倒台？您現在還持這種看法嗎？

吳國光：我是預測過，政治局委員一級吧。習近平在二十大的目標很明確，就是進入第三任期。那麼，再進一步，在二十大上組織一個對他來說，順心的，滿意的，順手的這樣一個政治局常委會和政治局。現在，我們當然聽到很多不滿的聲音，對習的，特別是對他最近幾年的施政，當然也包括對習尋求連任，而且這個連任很可能通向終身制，對於這樣一個前景非常地不滿。一般民眾的不滿，在這樣一個體制下，很難起到作用。如果是發生在中國體制內，相當多的體制內的中高層的官員也有這個不滿的話，這樣一種形勢對習來講就相當具有挑戰性了。但是這個體制的特點，特別是習經過了十年的高度集權過程，特別是掌控了刀把子槍桿子等等，即使在黨內存在強烈不滿，要想在黨內通過一定的程序來結束習對第三任期的尋求，恐怕這個難度也是非常大。所以很難講這個過程會順利，這個過程的結果要出現很大的不確定性這種前景也很難。

問：我們還記得，就在中共十九大召開前僅僅幾個月，被視為「儲君」的孫政才出乎意料地被以反腐敗名義清洗了，現在距離中共二十大召開也剩下幾個月時間，黨內高層還可能出現類似的動盪嗎？

吳國光：我之所以講在今年夏天以前，夏末吧，最遲七八月份以前，會發生習對高層政治人物的政治清洗，一個就是他要藉此來進一步威懾黨內精英，使得各種各樣有可能挑戰他的力量不敢有所動作，甚至也不敢發出進一步的聲音。但同時也藉機清除他不喜歡的人，空出位子來提拔他所喜歡的人等等。

我們看到，習上台十年以來，不斷通過反腐敗，來進行黨內高層政治清洗，在清洗過程中，不斷的拉拔自己的人馬，不斷地重組權力。到了二十大這樣一個權力重組的關鍵準備階段，他這麼做，應該是不奇怪的。實際上，今年以來，雖然對這麼高層的清洗的案例還沒有出現，我預期會在夏天出現，但是稍低一點層次的清洗實際上是加快了。今年，現在才三四個月，副部級官員的清洗已經有二十多個案例了，這是公開宣布的，沒有公開宣布的，我們還不知道。再一個動向，在這些清洗的背後，很多人是指向了更高層的官員。比如說王岐山的前秘書在這個星期剛剛被清洗，孫力軍案還在進一步地發酵，把孫案說成是政治團伙案，甚至比孫力軍職位高的人也被指控為是孫力軍這個團伙的成員。孫力軍不可能成為比他職務高的官員的老大，這明顯地意味着孫力軍背後的人才會成為團伙的老大，這個指向已經很明確了。

至於現在為什麼還沒有把決定性的動作拿出來，這裡面可能有戰術上的考慮，材料不充足等等，更多的可能是戰略上的考慮。現在就把這個案子搬出來後，半年以後可能威懾效應就減弱了，如果是七八月份把這個案子拿出來，二十大代表都已經選出來了，馬上就要開二十大了，二十大代表就在這個陰影下，戰戰兢兢走進會場，那這個效果就好多了。

 實際上，政治鬥爭當中從來都有很多的不確定性，但是權威主義政治，極權主義政治一大特點，就是對於最高領導人來講，他所尋求他所看到確定性的這個確定性很高，我要看到這個結果，我就要有辦法拿到這個結果，要不然這就不叫極權統治。法國今天在進行選舉，到現在大家票都投的差不多了，我們也不敢講，就一定是哪一個人勝利。所以民主是程序的確定性，結果是不確定性的，中國是程序、過程是不確定的，結果是確定性的，它就是用程序和過程的不確定性來保證這個結果的確定性，我要的就是這個，但是這個過程中我不知道會用什麼花招來搞你，最後我把這個結果拿到。所以說這個是一個高度動態的過程。

吳國光曾是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的智囊團成員。在中國改革開放時期擔任過《人民日報》評論員，《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編輯、中共中央政治體制研討小組辦公室研究員、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研究員。參與起草中共十三大報告。九零年代走上治學之路，曾任美國哈佛大學尼曼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目前在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擔任政治系和歷史系教授。著作包括China’s Party Congress : Power, Legitimacy,and Institutional Manipul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Globalization against Democracy: A Political Economy of Capitalism after its Global Triump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及十餘部中英文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