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學王友琴

在美國芝加哥大學任教的王友琴教授曾是我師大女附中同學。

1966年8月5日，我們學校的校長卞仲耘被本校紅衛兵打死，成為文化大革命第一個受難者。這件事情深深觸動了跳了三級後十三歲上高一的天才女生王友琴。

她以半生的精力研究文化大革命，如作序者余英時先生所說，她以一己之力寫了659個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人，是一個拯救記憶的偉大工程。她把受難者篇章集結成書，題為《文革受難者》，在2004年出版。書受到廣泛關注，日本已有譯本。

王友琴出生在一個知識份子家庭，父母都是大學老師。母親是物理老師，父親是工程老師。友琴有兩個妹妹，一個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一個畢業於北京清華大學，學的都是工程。兩個妹妹現在都在美國當教授，其中一個妹妹成為材料方面的頂尖科學家。

文化大革命中，知識青年上山下鄉，1969年，不到17歲的友琴和14歲的大妹妹到了雲南橡膠園。文革後恢復高考，1979年王友琴以全國文科狀元成績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又跳了一級在1982年畢業。

她在大學裡寫有一篇文章「未名湖你聽我說」，發出了她的心聲，奠定了她的人生方向。

1994年，我在澳大利亞悉尼接到她美國斯坦福大學寄來的一封信，她說看到我的書《留在世界的盡頭》，非常感動，還說她在斯坦福大學教書，業餘寫文革，希望和我建立聯繫。

她對於文革的研究被某些人視為眼中釘。有高幹子弟跑到斯坦福大學說要打她。還有人造謠說她拿到好處。她說：「我研究文革，有甚麼好處？我一個拿普通工資的大學教師，我打電話調查，越洋電話那時候一塊美元一分鐘，都是我自己出。我平時生活是非常節省的。」她後來離開斯坦福，到了芝加哥大學。

芝加哥大學是私立大學，不在政府的編制之內，有自己的一套行事方式，登廣告在全美聘請老師。經過層層考核挑選，友琴在眾多的競爭者中被聘任，成為芝加哥大學的資深講師，前幾年從資深講師成為教授。

教書之餘，她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對文革受難者的挖掘追究之中，被昔日的紅衛兵污衊為「刨墳頭」，還污衊她寫的是「好故事不是好歷史」。王友琴再有才，也編不出這659人的真名實姓，以及這659具血淋淋屍體的遭遇受難經過。2006年，我曾寫過一篇文章題為《當代的司馬遷—王友琴》，登在澳洲墨爾本《大洋時報》上。我認為對王友琴所做的功德無量的事情應當大力支持，而不是別有用心否定或雞蛋裡面挑骨頭！

中國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長達十年多，北京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最早打死校長卞仲耘。卞仲耘校長的丈夫王晶垚先生在妻子被打死後的半個多世紀中，一直追查真相，希望捉拿兇手歸案，還妻子一個公道。去年八月，100歲的王晶垚先生生命走到盡頭，他終究沒看到這一天，懷著巨大的悲憤和遺憾離開人間。

師大女附中有大事記記載紅衛兵成立於66年7月31日。8月5日上午，學校文革委員會通知被關押的學校領導：「今天下午組織斗你們！」下午鬥爭會開始，先讓捆綁起來的卞仲耘校長，胡志濤校長，梅樹民教導主任，劉致平副校長，汪玉冰副主任等人在大太陽底下跪在宿舍樓前的水泥台上，有幾個手持棍棒的女生在他們左右，讓他們承認是牛鬼蛇神。汪玉冰副主任憤怒地狂吼：「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讓台下觀望的同學聽了不寒而慄。學校文革委會負責人高三的名人學生黨員宋彬彬恰好站在我的右側，她微笑著自言自語說：「煞煞他們的威風也好！」

第二天早上，校文革委員會另一負責人高三學生劉進在各教室的連線廣播裡宣布，卞仲耘昨天死了，誰都不許往外說！

1993年，梅樹民的妻子告訴採訪的王友琴，8月5日，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用帶釘子的木板打梅樹民，白襯衫的布絲被打進肉里。晚上她用溫水把血痂化開，才把肉里的布絲挑出來。梅樹民就此得了心臟病。梅主任告訴王友琴，10月份，劉婷婷和幾個紅衛兵到他家，繼續喊打，梅樹民又被打了一頓。劉婷婷是師大女附中的學生，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女兒，當時劉少奇還沒有被公開「打倒」。

在學校中，師大女附中紅衛兵除打死校長卞仲耘，還打死了一個名叫關雅琴的十八歲的附近飯館的服務員，她和男朋友一起從街上被抓到師大女附中靠門口的化學實驗室，他們被說成是「流氓」，被捆在化學實驗室的柱子上打。許多人都聽到關雅琴的慘叫聲，後來叫著叫著聲音就沒了。紅衛兵叫來校醫劉醫生。劉醫生翻看關雅琴的眼睛，發現瞳孔放大，已經被活活打死了。

瞳孔放大的事情是我高二的班主任杜夢魚老師告訴王友琴的，被打死的小服務員的名字是王友琴的老師告訴她的。「她叫關雅琴！」

王友琴把這件事寫成文章登在微信公眾平台「熊窩」上，不到一個小時，文章就被拿下來。王友琴非常遺憾，因為假使文章一直登在那裡，會被許多人看到，有認識關雅琴的人就會找來，提供更多的線索。

這個經驗源於北京27中學被紅衛兵打死的初二小女生林永生。王友琴調查文革受難者記下的100個筆記本里，林永生是其中的一個。王友琴寫這個小女生之死的文章登在微信公眾平台上，過了很長時間，被一個認識林永生和她姐姐的人看到，寫信給王友琴，提供了詳細的資料和林永生的照片，讓這個被紅衛兵打死的可愛漂亮的女孩得到記載，得到安息，被人們紀念。

是誰在今天還在繼續阻止對關雅琴的調查一案？是誰去舉報，讓微信上有關雅琴名字的文章一個小時就被拿下？顯然是打人兇手。她們害怕自己的舊罪行被曝光，害怕欠下的又一筆血債被記錄在文革受難者的歷史上！

距離文革已經半個多世紀，當年的兇手已經是老媼，也離見關雅琴等人的日子不遠了，不如趁有生之年，認真懺悔自己的罪惡，公開出來向受害者及家屬道歉，也讓自己恢復已喪的天良。

1966年「紅八月」，始作俑者師大女附中紅衛兵在校中打死卞仲耘校長與十八歲少女關雅琴。1968年，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師大女附中四名老師「自殺」身亡。其中有一名家屬堅決不相信自己的妻子會跳樓自殺。一名工友失蹤。

王友琴的文章《霧霾下的文革歷史》寫出，在她調查過的十所北京的女子中學裡，1966年8月有三名校長和三名教師在他們的學校中被打死。有名字，有時間。文革後官方公布說在北京那個夏天被紅衛兵打死的人數是1,772人。至於全國各地的文革受難者究竟有多少，恐怕永遠洇沒在人造的歷史霧霾中！

王友琴以一己之力對抗被有意無意隱瞞和遺忘的文革暴行，挖出659名受難者的名字與受害經歷，受到有正義感人士的支持與幫助，也受到一些別有用心人的惡意中傷誹謗。與她在20年前見過面的蘇曉康先生，給她的書寫過一篇序。友琴給蘇先生的病妻買過一些禮物，竟被污衊成王友琴想趁虛而入，破壞蘇曉康的家庭。無恥之極！

一個女性，在教書工作之餘，把全部的精力貢獻給了揭露共產主義運動的罪惡，推動了人類的進步，她的工作得到世界有識之士的承認。日本教授已將她的著作翻譯成兩本日文書，並稱她為「孤高之人」。她的業績將會被越來越多的人們所了解，所認識。那段被王友琴揪住不放的歷史提醒中國人：不要讓悲劇重演！

（2021.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