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是段子我們是笑點 笑得多開心，生活就多糟心

因為我的病就是沒感覺

我最近對什麼都沒感覺，一度有點懷疑是不是頻繁的核酸檢測把我的感官系統捅壞了，大腦好像也不太對勁了，明明生活在人類世界，卻經常感受到他們的非人行徑，或許是陰性陽性這兩個詞聽的太多了，明明生活在陽間，卻經常感受到陰冷，甚至對抗疫的大政方針也產生了懷疑，直到想起1949年第一批被勞動改造的妓女們曾經唱過的「千年的冰河開了凍，萬年的枯樹發了青。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了人。」我才幡然醒悟，新社會都能把陰間的鬼變成陽間的人，難道還不能把陽性人變成陰性人嗎？

當然，我們對待陽轉陰這件事是很嚴肅的,不能因為一次檢測結果是陰性就判定為陰性，也不能因為十次檢測結果是陰性就判定為陰性，究竟要幾次我也不知道，大概是科研機密吧，反正見了太多二十幾次核酸檢測結果是陰性的人，依然還要做核酸檢測，大概是這個社會上的兩面人太多了吧。

與我們的嚴肅認真相比，美國人對待新冠病毒的態度簡直是在開玩笑，特別是他們的高級領導幹部。美國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4月7日被查出陽性，僅僅過了四天，4月11日就宣布自己轉陰，更可怕的是她宣布自己4月12日就結束隔離。要知道，這麼短的時間，我們菜都還沒來得及搶，她就結束隔離了，而且還是自己宣布的，沒有通過居委會沒有通過街道，沒有經過衛健委甚至沒有經過民主黨組織部門的同意。

美國的政客對美國人民是如此不負責，要知道，在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普通群眾往往要檢測二十幾次才能通過考驗，因為新冠病毒的隱藏性是很強的，要久經考驗，要久經檢測，即便是幾十年的優秀黨員高級領導幹部，也可能從未對黨和人民忠誠，你佩洛西民主黨的黨性再強對美國人民再忠誠，也得檢測個十次八次吧。令人不解的是，即便美國政府和官員如此對人民不負責，美國駐上海總領館相關人員近日依然做出了「自願撤離」的決定，不知他們是餓了搶不到菜，病了進不了醫院，還是擔心半夜被踹門而入拖進方艙隔離，但眼前這些困難都只是暫時的，他們難道沒有組織學習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的話嗎？「在座的各位能夠在抗擊疫情期間生活在中國，你們就偷着樂吧！」你們樂了沒,我是樂了。

疫情已經使得整個社會哲學化了，處處都是柏拉圖式的哲學家和思想家，他們在街頭的每一個卡點，巷尾的每一個角落，每一個小區門口，每一幢大廈崗前，嚴肅地發問，你是誰？你從哪裡來？你要到哪裡去？而被盤問的人也早已熟悉這些哲思的提問，一遍又一遍重複着答案。

然而回答了無數次我是誰，我們卻越發搞不清楚我是誰了。就像在「人民利益至高無上,不惜一切代價保護人民利益」這句話里，我們時而無價，時而是代價。在「我們理解你們所做的抗疫工作都是為了我們」中，我們既是那個被保護的對象，又是那個被傷害的對象,然而我們依然相信，我們之所以被傷害，是為了更好地被保護，在這些文字陷阱里，我們時而清醒時而糊塗，時而血性時而理性，糊塗時被現實的耳光打醒，清醒時又被揮起的鐵拳嚇得假裝糊塗，血管里流淌的血液只剩下維繫心臟跳動的功能，血性已無，理性成了替代品，就像人到中年，生殖器官也只剩下排尿功能，一身尿性。

在我們越來越喜歡用段子表達對生活的感受時，猛然發現生活是段子，那我們則是笑點，我們笑得有多開心，我們生活得就有多糟心。不過值得慶幸的是，雖說我們不清楚自己是誰，但總歸知道自己是人科人屬人種，感覺自己像個人。不像有些人，血管里只有政治屬性在流淌，沒有一點人味兒了，特別是在抗疫大局的作用下，他眼裡只有陽性和陰性，而沒有血性和人性了，九十幾歲癱瘓的老人抬也要抬進方艙，出生二十幾天的孩子抱也要抱進方艙，多危急的病人要麼出不了小區，要麼進不了醫院，越來越多的人因為陽性和陰性，而變得「陰陽相隔」，不是隔離在家，就是隔離在方艙，這些地方即便條件再差，好歹也是在陽間，有些人就真的和他們的親人相隔在另外一個世界了。「陰陽相隔」這個成語，本是說陰間陽間死人活人的事，在抗疫大局之下，用在人世間因陽性陰性被隔離的活人身上，悲愴感陰冷感，一點也沒減弱。

電影《阿甘正傳》有一句經典台詞，「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遠不知道下一塊會是什麼味道。」這就是巧克力里的盲盒。因為有巧克力打底了,那麼盲盒裡基本都是驚喜了,給人帶來驚嚇的是那種純盲盒，你根本不知道裡面是什麼，當你急需一份蔬菜時，打開盲盒卻收穫了一盒連花清瘟膠囊，這是潘多拉藥盒。當你急需一份救命的藥品時，打開盲盒居然收到了一台《眾志成城同心守滬》的文藝聯歡晚會，沒有底線的盲盒屬於流氓盒，估計把病毒都整懵了，我還活着呢怎麼葬禮先給我辦起來了。

上海的晚會終究沒有辦起來，否則對上海人民而言，不僅傷害性很大，侮辱性也極強。此時此刻的上海人民並非不需要精神食糧,他們只是不需要精神病食糧。隨後，崔健老師給全國人民帶來了一場線上演唱會，好評如潮，「你問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上海的方向」，這才是精神食糧。1986年，在北京舉行的國際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會上，崔健首次演唱了《一無所有》，這首歌給了當時迷茫的青年們當頭一棒，敲碎了困住他們的透明玻璃屋，讓他們呼吸到新鮮的空氣，開始重新生長。就像隔離太久的人，突然間解封了一樣。當時高爾泰說，「也許崔健及其搖滾樂，是中國目前唯一可以勝任啟蒙的藝術形式了。中國需要啟蒙。」從此唱歌的不再只是唱歌的，他們成了時代的文化現象和流行符號。

三十六年後的今天，在疫情瀰漫許久的今天，人們依然需要崔健而且無可替代。老崔唱的《假行僧》簡直是道出了上海人民的心聲，「我要從南走到北，還要從白走到黑」,封閉在家太久，人們需要出來走走，只是疫情期間，能從南走到北的，也只有國家領導了。當然，大部分人已經配不上老崔了，無論從勇氣還是認知層面，人們都太理性和疲軟了,他們得了一種病，這種病叫沒感覺,治療方式是逃出醫院，光着膀子，迎着風雪，在雪地上撒點野。老崔的很多歌放在今天唱，依然火光沖天，他像個老中醫，寫的詞曲都很貼合時代的脈搏，為時代治病救人，只可惜時代已經病入膏肓。看着剛過完六十歲生日的老崔，依然馬不停蹄地在為這個社會輸入血性和乳汁，挺心疼的，給營養不良的年輕人們再哺一次乳，給鏽死的中年人們再上一次潤滑油，然後崔健就真的要開始滄桑了。老崔再搖滾，可面對的也是一幫社會主義下的蛋，更何況，只能坐着聽的搖滾，和有備案號的搖滾演唱會，終究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搖滾，播下龍種，收穫跳蚤。

喜歡崔健歌曲的中年男子都壞不到哪去，萬達集團的王健林很喜歡唱崔健的歌，《一無所有》和《假行僧》他都公開唱過。王思聰曾在一檔節目中這樣回憶老王,「我爸一直很忙，但是在我去英國留學的那天，他去機場送我了，還說了讓我終生難忘的四個字——振興中華。」所以在我眼裡，老王和小王都是為中華之崛起而做房地產和懟人的人，老王曾這樣評價過小王，「很聰明，事業還不錯，喜歡評價別人這點不太好。」我倒覺得這恰恰是王思聰的閃光點。

前幾天王思聰大戰連花清瘟膠囊，4月14日他微博轉發視頻《世衛組織推薦連花清瘟,誰告訴你的？》，並建議「證監會應嚴查以嶺藥業」。該則視頻消息質疑世界衛生組織推薦過連花清瘟膠囊，並表示河北以嶺醫院院長賈振華在《植物醫學》發表連花清瘟防疫論文時，隱瞞了自己是吳以嶺的女婿，以及以嶺藥業對其項目提供資金支持的事。這些事我們都見怪不怪了，也早就沒有感覺了，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過去了，只是，這飽受爭議的連花清瘟膠囊被當作了治療新冠的主要藥物。抗疫大局，一直是官方認定的嚴肅宏大的事情，在這個大局之下，那麼多個體都在不斷犧牲自己的切身利益，透支着自己的生命力，這時卻突然冒出一個連花清瘟膠囊，這就好比萬眾一心眾志成城大家又抵禦住了一次洪水的衝擊，為重新修築大壩贏得了時間，這時你卻派出了一支疑似豆腐渣工程隊來修築大壩……..最後的結果是，這支工程隊沒咋樣，舉報工程隊的王思聰被微博禁言了，能想象出思聰該有多麼憤慨，這時的他需要來一盒連花清瘟膠囊，具有清瘟解毒，宣肺泄熱的功能。

這個社會需要善意，有些時候面對一些無法改變的事情，我們更要善意解讀，比如說上海市民要正確認識並善意解讀政府給你們發放連花清瘟膠囊這件事，或許它只是熱水伴侶呢，本意是讓你們多喝熱水。對待瘟疫這件事，要講究科學，要從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里找辦法，在古代，只要有瘟疫發生，人們採取的都是「取媚神祗」的方法，期望求得神靈的庇佑，早日驅走瘟疫，你拜一拜連花清瘟膠囊或許比吃了它更管用，吃了它也會效果，吃的時候用熱水送服，喝熱水治百病。2011年，憑藉對連花清瘟膠囊的研究,以嶺藥業獲得了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我想，把上面的連花清瘟膠囊替換成熱水，會不會也能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還有一個治病的方法，僅供參考，東漢末年，瘟疫幾乎連年不斷，染疫而亡的人不計其數，張天師卻能治得了這種病，張天師治病的方法是，讓染疫的人，把自己一生所犯的錯誤一條條回憶清楚，親筆記下來寫在紙上，然後扔到水中，同時向神明發誓，不再做那些不好的事，如果再犯錯就終結自己的生命。人們按照此法去做，誠心誠意悔改自己的過錯，果然大家的病都好了，瘟疫消失了。張天師，東漢沛國豐人，今江蘇豐縣人，或許鐵鏈女的錯誤被糾正了人們懺悔了，這瘟疫也就走了，對鐵鏈女這事沒感覺，那麼當下社會的病很難治好。

前幾天網上有一段錄音，大概內容是，一對上海的夫妻按照正常的程序在家實行自我隔離，但是他們卻被誤診成了「陽性」，防疫人員上門，要把他們運到方艙隔離。這對夫妻告訴防疫人員，他們其實陰性，是檢測信息出錯了，他們打電話跟醫院溝通過，並稱有跟醫院溝通確認的錄音。發現錯誤後，他們還申請核酸複測，但多天過去了，也沒人來複測，卻等來了轉運的人員上門。因此這對夫妻要求執行人員出示報告證據，或者讓他們複測一下核酸。可執行人員根本不理會他們，而是一門心思地帶走他們：我們只是在執行命令；我得到的命令就是把你們帶走;你不走我就走執法程序；我們得到的通知你們就是陽性….聽完這段錄音我想起一個蘇聯政治笑話，「半夜有警察敲門，開門後警察說，伊萬，你被捕了。房主說，你弄錯了，伊萬在隔壁。警察說，我只負責抓伊萬，至於誰是伊萬我無所謂。」

這樣的事情每天都會從網上看到一些，看的心裡難受，也很擔心這樣的事情有一天也會落在自己身上，很多人都愛說「時代的一粒塵埃，落在每個人身上都是一座山。」其實一座山倒也還好，怕就怕這個時代正在經歷一場沙塵暴，落在人們身上的是無數座大山。你們總說以大局為重，什麼叫大局，群眾切身利益就是大局,你們也總說要講政治立場,什麼是政治立場，人民利益就是最大的政治立場。在李雪健演的電影《焦裕祿》中有這樣一段對話，焦裕祿對吳縣長說，「…….我們的工作不是做給上邊看的，群眾滿意才是唯一的標準」，「你這話我不能同意，應該說黨滿意，群眾也滿意，這是衡量工作好壞的標準」,「我認為這是一回事,群眾滿意的事,黨會不滿意？反過來說，群眾不滿意的事,黨會滿意？」吳縣長說，「有時候群眾的覺悟比較低，只顧到眼前一時的溫飽，而看不到今後和將來」，焦裕祿說，「眼前的溫飽問題都解決不了，還談什麼今後和將來。」這個對話很貼近現實，很多滿口大局的人，在大局之下隱藏着自己的小，把自己對本職工作的無能懈怠，對群眾的冷漠傷害，對組織的欺瞞糊弄，全都用大局這塊遮羞布蓋上了。

這樣簡單粗暴的幹部最近出現很多，有時候我在想，他們會不會是連花清瘟膠囊吃多了，血性和人性都被當成毒給解了，當成熱給清了，對為人民服務這件事沒熱情沒感覺給清了，對為人民服務這件事沒熱情沒感覺了。是不是可以考慮把那些個粗暴對待群眾，面對群眾疾苦麻木冷漠的人集中起來做一下臨床研究，搞個雙盲實驗，研發個連花雙歸補氣和血膠囊出來，專治對群眾沒感情沒感覺，對群眾利益麻木不仁冷漠無情。

上海畢竟是上海，有那麼多資源，受那麼多矚目，有那麼多人能發聲，會發聲，但依然落得如此境遇，那麼那些小城市的人呢，那些鎮上的人呢，村裡的人呢，他們不僅僅人被隔離，信息也被隔離了。我們知道有這樣的人存在，但我們卻對他們沒有感覺，因為我們的病就是沒有感覺。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小鳥文學，原文已被刪除）