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琴曾存在於這個世界的證明所剩無幾。
父親伍軍在塑料袋裡收納的幾張薄紙,概括了女兒25歲的短暫人生:中學畢業證、結婚證、死亡證明,以及一張白紙黑字的手寫「保證書」。
這是女婿徐林寫給女兒的。短短九行字,男人先是道歉,愧疚自己做了「最不應該的事,不是人」,請求妻子看在孩子的份上,再給他「最後一次悔過的機會」,結尾許下承諾,「會用行動來證明對她更好」。
但徐林沒能做到。婚姻生活,占據伍琴短短人生的五分之一,日常充斥着暴力與恐懼。她曾嘗試求助,找村委會、報警、起訴離婚,都無濟於事。最後一次,她選擇逃跑,跑到在上海打工的父母家,但最終也沒能躲過被殺害的命運。
2023年5月15日,徐林持刀前往伍琴一家租住的上海市松江某小區,破門而入,割喉、捅腹,以殘忍的方式殺死了他在保證書中稱之為「最美麗的妻子,溫柔可愛、有氣質的老婆」。
他們四歲的兒子,在現場目睹了一切。徐林隨後自首。
案發近一年後,2024年4月19日上午,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結果如下:徐林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過去一年的時間裡,伍琴的父母始終深陷在自責中,自愧沒能保護好女兒。對於審判結果,他們感到有些失望,表示接下來會抗訴。自案發以來,這對父母只有一個想法,「為女兒討回一個公道」。
開庭宣判的今天,伍琴的母親還背着女兒生前給她買的小小帆布包,這是她留下為數不多的遺物。
「如果」
伍軍和周瓊至今還住在女兒被殺害的出租屋裡。
60多歲的房東黃阿姨曾經勸夫妻倆別搬家,「死的是自家女兒,沒什麼可害怕的」。「家暴割喉案」發生快整一年,他們的生活仍舊破碎,未能重建和修復。
審判前的這兩天,有媒體來家裡直播連線,周瓊說起女兒沒忍住情緒,一直哭,伍軍在旁邊抽悶煙。
很多個晚上,周瓊不斷做噩夢,白天坐立不安,上班也忘帶手機。開庭前一晚,伍軍特意去買來妻子愛吃的米豆腐,她嘗了兩口就放下筷子,想到案子和女兒,沒有任何胃口。
老兩口現在所居住的這套三十多平米的小屋子,實際是搭建在房東屋外的一間偏房。這個遷建小區裡有三百多戶人家,租房的外來打工人口比上海本地人多。
兩張上下鋪並列放置在光線昏暗的臥室,上鋪塞滿棉被、衣服之類的雜物,直抵本就低矮的天花板。下水道管橫亘在頭頂,總是冷不丁地響起沖水聲。
伍軍夫婦擠在一張下鋪睡,加寬床鋪的木板是從外面撿回來的。廚房和廁所離床只有一兩米的距離,馬桶也是壞的,要從水桶里舀水沖——但好在價格便宜,月租1800元,已經是老兩口近幾年在上海租到的最滿意的房子。
女兒在家裡生活過的痕跡正在慢慢消失。家具調換了方位,客廳的水泥地面被周瓊拖掃得乾淨亮堂,早已看不出曾經凝固的血跡。被徐林砸碎的玻璃門也重新安裝好。
伍琴睡過的床,連同壓壞的桌子被一起扔掉。她生前用過的東西,塞滿整整3輛三輪車,被送到了廢品站。只留有少數生前她添置的日用品,比如給廚房節省空間的置物架,方便母親幹活兒的迷彩腰包,以及兒子的兩個小保溫飯盒。
女兒剛出事那段時間,周瓊像失了魂一樣,一回屋就哭。她在寫字樓做保潔,在日行超過兩萬步、走過無數次的樓層里迷失方向。有時隔壁鄰居陳姐路過,看到她在門廳坐着,「要麼以淚洗面,要麼整個人像木頭一樣呆住。」
在上海打拼的20多年,伍軍先後做過保安、倉庫管理員,過着出租屋與打工單位之間兩點一線的簡單生活。為了女兒的案件,他最近半年一直奔波於公檢法部門,不得不經常請假、換班,為此,他被之前的公司辭退,輾轉到家附近的醫院當保安。
走路時,他的身體總是往右邊偏斜——這是十幾年前一場高空作業掉落事故留下的殘疾,右腿外側至今還打着兩塊鋼板和十幾顆鋼釘,右手也無法伸直。他習慣把右手揣在褲兜里,隱藏起自己的殘障痕跡。
同事們稱呼脾氣溫和的伍軍為「老伍」。只有在說起殺害女兒的兇手時,伍軍顯得情緒激動。他避免提起女婿的名字,而是用「那個死男人」、「兇手」來稱呼他。
2023年11月30日,伍琴被故意殺害案第一次開庭。伍軍夫婦拒絕接受來自對方家庭的和解賠償協議,希望兇手能夠依法被判處死刑。
11月的上海,夜晚的氣溫已逼近零度。伍軍和周瓊回到家中,兩人共用一盆熱水泡腳,解乏取暖。如今,夫妻倆只要坐在一起聊天,談話內容幾乎全都是關於死去的女兒,他們始終活在「如果」的猜想和巨大的愧疚當中——
如果當時沒有因為擔心和兇手一起站在屋外的外孫,就不會打開臥室的那道鐵門,給了兇手闖入玻璃門廳的機會;如果當時拿出工具箱裡的錘子反擊,說不定就能救下女兒;如果當時第一反應是打電話呼叫周邊鄰居過來幫忙,別出去呢?
再早一些的機會,如果女兒沒有和兇手結婚,如果女兒能夠離婚,如果當初搬家搬到更遠一些的地方……
女兒是不是就不會死?
殺妻
案發半年後的2023年11月30日,伍軍在一審開庭現場,第一次直面殺死女兒的兇手徐林。
那個男人被帶上法庭,伍軍的眼睛一直死死地盯着他。對方只是低着頭。他被高高的圍欄和法警包圍,頭髮已經剃光,長胖了些,穿着一條牛仔褲。
四個多小時的庭審中,伍軍手裡一直緊緊握着一支筆,幾乎快將筆捏斷。開庭前,工作人員特意強調了法庭紀律,他儘量控制着情緒。周瓊則在庭外觀看轉播視頻——為了避免再次受到刺激,伍軍和法院工作人員沒有讓她進入現場。
法院當庭播放了伍軍家門口的監控視頻,徐林殺妻的整個過程被清晰記錄。
當晚20時42分,徐林帶着兒子到達伍琴家門口,先是用腳踹玻璃門,伍琴沒有開門,站在門口讓他離開。隨後,徐林拿起門口的磚塊(註:實際為磨刀石),砸碎了玻璃門,衝進伍琴家裡,並將她按在門廳的小方桌上,拔出別在腰間的刀,對着伍琴的脖子、肚子捅了數刀。
周瓊從臥室里出來的時候,看到徐林背朝着她正按着女兒,她還沒反應過來,只覺得害怕,本能地去拉他的衣服,想把他扯開。但身高一米五的周瓊根本拽不動徐林,「他像個石頭一樣的」。
等徐林撒開伍琴往外走,周瓊才驚覺女兒渾身是血,「脖子不斷往外噴血,灑得到處都是。」周瓊的睡衣被血染紅,玻璃門渣碎了一地,也混雜着血液。
伍琴喉嚨里的血止不住地往外冒,發出「呲啦啦」的聲音,說不出話。周瓊扶着女兒往外走,剛走到門外的盆栽旁,伍琴站不穩了,像喝醉酒的人一點點無力地癱軟下去。女兒指着門外停着的一輛白色轎車,周瓊猜,女兒可能是想找車去醫院。
徐林殺妻只用了二十多秒,從進門到離開。
根據檢方起訴書上的法醫鑑定結果,「伍琴頸部見巨大創口,符合生前被他人用銳器切割頸部,傷及左頸內靜脈致失血性休克而死亡」。
在法庭上,帶血跡的尖刀、刀鞘、磚塊等物證被展示。三十公分長的尖刀很鋒利,兩面都是刀刃。判決書的記錄證明顯示,徐林於2023年2月18日購買屠宰刀一把;2023年5月期間瀏覽「殺人犯的後代有哪些害處」「電擊棍會不會電死人」等內容。
同時,檢方起訴書也表示,「徐林作案時及目前均無精神病,具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在法庭審理環節,徐林認罪,承認殺害伍琴,但否認故意殺人。據伍軍回憶,徐林稱自己帶刀只是為了嚇唬伍琴,「說在房間裡面看不清楚,只是輕輕地劃了幾刀。」
房東黃阿姨,是在聽到巨大的玻璃碎聲響後下樓的。她原本在二樓看電視,先是跑到窗口,「看到一個男人提着什麼東西正往外走。」連忙下樓後,看到伍琴和周瓊在全是血的地上,趕緊讓老公打了120和110。
整個過程,伍琴和徐林四歲的兒子一直在門口,孩子親眼目睹爸爸衝進屋裡,殺死了媽媽。
黃阿姨和周瓊都記得,小孩看到媽媽渾身是血地倒在地上,在一旁嚇得呆住了,挪不動步子,小手捂着嘴巴,哭着喊「媽媽」。周瓊來不及照顧外孫,找來一件衣服把女兒的脖子捂住,但是血還是一直往外冒。
那天現場一片混亂。夜裡,黃阿姨只能把伍琴的兒子帶回自己二樓的家照顧,孩子一直說,「我要媽媽」。小孩在沙發上看電視一直到深夜12點,後來太困了趴在沙發上睡着了,黃阿姨把他抱回了床上。
案發第二天,伍家門口小路上的大攤血跡已經黏稠,掃把也掃不掉,黃阿姨戴上手套穿上雨靴,拿鋼絲球使勁兒擦,又接來幾盆水才衝掉。
就在徐林殺妻當天,他曾在自己的短視頻賬號上,發布「危險的信號」。
18時38分,徐林發了一張和兒子的自拍照。照片裡,父子倆笑着站在一塊玻璃地板上,身後是高大的建築物,配文如下:
「人生有時候就是被逼的,明明只想把事情做好,偏偏有人為達到自己的目的讓你痛不欲生。反正日子怎麼過下去都過不好,那就不用過了。」
此時他的IP屬地顯示在上海。兩個小時後,他殺死了孩子的母親。
據伍軍回憶,在案發前一天,徐林和伍琴因為孩子生病的事情有爭執。案發當天,徐林先來伍家接孩子,準備回去自己帶,打電話給自己的媽媽和姐姐讓她們幫忙照顧,但被拒絕了。隨後他又回到伍家門口。檢方起訴書中描述,徐林是「因伍琴拒絕開門,導致他情緒激動,在門外與伍琴發生爭執。」
已經死去的伍琴再也沒有機會說話,和徐林當面對質。居住在附近的另一位鄰居劉芳,恰好在事發前幾小時碰到了伍琴。
當天傍晚,劉芳到路口扔垃圾,看到伍琴坐在家門口,正準備給孩子剪頭髮。她和伍琴打招呼,伍琴也笑盈盈地回,「阿姨好」。
劉芳問她,怎麼這麼晚了還給孩子剪頭髮?劉芳記得伍琴說,「阿姨,明天我就上班了,沒有時間啦。」
暴力與控制
伍琴被殺時,她和徐林的婚姻還不到五年。
兩人於2017年相識於媒人的婚姻介紹。「男孩學挖掘機的,會一門技術,能掙錢,家裡有房子有存款,你家女子正合適。」媒人這樣告訴伍家父母。
當時伍琴只有21歲,在上海的一家咖啡店做銷售,和父母住在一起。徐林比她大三歲,兩人一開始通過遠程聊天,後來徐林也到上海打工。
伍軍說,自己一開始並不喜歡徐林,「他雙眼眼角往上翹,看面相就是個很有脾氣的人。」他提到一些自己不喜歡的生活細節,比如徐林到家裡來也不愛和人打招呼。伍軍提醒過女兒要謹慎,但當時女兒正在熱戀中,很喜歡這個對她寵愛有加的戀人。
結婚前,兩人鬧過一次分手。徐林的姐姐打電話過來,說弟弟在橋上站了一夜不睡覺,是真的很喜歡伍琴。連周瓊都跟着女兒心軟了,「我們都以為他真心喜歡她,會對她一生好啊」。
2018年10月18日,兩個年輕人結婚。婚禮在重慶老家辦得還算隆重,女孩穿着渾身紅色的婚紗,坐在鋪着白色棉被的大床上,笑得燦爛。婚後,伍琴辭去上海的工作,回到老家待產。次年三月,她生下兒子。
第一次家暴來得猝不及防。
婚後,伍琴沒有工作,徐林在老家開挖掘機,收入不穩定,兩人時常因為錢的事情吵架。在周瓊的印象中,女兒生完孩子二十來天,兩人因為小事有矛盾,徐林對着伍琴踹了兩腳,還打了耳光。
那時,周瓊正在女兒家照顧月子,她循聲過來,看到女兒在哭,一邊安慰女兒,也說了女婿幾句,但並沒什麼威懾力。沒過多久,周瓊返回上海打工。
另一次,是伍軍接到了女兒求助的電話。電話里,伍琴向父親訴說委屈,起因是小孩生病就醫,伍琴在醫院抱孩子十幾個小時,因為手酸,就讓在旁玩手機的徐林來接手。
「他瘋了一樣突然一耳巴子打過去」。伍軍說,他勸女兒乾脆報警,女兒說自己已經從醫院出來了,伍軍又讓她去找村委會。
「她也去了,正好人家家裡沒人。剛好』那個死男人』把她找到了,又是下跪,又是求情,來軟的,她就又回去了。」伍軍說。
姐姐伍蓉說,她不止一次告訴妹妹,被打時要麼還手,要麼報警,得做出反應,而不是記在心裡,秋後算賬沒有用。
在伍蓉的印象中,妹妹倔強和隱忍的性格,使得她一直沒能下決心徹底離開徐林,「我們都是留守兒童,小時候連手機都沒有,出現問題習慣自己解決,而不是靠父母或者是靠親戚。我們的性格都會有這樣一些隱忍的特點。」
長期幫助被家暴婦女的公益律師李瑩認為,家庭暴力的本質是權力控制,它不會自動停止。許多女性難以擺脫暴力環境,一是現實條件限制她們的選擇。包括經濟實力不足、自身和家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脅,家醜不可外揚觀念的影響等等。其次,長期遭受家暴會導致受害者產生「習得性無助」的心理,表現為「受虐婦女綜合徵」。
家暴受害者在意志搖擺中無法離開暴力環境,甚至在離開後可能再次回歸。據美國家暴熱線的統計,一個受虐者平均要經過7次的努力嘗試離開,才能真正離開一個施暴者。
在徐林老家的重慶市和謙鎮某村,一位住處和徐家相距幾百米的男性鄰居對這家人印象深刻。據他講述,徐林的父母早年離婚,徐的母親「在當地是遠近聞名的不講理」,「午飯或者晚飯,一句話不對勁就打起來,他們家吵架也不關門。」
他家和徐家做了多年的街坊,平時會避免和這家人結交。前年,這位鄰居看到伍琴出門洗衣服時臉上帶着烏青。
周瓊和小兩口一起生活過。在她眼裡,除了暴力,她覺得徐林對女兒的日常生活也多有控制。
伍琴曾在鎮上的幼兒園當幼師,她喜歡帶着小朋友排演節目,每天跳跳蹦蹦。徐林看到伍琴手機上小孩的跳舞照片,「說要一家家地去調查,看她有沒有亂來。伍琴穿裙子、染頭髮,他都要管。」
2024年4月19日審判結果宣布後,《鳳凰周刊》記者撥通了徐林母親的電話,她說,徐林的姐夫去了庭審現場,她通過電話得知了兒子被判死緩,但她不太清楚死緩意味着什麼,也不知道接下來該怎麼辦。
2024年1月3日,本刊記者也和她有一次簡短的通話,她的語氣聽起來疲憊而無奈,只說,「現在事已至此,沒什麼可聊的了,我們也很少在家裡面。感覺這一塌糊塗,反正很寒心的。」隨後掛斷了電話。
截至發稿時,我們也多次通過電話、短信聯繫徐林的父親,但未收到回復。
被困住的女人
在伍琴的老家,二十歲的女孩結婚成家,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情。
伍蓉也很早就結婚了。她們擁有幾乎是複製粘貼的相似人生軌跡——小時候父母外出打工,在老家是由奶奶帶大的留守兒童,讀完初中就到上海跟隨父母打零工,學一門電腦的基本技術,找個人結婚,回老家生娃——最大的不同在於,伍琴姐姐的丈夫和婆婆,待她如自家人。
由於伍琴和丈夫都沒有固定的經濟收入,每個月養孩子的錢主要靠廣東打工的徐林父親匯款兩千。
用伍軍的話說,伍琴長期過着「手心向上」的生活,很憋屈。「有時候連家裡買鹽、出門打幾塊錢的車,都只能找徐林或婆婆開支。因為錢的事情,他們經常吵架。」
到後來,伍蓉發現妹妹生活都成問題了,「只有出沒有進,她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找家人借三五百。」
在重慶老家和江蘇崑山打工的婚姻生活時期,爭吵成為常態。周瓊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吵架後伍琴從崑山跑到上海父母家。徐林的姐姐帶着全家人來到伍家,再次為弟弟道歉。
有鄰居看到,周瓊那會兒忙前忙後做飯招待,一大家子人坐在一起,和和氣氣地吃飯——矛盾看似解決了,但伍琴回去之後,又陷入之前的惡性循環。
作為年輕的媽媽,伍琴的生活枯燥而簡單,她沒有什麼朋友,微信通訊錄里只有幾十個好友。她在重慶老家的朋友,也是全職媽媽,和她聊天也幾乎都是是分享帶孩子的經驗。
在上海的出租房附近,曾和伍琴一起遛娃的大姐楊海慧記得,伍琴買東西很節儉,在超市里看到超過兩百塊的東西,就會放回貨架。單位發的零食,她都省着帶回家給孩子。
在弟弟伍豪眼裡,姐姐伍琴很有自尊心,「雖然作為一個單親媽媽,經濟困難,她還是會盡力給孩子提供別人家孩子也有的東西。」
伍琴的生活軌跡幾乎都是圍繞着孩子。2022年上海疫情結束後,她和父母住在一起,還找到一家工廠的文員工作,周一到周五上班、接送孩子,周六日就在家洗衣服做家務,帶孩子逛逛公園。
生活好像正在回到正軌。
伍軍記得,伍琴會給同事編織五顏六色的毛線娃娃。有一次她的女領導結婚紀念日,開玩笑說了一句「老公沒送過我花」,伍琴第二天就帶給她一朵毛線編織的花。
閒下來的時間,她會在網上找教材,編織五顏六色的毛線娃娃,送給同事們。她跟媽媽說,「一直織毛線,是不想讓雙手和腦子停下來。」
在最後的兇殺發生前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伍家都受到徐林的騷擾。男人以各種藉口出現,有時候是找伍琴要回孩子的舊手機,有時候是要電瓶車。
他會突然出現在廚房的窗外或大門外。周瓊記得,有一回沒關大門,他靜悄悄地走進來,站在正在炒菜的伍琴身後。還有一次他來家裡爭搶一個紅色的行李箱,拖着就往外跑,周瓊跟在身後邊罵邊追。
「之前說他,不能打人,夫妻間吵架正常,但打人就是違法的。後來也勸他,好聚好散,離婚、好好商量孩子怎麼帶。」伍軍說,他察覺到危險,開始報警。
至少有三次,伍琴見到徐林來了,打電話給附近派出所的民警。民警來過最久的一次,待了十多分鐘,勸倆人和和氣氣地說話。由於沒有實質性衝突和傷害,社區民警只能調解,並未正式立案。
這些年來,伍軍記得,徐林寫給女兒的保證書原本有三份。除了保留下的這一張紙,之前兩張被徐林偷偷拿回去撕掉了,沒能成為家暴的證據。
因為長期處在精神緊張的狀態,伍琴患上了胃潰瘍。在老家的婚姻時期,伍琴曾告訴媽媽,不想活了。「說出門看到河,甚至想跳下去。我害怕得睡覺不敢關手機,每天都和她打電話確認安全。」周瓊回憶道。
失敗的逃離
離開並沒有想象容易。
2023年2月,伍琴向重慶市開州區人民法院提起的離婚請求被駁回。她在離婚起訴書中表達了對這段婚姻的失望:徐林多次實施家庭暴力,還虐待孩子,無故騷擾其父母。
徐林否認。他稱,雙方感情一直很好,夫妻關係沒有破裂,伍琴所說的是編造和虛假內容,提出離婚也是一時衝動,年輕夫妻之間偶有摩擦爭吵屬正常現象,他堅決不同意離婚。
當時為伍琴代理離婚案件的律師伍分泉記得,伍琴要離婚的態度很堅決。但是男方態度反覆,「一會兒說願意離婚,過會兒又說不願意,變去變來的。他真實的想法在法庭上表達出來,是不願意離婚。」
伍琴提交給法庭的家暴證據不多:下巴流血的自拍,房間地板上的血跡,以及一段她說是徐林掐兒子脖子的視頻——是2022年夏天雙方分開生活期間,徐林發給她的。
這段只有9秒的視頻中,兒子的脖子被一雙手掐住,小孩痛苦到緊閉雙眼,兩隻小手試圖扒開脖子上的手,他只有3歲,被緊壓在床上,掙扎嗚咽着,甚至說不出話。
「從證據的完整性角度來看,自拍不能說明是徐林打的,虐待孩子的視頻里只有手沒有徐林的人臉,顯然都不足以被法官所採納和重視。」伍分泉說。
什麼樣的家暴證據才可能讓法官考慮?律師李瑩給出的答案是,「第一,家暴的受害者要達到鑑定的輕傷程度,構成刑事責任標準;第二,需要充足證據,比如能證明是同一個施害者打了多次,還要有全面的報警記錄。」
在對家暴證據的認定上,律師李瑩形容其嚴格程度是,「嚴到我們在實踐中幾乎很難看到被認定。」她提供了一個參考數據,在提供家暴證據的離婚案件中,不到20%能夠被法院認定構成家暴。
在伍分泉接觸的離婚案件中,伍琴的結局是「最極端的」。震驚之餘,他也在思考,即便是伍琴離婚成功,就真的能徹底逃離兇手嗎?
2023年初,離婚請求被駁回之後,他曾告訴伍琴,如果還想離婚,就徹底分居,為第二次提起離婚做好準備。伍琴被殺害前不久,還在諮詢他離婚的一些問題。
伍琴試過很多次逃跑和離開。伍軍和周瓊回憶,過去三年的時間裡,伍琴至少有前後兩次,分別從重慶老家、崑山,逃到過父母家。2022年是最徹底的一次。
那個3月,她簡單捎上衣服和日用品,跨上電瓶車,獨自騎着車從崑山開往上海。出走應急的錢是從爸爸那兒借的。半天騎行,電瓶車的電用光,她在中途住了一晚賓館,充電,第二天下午到達上海。
彼時,上海因疫情還未解封,伍琴被攔在父母租住的小區外,在外漂泊了幾個月。
據周瓊表述,女兒生前說過,她先是到一家職業介紹所,繳納五百塊錢,被介紹到幾十公里遠的地方賣五金,住在一輛廂式貨車裡。廁所在貨車旁邊,吃飯得去超市搶購麵包。
過了幾天,又去了浦東區一個職業介紹所里幫人找工作,拿提成。為了多掙些錢,她瞞着媽媽,去方艙醫院當志願者,一天能賺兩百塊錢,雖然辛苦,但她說「這是自食其力掙的錢」。
2022年5月,伍琴總算結束漂泊,和父母團聚。為了住得寬敞些,也為了躲開徐林,他們搬到同一個小區,也就是現在的住處。
但不到一周時間,徐林還是找了過來。他偷偷地把孩子單獨留在了門口。
周瓊和來串門的鄰居聊完閒天正送人離開,開門就看到外孫在門口,仰着頭看着她。「就像扔一個小狗一樣扔在門口」。周瓊心軟,決定幫女兒負擔起撫養外孫的責任。
2023年5月下旬,伍琴的屍體火化後,還是被安葬在徐林的老家。在她的墓地旁,有青山流水。周瓊對此解釋稱,兩人的老家離得很近,就在一座山的兩側,「伍琴和兇手離婚沒離成,理論上還算那家的人。」
其實,離伍家在上海租出租屋約二十公里的地方,有一個「松江區反家暴庇護中心」,設置在松江區救助管理站內。救助站一共五間房,主要是對城市生活無着的流浪乞討人員進行救助管理。但伍家人並不知道這些地方的存在,對後來律師提及的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也一無所知。
對於25歲的伍琴來說,她的生活中曾短暫出現過希望。
2022年的那個春天,伍琴逃到上海之後,父母記得,女兒曾表達過決心,誰都不要再勸她,她寧願死,也不會回去。這是她決心最大的一次逃離,未曾想也是最後一次。
女孩喜歡看晚霞,那段時間在社交平台上發了很多橘色絢爛的雲彩。在朋友圈裡,她從來沒有抱怨過生活,為數不多的分享是祝父母生日和節日快樂、孩子的點滴進步、自己又新嘗試了哪些美食菜譜、學習英語的打卡記錄等。
姐姐記得,抵達上海後的伍琴曾剪掉及肩長發,留起一頭利落的紅褐色短髮。還發自拍問她,「帥不帥?」
那時,妹妹說,要用新髮型來迎接新生活,從此獨立堅強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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