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粟且不得食」的時代來臨了

中共說「中國式人權」就是「吃飯權」，如今中國人的「吃飯權」也不保

近日，有廣東網友在微信上發文披露：「農村辦宴席必須購買保險。老爸今年年底八十大壽，幾姊妹商量著為他辦個壽宴。正在籌備階段，就接到村里通知，紅白喜事除了提前申請，還要購買保險，每十五桌五百元，三十桌一千元，依次類推，且只管本次宴席期。咱農民容易嗎？」農村人辦宴席，承擔不起到正規酒樓的高額費用，通常是在家辦，四川的說法是鄉廚辦「壩壩宴」。自古以來，農家自己辦桌，統治者不會過問。如今，中共的黑手居然伸到農民餐桌上。過去，常常聽說城市裡異議人士在敏感日期聚餐被國保暴力阻止，這是異議人士享受的特殊待遇。如今，農村人親友鄰里聚餐也要交錢購買「吃飯權」，一個「有粟且不得食」的時代來臨了。

人權律師陳建剛引用清末翻譯家嚴復翻譯的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中的一段話對此事加以評論：「極之而三權者合，既議其法令，又主其施行，又審其所行者與法之離合，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權者聚而集於一人一眾之身，是一人一眾者，無論為貴族，為平民，其治皆真專制，雖有粟且不得食，政治自由云乎哉？」也就是說，三權合一就是專制暴政，專制暴政的結果必然是「有粟且不得食」。

中共常常標榜說，「中國式人權」就是「吃飯權」，中共解決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乃是千秋偉業。江澤民就理直氣壯地在國際社會宣稱：「民主、自由、人權只是一種相對的概念，中國有自己的民主制度，也有自己的人權觀。中國有近十二億人口，其中八千萬人還處於貧困狀態，解決好這個問題就是對世界的一大貢獻。」這是強詞奪理，中國人民向來是自己養活自己，中國人民沒有飯吃的狀況，都是統治者造成的，如毛時代的大饑荒。如果沒有獨裁暴政，中國民眾的餐桌必然更加充盈豐富。

中共當局對農民的「吃飯權」橫加干涉，絕非廣東網友所揭露的個案。中共官媒的正面報道滿坑滿谷。比如，浙江省湖州市官媒報道，當地政府利用數位化手段，開發「農村家宴服務在線」應用，實現場地預訂、廚師預訂、菜品預訂、婚慶預訂等辦宴事項線上集成辦理。為進一步推動農村家宴食品安全監管規範化、精準化、智慧化，湖州還發布浙江省首個《農村家宴一站式服務平台建設與運營規範》，制定《湖州市集體聚餐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湖州市農村家宴從業人員（鄉廚幫工）管理規範》等制度，構建辦宴預訂、備案、審核、監督與評價的全流程監管機制。

又如，廣東省中山市成立農村集體聚餐專職小組（仿效習近平「小組治國」模式），宴席開辦前對各村上報的申報資料進行嚴格審查，包括承辦宴席經營者資質、工作人員健康證件、宴席功能表等，對不符合規定的申請及時退回。

再如，四川省儀隴縣市場監管局探索創新「壩壩宴」監管機制，與鄉鎮食品安全「穿透式」監管有效融入，建立全鏈條在線監管平台，過程管理全追溯，風險管控全鏈條，抓住了農村群體性聚餐安全的「牛鼻子」。工作人員到現場進行服務指導，引導辦宴者減少浪費、厲行節約，還依託智慧在線監管平台，宴席承辦者、舉辦者、村幹部、鄉鎮幹部和市場監管局監管人員五方共同履職盡責，從宴席的申報、審核、檢查、複查、整改進行全方位全鏈條管理，實時跟蹤宴席進展，確保各環節監管責任落實到人。

由此，中共實現了「天網恢恢，密不透風」，「老大哥」對每一個人吃什麼和怎麼吃了如指掌。

干涉民眾飯桌的國家，就是法西斯國家

二零二三年十月十七日，河南省滑縣一戶村民在家辦宴席，來了一群身穿制服的監管人員，氣勢洶洶地聲稱：「農村只要開火聚餐，就要辦食品經營許可證，否則罰款。」看來，農民連「生火權」都要向政府購買。一時間引發網上熱議。有網友評論說，幾百年幾千年來，在農村辦紅白喜事時，都是請有技術的廚師人員幫忙做的，豬是自己養的，蔬菜水果是自己種的，洗菜切菜洗肉等都是鄉里鄉親一起幫忙的，所有食材都很新鮮，哪來所謂的衛生問題？反倒是近年來大中小學校園的學生餐飲屢屢發生嚴重事故，甚至有孩子被毒死，有關部門卻包庇責任人，打壓伸冤的家長。這難道不是「該管的不管，不該管的偏要管」嗎？

在輿論壓力下，「滑縣市場監管」微信公眾號通報稱，他們是接到舉報後，派遣四名執法人員到達現場執法，「在執法過程中，執法人員對政策解讀不規範，引起了群眾誤解。我局已責令該同志作出深刻檢查，並做出停職處理」。政府官員總是能見機行事，推卸責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中共的黑手粗暴干預民眾的餐桌，歷史上找不到先例。這就是皇權專制與現代極權政治的差別。社會學家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一書中指出，歷代王朝的統治尤其是宋以後，行政管理基本上局限在縣一級，縣以下的鄉土社會另有一種勢力或一種文化在起支配作用。縣一級或縣以上，由王朝派官員加以管理；縣以下，鄉紳或者士紳起主導作用。這兩個社會之間有聯繫，但縣以下的社會基本處於「無為」狀態。這就叫「皇權不下縣，縣下皆自治」。然而，中共建政之後，黨權下縣、下鄉、下村，還深深嵌入每一個家庭乃至每一個人的精神世界，如學者楊繼繩所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中國皇權專制的文化土壤上構築了一個金字塔式權力結構。這種制度對社會、對民眾的鉗制比歷代帝王更為嚴密細緻，更為深入廣泛。」由於政治和經濟高度集中，國家所有制實際是官僚所有制。經濟和政治的雙重鉗制，老百姓的個人自由被徹底剝奪。

如果用奧地利裔美籍心理學家賴希的理論來透視和分析今天中國出現的種種怪現狀，如庖丁解牛、迎刃而解。賴希雖未到過中國，也未專門研究過中國，其論述卻切合中國現狀。賴希在受納粹迫害之前，就受德國共產黨打壓，德共將其開除並查禁其著作。所以，賴希是最早洞悉納粹與蘇俄、希特勒與斯大林是一丘之貉的西方學者。他在一九三三年出版的代表作《法西斯主義群眾心理學》，不僅遭到納粹蓋世太保查禁，還遭到蘇俄及若干歐洲國家共產黨嚴厲批判，因為他戳到他們的痛處。《法西斯主義群眾心理學》經受住了歷史的考驗，與漢娜·鄂蘭的《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樣，成為研究現代極權主義的經典。

賴希指出，國家機構發源於「送信人」，傳遞資訊是其最初的、簡單的又必需的職能。隨後，「郵政系統」成了社會的一個「機構」，再逐漸發展出其他功能。再以後，郵政系統委託一個送信人負責「檢查郵件」的任務，這樣一來，郵政的社會管理就擁有了一種凌駕於個人和社會之上的權威主義權力。社會的管理機構就轉型為鎮壓機構。比如，警察局開始禁止私人家庭的無害遊戲，規定一個男子或女子能否在自己的房間單獨會見一位異性，決定他們何時起床、何時睡覺，那麼，它就具有了暴虐的權威主義國家政權的形像，這種國家政權凌駕於社會之上並反對社會。在論述群眾與國家的關係時，賴希的結論是：「國家的義務不僅是鼓勵勞動人民群眾對自由的強烈渴望；它也應該盡一切努力使他們能夠自由。如果它沒有這樣做，如果它壓制了對自由的強烈嚮往，甚至濫用它，阻礙趨向自治的道路，那麼顯而易見，它就是一種法西斯國家。」毫無疑問，今天的中國就是一個法西斯國家。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全文轉自上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